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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第四章 访道（5）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4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箐、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废止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23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10000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3000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500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
问：在近几十年里，道教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很多个世纪以前，中国道教分裂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是北方的主要宗派，正一派在南方更为盛行。正一派是一个在家宗派，其中心是如四川、上海和江西龙虎山这样的地方，也被称为天师道。成员们可以结婚，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他们住在家里。全真派则完全与俗世隔离开来。它的成员住在道观里。我们属于全真派。像我刚才所说的，全真派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正一派更为流行。这是最大的变化。
问：哪一派控制着道协？
任：哪一派也没有。协会里两派的人都有。同时既有在家信徒，也有道士、道姑。它不拒绝哪一派，也不着重强调哪一派，也不干预任何一派。协会不干预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修行。（通过对中国道协出版物的匆匆一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协的高级官员和会长们大部分是全真派的出家人）。
问：如果一个人想跟某位特定的道教师父学习，师父和弟子本人就能决定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得到协会的许可？
任：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会不能干预。（根据我们与之攀谈的其他道士的说法，地方道协决定弟子们可以在哪里学习，以及道士和道姑们可以住在哪些道观里。）
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家还感兴趣吗？
任：感兴趣。目前住在这里的50位道士中，有20多位是30岁以下的。（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提到，尽管省内各道观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缺乏，可是政府仍然不让想出家的年轻人在道观里待得太久，除非他们先迁好户口，而迁户口的过程总是很困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束缚，使道观很难吸引到年轻的道教徒。）
问：你给人上过课吗？
任：是的，有时候。但是现在没有太多人对道教感兴趣。（任道长的报导中称，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楼观台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问：你在向现在的人弘道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任：我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找到真正相信道教的人。道教教导我们要清心寡欲，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愿意清心寡欲或者习静的人，在现在这个年头，真是太少了。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现在人们学道要慢得多了。他们的心不再单纯。他们太复杂了。
问：据我所知，道教很多高深的教导都是秘密的，而且只传给有限的几个弟子。这是真的吗？
任：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道教师父收了一个徒弟，在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传授给徒弟以前，可能会考验他几十年。而很少有徒弟有那种毅力。
问：中国现在有宗教自由吗？
任：有。我们想怎么修行，就可以怎么修行。我们可以在山里修行，也可以在城市里修行。在道观里，在家里，都可以。
问：有没有道教徒自己在这些大山里修行？
任：有。还是有一些人的，只是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他们的很多茅篷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掉了。几年前，住在这附近的一位隐士，在96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两年前，另一位隐士在140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我还知道有几个人住在太白山的山脚下，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看见过他们。
问：你曾经隐居过吗？
任：是的。但是不到三年。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所有的道教徒迟早都要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好集中精力修行。为了修行，你不得不找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静心。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就可以住在任何地方，甚至住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
问：我注意到很多诸如楼观台这样的宗教中心已经开始吸引旅游者了。这会影响你们的修行吗？
任：是的。这里不再那么安静了。修行要困难得多了。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得不利用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支撑方式来修复道观，培养新的出家人。
第四章 访道（6）
问：道教修行的目标是什么？
任：人的本性与天的本性是一致的。天生万物，而万物都朝不同的方向运化。但是迟早它们会回归于同一个地方。这个宇宙的目标，它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无”的意思就是回归。无是道之体。不仅人，动植物和一切生物都是这个“无”之体的一部分，都是由这个“无”之体所构成的。一切事物与“无”都是一体的。宇宙间再没有第二个东西。实证这一点，不仅是道教的目标，也是佛教的目标。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不追名逐利的原因。他们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
问：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任：这个事情是分阶段的。成功有多种层次，达到目标是很难的。但是一旦你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你就要不停地走，一步一步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但目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成仙，回归道之体。只要你修行，最终一定会成功。在佛教里，觉悟是主要目标；在道教里，觉悟是次要的。觉悟后你还要继续修行，直到你逐渐地、非常自然地与道融为一体。如果你此生没有成功，那么你下一辈子还有机会。但是不修行的人就没有机会，他们的生命就此终结了。道教修行就是要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临终时它会从肉体中分离出来。你可以参观一下老子墓。他成仙的时候，把自己的骨骸留在了那里。我们的目标与他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与道融为一体。
问：一定要出家吗？
任：重要的是要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出家。如果你不持戒，出家没有任何好处。持戒很重要。但是任何人，只要他过着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修行的基础。戒律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自己不作要求，修行就会一无所获。
问：现在修行的方式有变化吗？
任：没有，现在的修行方式与老子时候的一样。人没有变，道也没有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修定方式，我们的养生方式，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