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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全校的反面典型。旷课，作弊，抽烟，打架，门门功课不及格，身边的女孩走马灯似的换。好多家长不许子女跟他有来往。老师也不管他，让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
我们那个学校体罚风气严重，老师唯独不敢对他动手。每次他犯了事，只能把他爹叫来。
他娘身体不好，常年卧床在家。他爹是个满身酒气的工人，到了办公室一言不发，解下皮带就抽。
他用手护着脸，一声不吭，任凭皮带一下下落在手上、身上。他爹还不解气，一脚把他踹在
地上。他翻身爬起来，擦一把鼻血，斜着眼看他爹。
有一天，听人说，不好了，xx和他爹打起来了。等我赶到时，办公室里里外外已是人山
人海。挤进去，见到两人在地上扭作一团。
好不容易把两人分开。他爹气喘吁吁，骂骂咧咧，扬言要回家拿刀捅了这个不肖子。他一脸血污，还是那样冷冷的表情，死盯着他爹。
那时，我们才发现，他的个子已经超过他爹了。从此，我再没在学校见过他爹。
那天我踢完球，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高高的看台上，抽着烟。过了一会，他的头深深埋了下去，开始抽搐。我犹豫了一下，走到他身边。
他抬起头，满脸的泪水。
他说，我娘死了。
我看见他用夹着烟的手捂着嘴，无声地颤抖。我伸出手，放在他的肩头。
好一会，他抹了抹眼睛，对我笑笑说，你走吧。别让班主任看见你和我在一起。
从此，我和他有了微妙的默契。眼神交汇，无言一笑。放学后，他让我抽他的烟，骑他的摩托，看他的《肉蒲团》。他向那帮混混朋友介绍，这是我兄弟。人家读书好，跟我们不一样。
我也知道了许多猛料，比方上个月那场斗殴是谁挑起的；比方高中部某某女生，其实是黑社会老大的女人；比方班上最一本正经、最嫉恶如仇的团支书，去年给他塞过情书。
初中毕业，我离开了小镇。那时日子过得慢。起初几年，还能听到一些他的传闻——如何在镇上称王称霸；如何出面摆平了一场厮斗；如何搞了黑社会老大的女人，被打得死去活来；如何拖着一条伤腿，远走他乡。往后的日子，渐渐没了他的音讯。
过年回家的时候，团支书告诉我，xx死了。
我愣了。怎么会？
唉，他爹后来中风，半身不遂，他回来一边打工，一边照顾他爹。还谈了个女朋友，比我们小一届的师妹。谈了两年，差不多该谈婚论嫁了。
这小子光要钱，不要命。在那个喷漆车间，没日没夜地加班，也不好好吃饭。年底查出胃癌晚期，一个月不到就走了。太惨了，小师妹哭到不行……
我不敢相信，团支书的眼中也有泪光闪烁。
这么彪悍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跟老爹对打，跟老大抢女人，天不怕地不怕。在我们那压抑漫长的青春期，他是一尊邪神。不是说大反派都不容易死吗？不是坏人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吗？
我忘不了那个逃课的午后，他向那帮混混朋友介绍我，一脸骄傲的表情——这是我兄弟。
3。
初七的早晨，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是小豆的妈妈。小豆死了。
几年前我做过一阵临终关怀志愿者，在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癌病房。我们的社团起步不久，所谓临终关怀，主要是陪绝症病人聊聊天，逗逗乐子，找机会鼓励几句。
第一次踏进骨癌病房。四张病床一字排开，几位老人躺着输液或是睡觉发呆，露出的一截手臂像风干的木头。家属低着头坐在床边。空气里弥漫着药水的味道。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种安静叫绝望。
仿佛来到了噩梦里，又像闯进了墓地。
我们懵了，茫然不知所措，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准备好的话题完全不起作用。从病人到家属，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你。随便应付了两句，便把头扭过去。
我们落荒而逃。护士叹了一口气，你们去找小豆吧。
小豆在隔壁病房，正靠着床看一本《读者》。刚见到我们有一点害羞，聊着聊着就热络起来。
小豆很开朗，也很爱笑，笑着笑着主动把鸭舌帽摘下来，给我们看他的光头。
那年他14岁，皮肤很白。他不好意思地说，因为老憋在病房里，晒不到太阳。
小豆家在安徽农村，一年前查出了骨癌，几经辗转来到了六院。做了手术，取出一段骨髓。目前在接受化疗。总共十次，已经做完了八次。
问小豆，化疗疼不疼。他做了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说疼啊，每次化疗结束，麻药一点点退去，疼，撕心裂肺的疼，疼得想死，马上死。可那时连爬到窗口的力气都没有。过了两天，等有了力气，也就不那么疼了，不想死了。
他又笑，仿佛在说别的事，或是别的人。他一笑，旁边的病友也跟着笑。小豆的妈妈别过脸去，把削好的苹果浸在温水里。
