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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支持突击营，即使我政府要公开面对苏俄强权？”
“正是，”蒋经国毫不犹疑地同样也是脱口而出道：
“借此正论突击营这一国家大事之机会，我也算作自动请缨也好，为民请命也罢，只要我能以国家面目出使这一国际强权争端，我当以中华民族之一份子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就是，就是，我们支持经国先生——”
胡宗南、薛岳等一干大将又握拳一番呐喊起来：“作为军事将领，我们这次也抛开个人恩怨和立场，坚决支持孟遥及其突击营在外蒙古的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
群情激奋，但每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有一个不发话，他们再怎么叫嚷也都是无济于事的。就在这时，老蒋果然适时地将目光定在了何应钦头上，缓缓吐出一串字来：
“你是军事方面的大政方针制定者，你对此有何高见？”
“我——”
众怒难犯，何应钦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但他同样又不肯轻易放弃他手中的那点权利，当然更不肯丢弃他内心那点阴暗的东西。
不过，就在他嗫嚅着支支吾吾之时，白崇禧虎地一声站起身来，直视着何应钦就是怒目而视。而李宗仁则更加干脆。直接扭头望着老蒋毫不讳言地出声道：
“委员长要问的是我们桂系对此事的集体看法吧。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桂系不桂系的说法了。但有一点我可以直接代表他们，关于外蒙古之事，不是哪个个人的事情。不过假若委员长明天要我披挂上阵，到外蒙古再来一个台儿庄大战，我今天就回去整装待发。”
老蒋点点头，沉默半晌，忽然面露微笑对李宗仁颔首道：
“德邻兄言重了，此等先锋之事，怎可让兄再像以往那样冲锋陷阵，岂不真令我党国汗颜哉？兄且安坐。容小辈打探一番也不迟也。”
蒋经国一听，急忙激动地挺胸而立，目光灼灼地望着老蒋。
然而老蒋却是两眼虚虚地飘向窗外，半晌方才幽幽地说了一句：
“你若是有心。倒不妨去探个究竟，就算不能斡旋也能代表我国家之名义给国际一个态度。当然，对你也是一番历练。可惜呀，蒋百里与宋希濂此刻仍羁留海南岛上，突击营对你素来陌生，你如此简单前去多有不妥啊……”
话音落处，蒋鼎文应声站了起来：
“委员长勿忧，若经国先生看得起，鼎文愿随同前往。”
老蒋一脸惊喜地扭过头来，还未开口。戴笠倒先兴奋地叫了一声：
“这个好，这个甚好，我倒把你这个西安行营给忘了。想当年为了突击营那些稀罕物，你倒是与我那兄弟孟遥使了不少心眼，如此也算得颇有旧交了。”
老蒋终于正眼望向了他这个此前一直与他作对的儿子，而且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厉起来：
“既然是外蒙古之事，且牵涉主权、领土等颇多重大现实与历史事项，你不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为国争光，为民族尊严而战。而且不要忘了1924年的那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而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则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秘密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坐视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又对外公开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
老蒋说的不要第二个顾维钧、王正廷。足见这段往事在他心底留下的愤懑与屈辱感有多深。
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的确从来拼得都是彼此的拳头和力量。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羸弱且多病的巨人，块头再大也只能任由别人划下各条道道、框框往进钻。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强横的突击营在前面横冲直撞，老蒋的心底不知有多少狂喜和狂热的万千头绪，岂有不顺水推舟而且还要推波助澜一番的？
可谓最能揣测老蒋内心第一人的陈布雷，当然也就心中有数而稳坐钓鱼台只等下饵垂钓了。不过对于小蒋的“要打就打、要谈则谈”的高论，陈布雷凭着对老蒋的把握还是在心里不由暗自赞叹了一番：
果然龙生龙凤生凤，小蒋出言便直接切中了要害啊。
却说蒋经国秘密前来蒙古基地的请求电文传来，孟遥不觉就是一阵头大如牛，苦笑不已。何也？只因现在他的这块地位尚不明确的地盘上。一位太子党就够他受了，再多一位太子党，岂不更添烦恼。
原来，此前抱定“静静看戏”的延安，那也只是几大伟人做给别人看的表面文章。在确认蒙古战事已不可逆转之际。已在某个农村大地“锻炼”年余的毛岸英，忽然被一支突然而来的秘密小部队给接走了。随后。他便以一身便装出现在了突击营的蒙古基地之中。
当然，这次远行可不像从前他的农村岁月，随同毛岸英而来的不仅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护卫部队，而且早已是一方大员的陈赓，也罕见地离开了他那个重要岗位而一起出现在了蒙古。
老友相见，尤其是对于已具有特殊意义的毛岸英的到访，突击营上下自不敢怠慢。不过由于战事已近，把酒言欢、甚至抵足而眠的情景自然是不可能再现的了。
诸多部队要调遣，诸多新城要重新配属兵力、武器和装备，今天的孟遥，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而且战战兢兢。因为这一次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危机，堪称开国之战，立国之局。胜，理所当然，败，则将彻底被打回原形，退无可退。
所以，孟遥在挤出时间和陈赓、毛岸英见了一面之后，便十万火急地将秦汉、庄沪生二人叫了过来，直接将陈、毛扔给了他们。
好在这些年虽然早已过去，而上海的流浪时光尽管痛苦而不堪回首，但对于庄沪生、秦汉这些曾在一起飘泊、流浪的小伙伴的记忆，却对至今仍处于动荡不定生活的毛岸英而言，可谓是亲上加亲，弥足珍贵。这可比单纯要整日与算得上半个长辈的孟遥干巴巴地待在一起，不知要轻松、快活多少倍，不觉之中便让毛岸英在原本能来突击营的喜悦中，又平添了一些期许。
老实说，从延安开始出发，毛岸英便一直在脑海中回忆着已日渐有些模糊的孟遥形象。遗憾的是，他竟然留下的都是孟遥一脸严肃的模样。
惊疑之余，毛岸英很快就醒悟过来，不觉自己都嫣然失笑。
那时的孟遥，费尽周折寻找他们兄弟二人，可谓是大费周章，甚至动用了青红帮这样的力量。成功寻访到他们之后，又在紧张有余、毫无趣味的秘密收养中等待机会，恶劣的外部环境，又如何让孟遥轻松的起来呢？
现在秦汉、庄沪生他们一来，大家反倒都不由自主地松下一口起来。不过，一帮昔日的小伙伴刚刚开心地聊了几句，毛岸英忽然就笑不出来了。
原来，秦汉这位第一近卫师主官的身份，一下子让他感慨万千中伤感起来。要知道，他现在可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呀……
第585章、铁甲列车遇袭
相比较毛太子，重庆的蒋太子赶到蒙古基地的阵仗可就隆重了许多。。）尽管已是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尽可能低调的安排，但日渐受到老蒋亲近和高看的小蒋同志，还是沿途受到了各个地方大员不同程度且不露痕迹的接待和献媚。
或许与毛太子唯一相同的是，他们身边都各有一位重量级的护驾大将：延安的是陈赓，重庆的是蒋鼎文。
小蒋同志抵达蒙古基地的第一天，听说孟遥仍在靠近贝加尔湖的新城盘桓未回。这种亲临前线的场景，对于已日渐坐大的突击营的今天而言，似乎不太应该出现。因为在来临之前，戴笠已经将几乎所有关于此时此刻的蒙古情报，详尽而悉数地毫无保留给了他。
所以他现在不仅知道靠近前线的三座新城互为犄角，而且坐镇三大新城指挥的，不仅每座城市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