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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经验中得来的事实，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故我们只能假定：
现代社会之环境与心理倾向必有若干特征会产生如此结果。于此，我们要发两个问题：第一，何种假想的心理倾向会产生一稳定的体系？第二，根据我们对于当代人性所有的一点通常知识，我们可否说当代社会确有此种心理倾向？
根据以上分析，要解释观察得来的结果便需要下列稳定条件：
（一）当社会于其资本设备上增（减）劳力，故其产量增（减）时，该社会之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如此：由该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得来的乘数虽大于一，但不甚大。
（二）当资本之未来收益或利率改变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必须如此：
新投资量之改变，不能与前者之改变太不成比例；这就是说，若资本之未来收益之改变，或利率之改变，相当温和时，则投资量之改变亦不能太大。
（三）当就业数量改变时，货币工资亦趋于作同方向之改变，但不太不成比例；这就是说，若就业量之改变相当温和时，则货币工资之改变亦不能太大。这与其说是就业量之稳定条件，不如说是物价之稳定条件。
（四）第四个条件倒不是使得经济体系有稳定性，而是使得该经济体系向一个方向变动到相当程度以后，会自己变换其变动方向，向相反方向变动。
这第四个条件是：若每期之投资量较前期增加（或减少），且此种状态已继续一相当时期（若以一年作计算单位，则该时期并不太长），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将开始蒙受不利（或有利）影响。
（一）我们第一个稳定条件是说，乘数虽大于一，但不甚大。这个条件，作为人性之心理特征而论，似乎非常合理。盖当真实所得增加时，现在所需满足之欲望，其压力逐渐减少，而生活费用（维持习惯上的生活程度所需的费用）与所得之差则逐渐增加；若真实所得减少则反是。故就社会上一般人而论：当就业量增加时，当前消费量自然趋于增加，但不若真实所得之全部增量之大；当就业量减少时，当前消费自然趋于减少，但不若真实所得之全部减量之大；而且，不仅一般人如此，政府大致亦复如此，盖在今日之世，当失业人数继续增加时，政府往往不能不举债以救济之。
不论从先验方面，读者是否认为这个心理法则入情入理，但有一点很确定：若此心理法则而不适用，则实际经验必与今日大不相同。盖在后者情形下，则不论投资增量如何微小，有效需求将作累积的增加，一直到达到充分就业为止；反之，当投资减少时，有效需求将作累积的减少，一直到就业人数等于零时为止。但实际经验与此不同，我们并不趋于极端，而在两极端之间。也可能：在某一段范围以内，真有这种不稳定性；假使如此，则该范围一定很狭小，在此范围以外，不论在哪一个方向，我们的心理法则一定适用。
还有一点也很明显：即乘数虽大于一，但在经常情况之下，并不奇大；盖设奇大，则当投资量改变一特定量时，消费量将大量改变（其改变限度，只是充分就业或全无就业）。
（二）有第一个条件，则当投资量之改变相当温和时，消费品之需求也不会有绝大改变。有第二个条件，则当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或利率改变不太大时，投资量也不会有绝大改变；其所以然者，因为要从现有设备上大量扩充产品，大概会引起成本递增。设在开始时，可以用来生产资本资产之资源有大量剩余，则在某一段范围以内，可能很不稳定，但当此剩余之资源大部分已经利用时，则此不稳定性即不再存在。又，若工商界在心理上起剧烈变动，或有划时代的新发明，以致资本资产之未来收益改变甚烈时，则此第二条件，亦能限制由此引起的不稳定性；但在限制向上变动方面，恐怕较之限制向下变动方面，更有效一些。
（三）第三个条件，与我们所经验到的人性相符。上面虽然说过，关于货币工资之斗争，大体上只是要维持一高额相对工资；但当就业人数增加时，一方面因为工人之议价能力增大，他方面因为工资之边际效用减少，工人之财政情况改善，愿意多冒一些险，故货币工资之斗争大概在各业皆会加强。
然而这些动机也有一个限度，工人不会因为就业情况改善而要求货币工资增加许多，也不会因为要避免失业而让货币工资减少许多。
这里又和以上一样：不论从先验方面，这个结论是否入情入理，但根据实际经验，这种心理法则一定存在。盖设不然，则失业工人间之相互竞争一定会使货币工资减少许多，因此使得物价水准极不稳定。不仅如此，恐怕除了充分就业以外，别无稳定的均衡位置；盖货币工资率将无限制降低，一直到货币数量（用工资单位计算）变成非常丰裕，利率因之降低到一种程度，足以恢复充分就业为止。除此以外，别无可以休止之点。①（四）第四个条件倒不是稳定条件，而是为什么经济衰退与经济复兴会接连着此起彼伏。这个条件只是根据一个假定：即资本资产之年龄参差不齐，但寿命都不太长，最后都会不堪再用；故设投资量低于某一最低水准，则即使其他因素没有大量变动，最后资本之边际效率又复提高，投资量又复恢复到超过这个水准，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同样，设投资量一期比一期大，则除非其他因素改变，否则最后资本之边际效率又复降低，以致引起经济衰退，亦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因为有一至三三个稳定条件，故经济复兴与经济衰退之程度已经有了限制；因为有第四个条件，故即使是有限度的经济复兴与经济衰退，只要已经继续了相当时期，而没有其他因素之改变来加干涉，也会自己转换方向，向相反方向变动；以后这同一力量，又把变动方向再转换过来。
