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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胜家是侍奉过织田信秀的老臣，也是织田家中第一猛将。织田信长上洛后，他曾受命镇守要隘长光寺城，结果遭到六角义贤煽动江南国人一揆将城攻破，只余本丸。一揆切断了本丸的水源，使守兵陷入苦境，随即六角氏家老平井甚助以谈判为名入内查看。此计被柴田胜家识破，谈判中，甚助起身如厕，请求舀水来洗手，胜家的侍从就捧过来一大盆水，等对方洗完手后，又把残余的水全部泼入庭院。甚助出城后向六角义贤禀报说：“城中存水尚足，最宜长久围困，不能硬攻。”
然而事实上，此时本丸食水已将告罄，于是柴田胜家将士兵们全都集合在庭院里，把最后三瓶水摆放在他们面前。胜家大声鼓舞士气：“明日我们就将杀出城去打败敌人，现在大家把这最后三瓶水喝掉吧！”一人一口水，竟然还有剩余，胜家毫不吝惜地拔出刀来，将水瓶劈碎，残水渗入泥地——这是“破釜沉舟”之计。第二天一早，柴田胜家率领已抱必死决心的部下突然杀出，一揆猝不及防，很快全面崩溃。经此一战后，柴田胜家遂被冠以“破瓶之柴田”的雅号。
而丹羽长秀，曾是与柴田胜家齐起并坐的织田氏家老。丹羽氏本是尾张守护斯波氏的家臣，后来因为同僚织田信秀势力膨胀而降格成为信秀的家臣。丹羽五郎左卫门长秀从成年起就担任织田信长的侍卫，性格严谨诚实，因此逐渐被提拔为大将。据说长秀长时间负责内政、外交和调略等事务，人称“米之五郎左”。
泷川久助一益并非织田家的谱代家臣，他本出于甲贺忍者世家，精通兵法，并擅长使用铁砲。不过其人很早就出仕于织田信长，屡建功勋，得到重用。池田恒兴（胜入）则是织田信长的奶兄弟，是近年来开始一路蹿升的新星。
五位重臣在织田氏家督人选问题上分为两派，争闹不休。因为织田信孝担任总大将击败了明智光秀，因此柴田胜家主张拥立信孝为主，他以为素来与其不合的羽柴秀吉定会抬出织田信雄这尊泥菩萨来捣乱，没想到秀吉却提出以织田信忠之子、年幼的三法师担任织田氏一门总领。秀吉的理由是：织田氏家督本就是信忠的，固然可以兄死弟继，但信雄、信孝都已出继别家（北畠氏和神户氏），和他自己的养子织田（羽柴）秀胜一样都不能再拥有继承权，故此理当父死子继。
由于羽柴秀吉预先搞了私下串联，丹羽长秀、池田恒兴等人都认为如果拥立织田信孝，则柴田胜家将成为家中第一人，掌握权势，我们英勇奋战，为主报仇，你都没赶上山崎合战，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还有什么脸面来抢夺胜利果实呢？为此一致支持秀吉。只有泷川一益支持柴田胜家，但他新近丢失了关东大片领地，兵力单薄，说话已经没有分量了。
会议最后决定，由三法师继任织田家督，留居安土残城，织田信雄领有尾张国，织田信孝领有美浓国，织田秀胜领有明智光秀的丹波国，由羽柴秀吉担任三法师的后见。织田家臣们各有升赏，但羽柴秀吉的领地是在畿内，便于操控三法师，而柴田胜家的领地则在北陆，鞭长莫及。为了达成平衡，秀吉答应把自己的旧主城近江长滨让给胜家的养子柴田胜丰，这样胜家利用楔入近江的胜丰势力，对安土和京都也可以朝发夕至了。
这种政治格局当然是相当不稳固的，织田家中即将二分，最终是勇猛的柴田胜家会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还是足智多谋的羽柴秀吉会夺得天下呢？
●羽柴秀吉的奋斗
羽柴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家世不详。如此一位平地蹿起的豪雄，对其出身来源的猜测从来都会走两个极端，或者尊为名门后裔（秀吉自己就编造过天皇私生子的谎言），或者贬为贩夫走卒。按照传统说法，北条早云本是狱吏，斋藤道三卖油郎出身，而羽柴秀吉则是彻底的农民、泥腿子。
