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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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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消息刚传到宫里来,我立刻就觉出了情形不对了,因为紫禁城的内城守卫队被国民军缴械,调出了北京城,国民军接替了他们的营地,神武门换上了国民军的岗哨。我在御花园里用望远镜观察景山,看见了那边上上下下都是和守卫队服装不同的士兵们。内务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国民军收下了,没有什么异样态度,但是紫禁城里的人谁也放不下心。陈宝琛和我父亲以前都到过南苑的冯玉祥的营地“慰劳”过,见过这位穿着大兵衣服的将军,都觉得他和别的将军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他们也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了我也没有懂得。但是我们却记得,张勋复辟那次,冯玉祥参加了“讨逆军”,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时地把他调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进紫禁城来的。段祺瑞上台之后,冯玉祥和一些别的将领曾通电要求把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凭着这点经验,我们对这次政变和守卫队的改编有了不祥的预感。接着,又听说监狱里的政治犯都放出来了,又说共产党、“过激党”都出来活动了,庄士敦和陈师傅他们给我的种种关于“过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条是说他们要杀掉每一个贵族,这时发生了作用。我把庄士敦找来,请他到东交民巷给我打听消息,要他设法给我安排逃难的地方。

王公们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订房间去了,但是一听说我要出城,却都认为目前尚无必要。他们的根据还是那一条:有各国公认的优待条件在,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然而,必须发生的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那天上午,大约是九点多钟,我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着水果闲聊天,内务府的大臣们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来。为首的绍英手里拿着一件公文,气喘吁吁地说:

“皇上,皇上……冯玉祥派了军队来了!还有李鸿藻的后人李石曾,说民国要废止优待条件,拿来这个叫,叫签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滚到地上去了。我夺过他手里的公文,看见上面写着:

大总统指令

派鹿锺麟张璧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国务院代行国务总理黄郛……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应按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大总统印,国务院摄行。国务总理黄郛……

老实说,这个新修正条件并没有我原先想象得那么可怕。但是,绍英说了一句话,让我跳了起来,“他们说限三小时内全部搬出去!”

“那怎么办?我的财产呢?太妃呢?”我急得直转,“打电话找庄师傅!”

“电话线断,断,断了!”荣源回答说。

“去人找王爷来!!我早说要出事的!偏不叫我出去,找王爷!找王爷!”

“出不去了,”宝熙说,“外面把上了人。不放人出去了!”

“给我交涉去!”

“!”

这时刚刚是端康太妃去世不多天,宫里只剩下敬懿和荣惠两个太妃,这两位老太太说什么也不肯走。绍英拿这个作理由,去和鹿锺麟商量,结果又延长到下午三点。过了中午,经过交涉,父亲进了宫,朱、陈两师傅也给放了进来,只有庄士敦给挡在外面。

听说“王爷”进来了,我马上走出屋子去迎他,看见他走进了宫门口,我立即叫道:

“王爷,这怎么办哪?”

他听见我的叫声,就像挨了定身法似的,粘在那里了,也不走近前来,也不回答我,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没用的话:

“听,听旨意,听旨意……”

我又急又气,一扭身自己进了屋子。后来,据太监告诉我,他进宫来只做了一件举动,就是听说我在修正条件上签了字,他立刻把自己头上的花翎一把揪下来,连帽子一起摔在地上,嘴里嘟囔着说:“完了!完了!这个也甭要了!”

我回到屋里,绍英哆哆嗦嗦地进来,脸色比刚才更加难看,他说:“鹿锺麟又催啦,说,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

其实,鹿锺麟只带了二十名手枪队,可是他这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首先,是我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东钻西藏,找到了一个躲炮弹的地方,再也不肯出来。我看见王公大臣都吓成这副模样,只好赶快答应鹿的要求,决定先到我父亲的家里去。

这时,国民军已给我准备好汽车,一共五辆,鹿锺麟坐头辆,我坐了第二辆,婉容和文绣、张璧、绍英等人依次上了后面的车。

车到“北府”门口,我下车的时候,鹿锺麟走了过来,这时我才和他见了面。鹿和我握了手,问我:

“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就当个平民。”

“好!”鹿锺麟笑了,说:“那么,我就保护你。”又说,现在既是中华民国,同时又有个皇帝称号是不合理的,你今后应该以公民的身分好好为祖国效力。张璧还说:

“既是个公民,就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将来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也可能被选做大总统呢!”

一听“大总统”三个字,我心里特别不自在。由于我已懂得运用“韬晦”之词了,便说:

“我本来早就想不要那个优待条件,这回把它废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赞成你们的话。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就得到自由了。”

这段话说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都鼓起掌来。

我最后的一句话也并非完全是假话。我确实厌恶王公大臣们对我的限制和阻碍。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

十一、在“北府”里

我内心充满恐惧,走进了国民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我父亲带我进去的屋子。我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这种恐惧和仇恨,从看见国民军代表送来的“大总统令”起,就在我心里燃烧着,进了“北府”,更加炽烈起来。我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

我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我脱离国民军的掌握。这时,我的“股肱”们都不在我的身边,他们奔走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外边的消息全听不见,而我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当前应采取的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我的父亲让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我还要惊慌。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我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地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载洵也不露面了!”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啊!”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我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内务府大臣这时我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他的神经病去了(两个月后才出来),耆龄大概是忙着搬移我的衣物,处理太监、宫女的问题,宝熙是在照顾未出宫的两位太妃(她们还不肯出来),剩下来的绍英,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我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英国公使麻克类、日本公使芳泽等三人已经找到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我的生命财产一定安全。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我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庄士敦在他的著作里曾描写过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我,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三位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我们在荷兰使馆进行了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会见时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我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我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皇帝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我说,“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我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我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的郑孝胥来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至少是从“东京震灾”捐款时起,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就和我的“股肱”们有了交际,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又和日本兵营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我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他们见面后,刚谈了不多的话,就听到了冯军入京的消息,于是双方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我进医院,把我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我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我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冯玉祥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后来,我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我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我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三国公使在“关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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