这四个条件联合起来，足够解释我们实际经验中之显着特征：就业量以及物价之变动并不趋于两极端，而只是绕着一条中线上下动荡。此中线之位置，固然比充分就业低得相当多，但亦比最低就业量高得相当多；所谓最低就业量者，即若就业人数而低于此水准，生活便将受到威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这不高不低的位置，既然是由“自然”趋势所决定，而且这种“自然”趋势，如果我们不有意设法矫正，大概会继续维持下去，故这个位置是建筑在必然律上的，无法改变的。以上四个条件之一向通行无阻，只是一个实际观察得到的事实，而不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必然原理。
① 各种产物之就业函数，在就业量之有关变动范围以内，也许曲度不同。在现阶段，我们暂时忽略由此所引起的复杂性。参阅以下第二十章。
第五编 货币工资与物价第十九章 货币工资之改变Ⅰ假使我们能够把货币工资改变时所生的影响提前讨论，倒是一件好事。
盖经典学派之所以一向认为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之性质者，就因为假想货币工资有伸缩性；货币工资一有刚性，便把经济体系失调之过推在这刚性身上。
然而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我们自己的理论还没有建立以前，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个问题。货币工资之改变所生之后果相当复杂，在某种情形之下，减低货币工资确能（象经典学派设想的那样）刺激产量。我与经典学派相异之处，主要是分析上的不同，故在读者还没有了解我的方法以前，我不能把这种相异之处说得很透澈。
据我所知，通俗解释实在很简单，没有象我以下所说那样迂回曲折。这个解释只是说：若其他情形不变，则当货币工资率减低时，制成品之价格将减低，故可刺激需求，增加产量与就业量；但产量增加而资本设备不变，则劳力之边际效率减低；当劳力之边际效率与劳工同意接受的货币工资率重复相等时，产量与就业量即不再增加。
这种解释之最粗陋形态，简直等于说：货币工资减低时，需求不受影响。
现在也许还有若干经济学家，认为需求的确不受影响；他们的理由是：总需求乃定于货币数量与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二者之乘积，当货币工资减低时，并没有显着理由，为什么货币数量会减少，或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会减低。他们甚至于会说：若工资减低，则利润必增加。但是我想大部分经济学者会承认，当货币工资减低时，一部分劳工之购买力减低，故总需求的确要受到若干影响；不过他们会指出，在相反方面，有一部分人之货币所得并未减少，此等人之真实需求，将因物价之下降而增大；即使在劳工方面，除非劳力之需求弹性小于一，否则当货币工资减低，就业人数增加时，劳力方面之总需求也会增加。故在新的均衡状态之下，就业人数会比以前增多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极限情形，但是这种情形，事实上不会发生。
对于这种分析，我根本不同意。其实分析二字还欠妥；因为以上所说，虽然很可以代表许多经济学家之想法，但是他们很少把他们所根据的分析方法明详写下。
他们得此论证之途径，大概如下：就一业而论，则该业之产物有一需求表，表示售价与出售量之关系，又有一组供给表，表示产量与生产该量时生产者所要求之价格二者之关系；所以有一组供给表格者，因成本之计算基础，各厂不同。设其他成本不变（除非是由产量改变所引起者），则由此两种表格可得劳力之需求表，表示就业人数与工资水准之关系；该曲线在任何一点之形状。即决定劳力之需求弹性。然后以此概念，不加重大修正，转用之于工业全体，认为根据同样理由，工业全体也有一个劳力之需求表，表示就业人数与工资水淮之关系。至于所谓工资，到底是货币工资或真实工资，对于论证没有关系；盖设为货币工资，则币值之改变固然必须矫正，但此不足以影响论证之要义，因为物价之改变，决不会与货币工资之改变刚成同一比例。
假使以上所说，真是他们论证所据（假使不是，我不知道他们根据什么），则此论证一定是错的。因为要替一业建立需求表，必先假定其他工业之供需表不变，总有效需求之数量不变，故除非把总有效需求不变这个假定也搬过去，否则我们不能把仅仅适用于一业之论证转而用之于工业全体。不过假使真作如此假定，则此论证可谓答非所问。何则？因为固然大家都承认：设货币工资减低，而总有效需求仍与以前相同，则就业人数一定增加；但争执之点，正在：当货币工资减低时，总有效需求（用货币计算）会不会仍与前相同？或至少总有效需求（用货币计算）之减少，并不与货币工资之减低完全成比例（即若用工资单位作衡量标准，总有效需求较前增加）？假使我们不允许经典学派用类比方法，把仅仅适用于一业之结论推广之于工业全体，则该学派即完全不能回答：当货币工资减低时，就业人数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该学派没有一种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处理这个问题。据我看来，皮古教授之《失业论》，已经尽了经典学派之能事，但结果该书恰成了一个显例，说明经典学派对于何者决定实际总就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