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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因为未来发展极度不确定，故消费倾向大受影响，这种反常状态，亦应归入本类。
（五）财政政策之改变如果个人之储蓄动机，确受其对未来收益所作预期之影响，则影响个人之储蓄者，除利率以外，还有政府之财政政策。所得税（尤其是歧视“不劳而获”之所得者）、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等，都和利率一样，与储蓄有关。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之可能变动范围，至少要比利率大。如果政府故意用财政政策，作为平均所得分配之工具，则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之影响自然更大。②设政府从平常赋税中，用偿债基金（sinkingfund）法偿付国债，则其对于总消费倾向之影响亦必须顾及。盖政府之偿债基金，乃集体储蓄之一种；故在一特定情况中，大量的偿债基全必定减少消费倾向。因为这个理由，故设政府从借债政策改为提出偿债基金政策（或从后者改前者），则影响所及，将使有效需求剧烈缩减（或显着增加）。
（六）个人对其未来所得之多寡，忽改变其预期为完备起见，我们必须提及这个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对于个人之消费倾向，固然许有重大影响，但从社会全体而论，大概是互相抵消。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因素太不确定，故不会有多大影响。
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一特定情况之下，设我们取消工资单位（以货币计算）之改变，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利率与财政政策之重大更动，固然皆可改变消费倾向，但除此以外，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情形下，大概不至于有多大重要性。
设一般经济情况不变，则消费开支（以工资单位计算）主要是决定于产量与就业量，因为这个理由，故可以用一个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总括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固然可以改变（这点不能忘记），但在通常情形之下，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
Ⅲ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是决定于总所得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消费倾向本身之改变可以看作是次要② 同上书，第125 页。
的；如果承认这点，然则此函数之正常形状为何？
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这就是说，设以CW 代表消费量，YW 代表所得（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则△CW 与△YW 同号，但小于△YW，换句话说，dCdYWW是正数，但小于一。
设我们所研究者为短时期，例如就业量之循环性变动，则因在短期以内，人类习惯以别于比较永久的心理倾向尚没有充分时间，与客观环境之改变互相适应，故以上所述法则尤其适用。个人往往先维持其习惯的生活标准，然后再以其实际所得与为维持该标准所需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消费开支随所得之改变而调整，但在短时期以内，调整程度不会臻于完美，故所得增时，储蓄亦增，所得减时，储蓄亦减；储蓄之增减程度，初大后小。
除了所得水准之短期变动以外，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一般而论，所得之绝对量愈大，则所得与消费间之罅隙（gap）亦愈大。盖满足个人及其家属之目前基本需要，乃第一要着，等到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程度，行有余力，才积聚资本。故一般而论，设真实所得增加，则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proportion）增加。但不论储蓄所占成数是否增大，任何现代社会大概都适用下述基本心理法则：当一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故储蓄之绝对量增大除非同时在其他因素方面，有异常重大之变发生。我们以后可以知道，①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有此基本法则之存在。换句话说，当就业量亦即总所得增加时，毋须把所有就业增量，都用来满足消费增量。
反之，当所得因就业量之减低而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甚大时，则不仅若干个人或若干机关， 可以用其在境况较佳时所积聚下来的后备金（financialreserves）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所得，即政府亦能如此；因为政府也可以有意无意造成超支（budgetarydeficit），或用举债筹款救济失业。故当就业量降至一低水准时，或由于个人之习惯性行为，或由于政府采取行动，总消费量之减低，不若真实所得之减低之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的均衡位置，在相当温和的变动范围以内，即可达到。否则就业与所得之降低，一经发动，便将继续降低到极端程度。
