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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我希望别人也看得懂。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际，尚在其次。
因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为使经济学家以批判态度，重新考虑共若干基本假定起见，我不能不用极度抽象的论据，不能不有许多争辩。我愿意后者可以少一些。但我觉得：我不仅得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得指出我的观点在哪几方面和通行理论不符。我预测：那些与“经典学派理论”已结不解之缘者，或者认为我完全错误，或者认为我一无新见。
谁是谁非，只能让别人来判断。下面争辩部分，目的就在提供若干材料，使别人判断时有所依据。为使各说伊然有别，我自己的争辩不免过于尖锐；假使有这种情形，我得请求原谅。我现在所攻击的理论，我自己也深信了好些年，我想我不至于忽视其优点。
我们所争执的对象，其重要性可称无以复加。不过，如果我的解释是对的，则我必先说服我同行经济学家，然后再及群众。在论争之现阶段，我们只能欢迎群众旁听，听取参加论争之一造，把经济学家之间之意见分歧点明白提出。这种意见分歧，使经济理论在目前几乎丧失了实际重要性；意见分歧一日不去，实际重要性便一日不恢复。
本书与我五年前所出版的《货币论》有什么关系，恐怕我自己比别人要明白些。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之自然演化者，在读者看来，也许会觉得是观点改变，迷离无所适从。这种困难，并不因我改换名词而减轻。名词有非改不可的地方，我将在下文中指出。二书间之关系，可以简述如下：
当我开始写《货币论》时，我还遵循着传统路线，把货币看作是供求通论以外的一种力量。当该书完成时，我已有若干进步，倾向于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论。不过当时先人之见已深，不易摆脱，所以对于产量改变所引起的后果，并没有充分讨论。现在看来，这是该书理论部分（即第三、第四两编）之显着缺点。该书所谓“基本公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在此假定之下，那些公式想指出：“何以会有若干力量，造成利润失衡，使产量非改变不可。至于动态的发展，以别于刹那图，倒反不完全，非常模糊。本书则反是：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至于货币的技术细节，虽然货币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本书却略而不论。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当前经济行为，虽常受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影响，而且看法又常在改变，但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如此一来，我们的分析法与价值论衔接起来了。于是我们达到了一个通论：我们所熟悉的经典学派理论，只是这个通论之一个特例而已。
写这样一本书，作者须自辟途径。事属草创，为使错误不致太多起见，作者极端有赖于他人之批评与讨论。一个人若单独构思太久，即极可笑之事，也会暂时深信不疑。各种社会科学皆然，经济学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往往不能以一己思想，以逻辑的或实验的方法，作决定性的试验。本书得力于卡恩（R。F。Kahn）先生之建议与批评者，较之《货币论》或犹过之，书中有好些处都是根据他的建议而改定的。又本书承罗宾逊（Joan Robinson）夫人，郝特雷（R。G。Hawtrey）先生及哈罗德（R。F。Harrod）先生校阅一过，得益甚多。
书未索引则为剑桥皇家学院奔舒珊一布特（D。H。Ben…susan…Butt）君所编。
本书之作，对于作者是个长时期的挣扎，以求摆脱传统的想法与说法。
设作者努力不虚，则大部分读者读此书时，想必会有同感。书中所含思想，虽然表达方式甚为复杂，实在是异常简单，应当人所共知。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下熏陶出来的。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莅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
凯恩斯1935 年12 月13 日出版说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英国着名经济学家，1905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当时主修的是数学和文学。其后的一年间，他继续留在剑桥，师从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此后，他除在剑桥大学执教外，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部门的要职。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以《和约的经济后果》一文抨击了凡尔赛和约中要求德奥战败国赂款等有关条款，一时名声大噪。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他担任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任职于英国财政部，并担任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订者。1944 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接着又出任国际货币基全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对战后经济的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凯恩斯的着作较多，较重要的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1913 年）、《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 年）、《货币改革论》（1923 年）、《货币论》
（1930 年）和《劝说集》（1932 年）等。但凯恩斯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着作，则是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
本世纪30 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传统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凯恩斯早年曾受马歇尔和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熏陶，赞同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并一直致力于货币理论的研究。这一点从他30 年代以前出版的各部着作中可以看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了长期的经济失调和严重的失业，凯恩斯认为这是经济紧缩导致的。因而他极力攻击恢复俄前的金本位制，认为此举会导致通货紧缩及国内外相对价格的失衡，从而使英国的出口品价格太高，不利于竞争，而这正是英国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张政府采取通货管理政策，通过价格控制（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来调整经济。这时，凯恩斯已开始有点脱离传统经济学的路线。20 年代的失业使他觉得自由经济并非完全能够自我调节，自由放任也不足以带来经济的复兴，但他的这种脱离仍非常有限，其对经济的分析及其政策主张仍是以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不过，面临长期的失业现象，他主张增加公共工程开支，以此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冒出“凯恩斯革命”的火花。
1929…1933 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最持久、最广泛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传统的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的”对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凯恩斯为了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病症、寻求摆脱危机的措施，潜心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于1936 年发表了《通论》，此书问世根本动摇了传统经济理论，引起了经济理论上的一场革命。《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学说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他指出，以往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说，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他自称他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
凯恩斯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
他指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通论》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并把它与斯密的《国富论》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三本同样伟大的着作。此后，凯思斯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也纷纷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并将凯恩斯的理论及建议作为制订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60 年代末以前，通过其追随着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理论已基本上被西方经济学界着成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词。所以，某些经济学家将从《通论》出版开始直到60 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凯恩斯时代”。
然而，自《通论》出版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论》一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一直在进行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地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学派（曾被称为理往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思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缺乏微观基础，不能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保持一致。在实践上无法解释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现象，在滞胀面前束手无策，因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凯恩斯主义，80 年代形成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基础，并重新表述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