传说木下藤吉郎本是尾张乡下的农民，其父当过织田家的足轻，很早就死了，其母改嫁给织田信秀的一名仆佣。据说母亲在怀着藤吉郎的时候，梦见红日入怀，等到生下儿子来，发现相貌独特，好象猴子，就取供奉猴神的日吉神社之名，称其为日吉丸。因为继父子之间不合，日吉丸十多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从尾张到骏河，一路贩针为生，其本钱乃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一贯永乐钱……
其实一贯钱在当时是笔相当不小的数目，能够留下一贯钱的藤吉郎的父亲，绝对不会是农民和足轻，这类传说往往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目前比较合理的推测，木下藤吉郎乃是织田家下级武士木下弥又卫门之子，而其继父则是织田信秀的同朋众筑阿弥——同朋众乃是战国大名家中负责艺能、茶事和杂役的职务。
因为父亲和继父的关系，木下藤吉郎很年轻就开始侍奉织田信长，一开始只是打理家中杂务，因为心思灵巧，又善揣摩上意，因此被信长提拔为侍卫。传说当信长攻打美浓国主斋藤龙兴的时候，想在长良川畔的墨俣地方修建一座城砦作为前线基地，但因为此地距离敌人太近，先后派重臣佐久间信盛和柴田胜家前往，全都铩羽而归。突然，身份低微的木下藤吉郎跳了出来，主动请缨。藤吉郎首先说服了附近的乡下武士集团“川筋众”，利用川筋众蜂须贺正胜、前野长康等人的兵力牵制敌军，然后把木料先在远处整理好，再沿长良川送到墨俣，就地拼搭。就这样，他一夜间完成了一座城砦，被称为“墨俣一夜城”。
墨俣一夜城是否真的存在都还需要打个问号（虽说日本式的小砦子一夜搭成并不困难），更别说是木下藤吉郎的杰作了。其后丹羽长秀招抚西美浓三人众，民间传说也都安在藤吉郎头上，其实藤吉郎当时身份还很低微，就算为此出过力，也不会是主要策谋和出使人员。
木下藤吉郎崭露头角是在织田信长上洛以后，信长任命藤吉郎负责京都的治安，并且监视将军足利义昭，藤吉郎从此改名为羽柴秀吉。其后金崎退兵，羽柴秀吉担任殿后，居功甚伟。由此开始，这个人的身影就开始在历史中鲜明起来，他跟随织田信长南征北战，很多大战中都可看到有他参与的记录。终于，在灭亡浅井氏以后，羽柴秀吉被封与北近江的大片领地，成为一方大名，将主城定在琵琶湖畔的今滨地方，改名为长滨。
天正五年（1577年）十月，也就是在“天下至恶”松永久秀覆灭的同月，羽柴秀吉受命统率大军团进攻中国地方。同时，织田信长还把蛰伏的尼子胜久、山中鹿之介也纵回东中国，要他们复兴尼子家，协助对抗毛利氏。
羽柴秀吉在东中国地方纵横驰骋，屡建奇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三场战役，即“饿杀三木，渴杀鸟取，不用太刀，水淹高松”。天正六年（1578年），羽柴秀吉基本控制了播磨一国，派尼子胜久和山中鹿之介驻守西播磨的要隘上月城，以防毛利大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播磨东部的三木城主别所长治突然倒向毛利氏。四月，毛利军包围了上月城，因为三木城横在织田军的增援道路上，上月孤城很快就陷落了，尼子胜久自杀，山中鹿之介苦战之后，又只好投降——他大概还把希望寄托在被毛利家囚禁的尼子氏末代当主义久，及义久的兄弟伦久、秀久身上吧，后世还有人猜测说他是想寻找机会刺杀吉川元春。但是，曾经接受过他一次投降的元春不会再上当了。天正六年（1578）七月十七日，鹿之介被杀于押往安艺国的途中，尼子家的复兴，彻底成为了一场梦中之梦……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羽柴秀吉也已经派重兵包围了三木城，他和毛利氏猛攻上月城的风格不同，切断了三木城的粮道，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围城战持续了整整两年，其间羽柴秀吉说降周边豪族，尤其是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从而彻底改变了东中国地区的势力对比。直到天正八年（1580年）正月，弹尽粮绝，已经出现人吃人惨况的三木才终于开城投降，城主别所长治也自杀了。