这个简单原则又可达到以前结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盖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之增加，将小于总供给价格之增加，故除非投资增加，补足这个罐隙，否则增加就业量将无利可图。
Ⅳ有一件事实，我们切不可低估其重要性，即：就业量固然是预期消费与预期投资之函数，但设其他情形不变，消费量却是净所得之函数，亦即净投资之函数（因为净所得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设在计算净所得时，① 参阅下第十四章。
准备基金（financial provision）提得愈多，则一特定投资量对于消费之有利影响愈小，亦即对于就业量之有利影响愈小。
设此全部准备基金（或补充成本），事实上确在目前用之于维持现有资本设备，则此点不致被人忽略。但设所提基金超过当前实际维持费，则此种行为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往往未为人充分了解。盖此超过部分，既不直接引起当前投资，又未能用之于当前消费，故此超数必须由新投资抵补；但新投资之需求，与当前旧设备之耗损，几乎毫无关系，而准备基金乃为后者而设，结果是：新投资之可以用于产生当前所得者为之减少，故设欲维持一特定就业量，则新投资之需求必须加强。以上所论，亦适用于使用者成本中之耗损，只要该耗损在实际上并未弥补。
设有一屋，在未拆毁或放弃以前，继续可用。房主于每年租金中，提出一笔款项作为折旧基金，但既不用之于修缮房屋上，又不视之为净所得作消费之用；则此种基金，不论是属于U 或V，在此房屋之整个寿命中，总是对于就业不利；但在此房屋需要重建时，则前愆尽赎。
在静态经济体系中，这些都不值得提。因为在静态经济体系之内，每年旧屋之折旧，恰等于该年新屋之建置费；旧屋寿终之速度，恰与新屋添建之速度相等。但在非静态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对长寿资产之投资狂热刚过之后这段时期内，这些因素可以非常严重，盖在此种情形之下，雇主对其现有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而此种设备，虽随时间之消逝而有所损失，但以其全部基金用之于修理补充之日，则尚未到临，故有一极大部分之新投资为此基金所吸收，于是所得只能甚低，以与总净投资相适应，而不能提高。故在旧设备需要重置（提出折旧基金之目的即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折旧基金这一项，便将消费能力从消费者手中夺去；换句话说，折旧基金减少当前有效需求，只有在旧设备真正需要重置之年，方才增加有效需求。除此以外， 如果再加上所谓“ 财政稳健政策”
（financialprudence），即提出之折旧基金远超过该设备之实际折旧率，则累积影响可以非常严重。
以美国为例。在1929 时，由于过去五年中资本之急剧扩张，故偿债基金及折旧基金皆甚大，而设备则并不需要重置，于是极大部分之新投资，皆为此种基金所吸收；当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新的投资，为一个富裕社会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所愿意提供的新储蓄谋求出路。仅仅这一个因素，也许就可以引起不景气。而在不景气时期，还有许多大公司，只要力之所及，仍实行财政稳健政策；这也给与早日复兴一个严重障碍。
又以今日（1935）英国情形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以及其他新投资，使今日所有偿债基金远超过当前实际所需修理费与重置费。设从事投资者为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则因拘泥于所谓“健全”财政（Ｓoundfinance）原则，往往于重置之日尚未到临以前，即将原来成本全部提清，故此种情形更为加强。结果是：即使私人愿意以其全部净所得完全用之于消费，但是因为同时在另一方面，此等官方或半官方机关正在依法提出大量偿债基金（不论有无新投资与之相应），故充分就业极难恢复。地方当局每年所提出的偿债基金，我想是①超过其每年投资支出之半数。①不知当卫生部（Minlstry of Health）① 财政政策对于财宫增加到底有什么影响，许多人不免有重大误解；但在未达到第四编利率论之前，我们不能对此点作充分讨论。
坚持地方当局必须呆板的提出偿债基金时，是否知道此种政策会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设建筑协会（BuildingSocieties）垫款于个人，助其建筑房屋，则房主因想在房屋尚未到不堪再用地步，即将债务清偿，故储蓄量常较平常为多。不过，这个因素之所以减少消费，大概是因为它直接减少消费倾向，而不是因为它减少净所得。举几个实际数字，建筑协会垫款偿还数，在1925为24，000，000 镑，至1933 增为68，000，ooo 镑；而1933 之新垫款则为103，000，000 镑。今日垫款偿还数想来更大。
由产量统计能够得到的，是投资而不是净投资，这件事实，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所着《国民所得1924…1931》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他又指出：折旧等项，经常在投资值中占极大成数。例如他估计1928年至1931 年大不列颠之投资与净投资如下①（但他所谓毛投资，也许包括一部分使用者成本，故较我所谓投资大；又他所谓净投资与我所谓净投资，到底相应到什么程度，亦不明白）：
年 份毛 投 资（单位：百万镑）旧资本之折旧净 投 资1928 791 433 3581929 731 435 2961930 620 437 1831931 482 439 43库兹涅茨（Kuznets）先生计算美国1919 年至1933 年之毛资本形成（grosscapital formation）（调即我所谓投资）时，亦得到类似结论。从产量统计中能够得到的，一定只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氏也发现从毛投资变为净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