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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 千万人愿意而且可以工作，其中9 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 百万人之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 百万人应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 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
（Manchester Ｓ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率之好处，恐怕比19 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弊窦去掉，则个人主义乃是个人自由之最佳保障，意思是指，在个人主义之下，个人可以行使选择权之范围，要比在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之下，扩大许多。同时，个人主义又是使生活丰富不趋单调之最佳保障，因为生活之所以能够丰富不单调，就从广大的个人选择范围而来；而集权国家之最大损失，也就在丧失了这种多方面的、不单调的生活。
若生活有多方面，则既可维持传统，取法乎古人；又可凭一己想象，自辟途径，增加现在生活之色泽。生活方式既得力于传统、想象、实验三者，自然最易改善。
因为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 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盖设有效需求不足，则不仅资源之浪费，乃公众不能忍受之耻辱，而且假使私人企业家想运用这些资源，亦必遭遇重重失败危机。企业这一种赌博有许多空门，如果赌徒们有这种精力，存着希望，把所有纸牌都玩遍，则赌徒全体之总结果是输的。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财富之增加量，总小于个人正储蓄（positive individual savings）之总数，二者之所以相差；就是因为有人虽然有胆量，有策动力，但运气不特别好，技巧不特别高明，所以亏了本；亏本之数恰等于二者之差数。但若有效需求很充分，则技巧和运气二者，只要中平就够了。
今日之极权国家似乎解决了失业问题，但牺牲了效率与自由。有一点很确定：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而在我看来，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以外，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题作正确分析以后，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
Ⅳ我偶而提到过，这种勤体系也许比旧体系更利于和平。这一点值得更复申述，加以强调。
战争有种种原因，独裁者之流觉得很容易利用人民好勇斗狠之心从事战争；而且从独裁者看来，战争是至少在预期中是如此一件愉快兴奋事情。但是好勇斗狠之心，只能使独裁者容易鼓动群众热情，除此以外，还有经济原因，即人口压力，以及互相争夺市场是。这第二种因素在19 世纪战事中大概处于支配地位，未来还可能如此，故宜在此处一加论列。
我在前一章中指出，如果采取19 世纪下半期之正统办法，对内自由放任，对外实行金本位，则除了互相争夺市场以外，政府实在别无良策可以减轻国内之经济苦痛。因为在该种体系之下，凡可以解决长期的、或时断时续的就业量不足现象之种种办法都不能用；除了一个，那就是改善国际往来帐上之贸易差额。
故经济学家虽然一向颂赞盛行于世的国际体系，认为既可享受国际分工之利，又可调和各国利益，但在这种体系之中实在隐伏着不睦势力。有些政治家相信，假使一个富老之国不注意于争夺市场，则其繁荣即将衰退。这些人倒是有常识，对于事情有正确了解。不过假使各国能用国内政策提供充分就业，又能在人口趋势方面维持均衡，则实在不至于有重大经济力量使得各国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有正当的国际分工以及国际借贷之余地，但是已经没有迫切动机，要竭力向外推销本国商品，或拒绝接受外国商品，当前作此行为之目的，倒不是因为必须要维持收支相抵。
而在故意使收支不相抵，造成有利于己的贸易差额。国际贸易之性质也将与令不同：国际贸易不再是一种挺而走险的办法，因为要维持国内就业量，所以不能不限制进口，竭力向国外推销本国商品。这种办法即使成功，也不过把失业问题转嫁给邻邦，使得邻邦之情形恶化而已。不，国际贸易将不再是这样，而是在互利条件之下，各国自己情愿不加阻挠地把商品与劳役互相交换。
Ⅴ希望这种思想实现，是否只是空想呢？这种思想会不会深入人心，形成社会演变之原动力呢？这种思想所要压制的利益，是否比所要效劳的利益，更明显而强有力呢？
我不想在这里提出答案。至于应当采取何种实际办法才能把这些思想逐渐实施，即使提纲挚领指示，也须另成专书。不过假使这种思想是对的（作者本人必须有此假定，才能着手着作），那未我敢预言，说这种思想在未来不会有多大力量一定是错误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基本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人情人理，很热心要试试。即使撇开此种当代情绪不谈，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25 岁或30 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沦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