天正九年（1581年），羽柴秀吉攻打因幡国的鸟取城，在动兵以前，他先用高价收购鸟取附近的米粮，导致大军合围以后，鸟取城中存粮已被倒卖一空了，很快就变成了饥饿地狱。就这样，鸟取坚城只守了三个月，镇守此城的毛利方大将吉川经家就被迫切腹，以换取城内军民一条生路。
天正十年（1582年）五月，羽柴秀吉得宇喜多氏之助，攻入备中国，包围了毛利方名将清水宗治守备的高松城。面对汹涌而来的毛利援军，秀吉掘开附近的足守川，水淹高松城，以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羽柴军和毛利军隔水对峙，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本能寺之变的噩耗……
石高制和贯高制
战国时代的领主们计算年贡额度，有两种基本方式，即“石高制”和“贯高制”。前者以粮食为标准，石读作“担”，本是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后来转作容积单位，一石也即一斛，合十斗或一百升或一千合；后者以货币为标准（当时日本国内不铸钱，用的都是中国外流过去的铜钱），一贯即一千文钱，后来“贯”这个概念在日本也转化为重量单位，一贯仍等于一千文，而所谓重量单位的一文，就是指的一枚开元通宝的份量。
在咱们粗略想来，理当是商品经济较发达的近畿地区采取贯高制（因为流通的钱多），而主要的粮食产地则采取石高制（方便征收米粮），然而事实上的情况正好相反。封建大名才没有那样温良谦恭，他们既需要米粮来养活家臣，也需要钱币去购买领地内不出产的各种物资，诸如铁砲、马匹等等，所以农民越是缺什么，他们反而越要收什么。
比如日本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关东平原，小田原北条氏一直采用贯高制，规定相当额度的年贡要用钱币来上缴，至于老百姓怎么搞钱，他们就不管了。此外贯高制还有一种来源，即从守护大名时代起，就经常临时征收“段钱”，即按段（土地面积单位，又称反，一町等于十段）收取土地税，等到庄园制逐渐崩溃，庄园领主征收年贡越来越困难，相反守护大名的段钱来源却日趋稳定，于是就把段钱的征收恒定化，并扩展到领内一切土地上去。因为段钱最初便是以钱币来缴纳的，因此维持传统，逐渐发展成为了贯高制——贯高制对战国大名摧毁残余庄园势力，完善领国一元化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强制征收钱币年贡，甚至强制征收质量好的钱币为年贡，使得农民们不堪重负，纷纷逃亡，因此贯高制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战国大名们又被迫逐渐转向石高制。等到丰臣、德川政权先后统一日本，则石高制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固定下来。后世对于战国大名的领地大小、财政来源，往往用年贡额来推测和计算，一般也都采用石高制。
石高制还分表高和实高两种，所谓表高，是指中央政权检地后所确定的年贡额，而实高是指封建大名所实际能够征收的年贡额。天下统一以后，大名们将主要精力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政开发，领内年贡数日益增加，中央政权却不可能每年都检地核准，所以实高和表高往往差着十万八千里。
打个比方来说，从庆长三年（1598年）到天保三年（1832年）这近两百五十年间，陆奥国的石高增加了七成，出羽国增加了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