我们聊了很久，聊小豆的老家，聊上海的物价，聊大学生活。我们添油加醋地说起大学里的奇闻轶事，小豆的嘴都合不拢了，啊真的假的，啊怎么会这样的。我们说小豆你要快点好起来哦，你肯定会好起来的，以后来上海上大学，还要在上海的大学里谈恋爱。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残忍。然而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我们的职责就是鼓励病人，哪怕是虚妄的鼓励。
临走前，小豆问我要号码，一笔一画地记在了本子上。他说，我好想看看大学的样子。
我花了一礼拜时间，拍遍了上海的大学，还拍了好多校园情侣。当我拿着洗好的照片来到病房，小豆的床已经空了。
护士说，小豆回安徽老家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小豆的消息。我不知道小豆为什么没有做完剩下的两次化疗，他不是一个怕疼的孩子。小豆有我的号码，却从没来过一个电话或是短信。或许，他已经好了吧？
在宇宙中，飘浮着无数黑洞。它们是巨大恒星坍塌的产物。引力之强，连光都无法逃脱，所谓“黑”；吞噬一切物质，所谓“洞”。在黑洞的附近，时空被强大的引力场扭曲，那里，是时间的尽头。
霍金讲过一个故事，bob和alice是两名宇航员，他们接近了一个黑洞。不知为何，alice突然飘向黑洞。bob看到，alice正飞向黑洞的边缘，时间的终点。她的动作越来越慢，最后完全停滞了，她的微笑慢慢凝固、定格，像一张照片。
而alice面临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强大引力的作用下，她感觉自己飞向黑洞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被巨大的引力差撕裂。每一个原子都被撕裂，消失在永恒的黑暗中。
这就是生死悖论。alice死了，可在bob眼中，她永远活着。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终有一天，bob会明白，alice是那么勇敢。她忍受着身体的剧痛，为了在失去知觉前，在被黑暗吞噬前，给心爱的人留下一个微笑。
4。
许先生70岁了，在校方的邀请下重新出山，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量子力学》。
许先生一头白发，总是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朴素干净，夏天则是灰色短袖衬衫。《量子力学》是物理系公认最难的课程，许先生讲课不用投影，不用幻灯，坚持写板书。从普朗克到薛定谔，从海森堡到狄拉克，涉及无数抽象的演绎与推导。先生每次上课都密密麻麻写满四大块黑板，擦掉，再写满。逻辑清晰，一丝不乱。
被问起缘何选择研究量子，许先生笑言，当年他在南开读研究生时，学校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理论”，分配给许先生的任务是批判狄拉克的量子学说。乱世中，这却是一个可以静心读书的难得机会。许先生借“批判”之名，系统钻研了狄拉克的理论，大为叹服，从此与量子结缘，始终不渝。
1970年，“东方红”卫星上天时，先生正下放甘肃农村劳动。身边没有任何资料，硬是从牛顿定律出发，推导出整个力学体系，进而计算出“东方红”的轨道参数。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比较，几乎丝毫不差。先生说，当时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回头想，多少岁月蹉跎，情何以堪。
许先生给我们上课的那个学期，正值“本科教学评估团”前来视察，学校极为重视。系里召开大会，反复教导我们，万一遇上专家私访，该如何作答。此外，为展示我校学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各宿舍摊派一人，每天早上六点钟去体育馆打乒乓。
教务处也不闲着，派出人手在各教学楼蹲守，专抓那些迟到、早退等“学风不正”的学生。抓到就记过，取消奖学金及保研资格。
一时间人心惶惶。那天上午，许先生正上着课，一位教务处的领导，大约是副处长，突然冲进教室，揪住一位正趴着睡觉的学生，要记他的名。
我听见许先生的声音——请你出去。
领导愣了。这不，我给你整顿课堂纪律呢。
那么，请您尊重我的课堂。许先生顿了顿，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希望学生上课睡觉，但我捍卫他们睡觉的权利。
现在，请你出去。
领导脸憋得通红，犹豫了一下，怏怏走了。掌声雷鸣，经久不息。
今天想起这段话，依然抑制不住的热泪。
没错，我就是那个上课睡觉的本科生。从那天起，我没在许先生的课上开过一分钟小差。期末成绩98，是我四年本科的最高分。
我们是许先生教的最后一届学生。一年后，我直升本校研究生，后来又读了博，成为一名高校教师。在我的课上，我坚持不点名。我对每一届学生说着许先生的话——我不希望你们翘课，但我捍卫你们翘课的权利。
2007年4月29日，许先生因病去世。按先生遗愿，丧事从简，谢绝吊唁。噩耗传来，好多老师学生都哭了。
记得有一节课，讲到电子轨道的角动量，先生仿佛在无意中谈及生死——
一个人的死，对宇宙而言，真的不算什么。总质量守恒，总能量守恒，角动量守恒。生命不过是一个熵减到熵增的过程。始于尘土，终于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