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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包起来，搁在门框上，要他满师后开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满师就病故了。大哥死后，母亲把大哥心爱的新棉鞋烧给了大哥。这样的段落也远比直接写一个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鉴于篇幅，我无法更多举例，但我实在惊讶作者是如何悟到这更妙的、更高级的文学手段的。
我和母亲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学豫西方言，在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这些影响竟然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使一个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诞生了。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与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应该说我写《第九个寡妇》和读《老家旧事》有关。豫西大地通过李准夫妇把深厚的民间文化营养输送给了我，使我在创造王葡萄这个角色时不至于捉襟见肘，能够比较宽绰地完成《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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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瘾”君子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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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都得吸毒才能过瘾。“瘾”为何物？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由灵魂至肉体，以至灵肉无间。会过瘾的人对唯物、唯心之辩会付之一笑。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度数，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懒人求助于酒、毒品、赌博、性，来达到这种生命度。其实他们不知道安全又不碍别人事的方法挺多，但这些方法的假象是受罪。巨大的甜头就在那一点儿苦头后面。比如我酷爱长跑，要的是那终极的舒适，但那舒适得穿越几乎是垂死的状态去获取。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谁都说啊呀，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至。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纽约客》上曾有一篇文章，讲到60年代美国艺术家们的生活方式，总结是“他们或许活得不长，但都活得很浓烈”。我在每天的写作中，就是图这份浓烈。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透似的。一连多日不写，就是一连多日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大烟瘾的人。出去旅行，同行的有丈夫，有时还有其他朋友。我的写作让他们都很头疼，一些计划要根据我的时间表转。他们抱怨，问我几天不写死不死得了。我说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投入。练瑜伽功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让它出着你的性子走。半点玩世不恭都不能有，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槃似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
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那么好过。酒是辣的，烟是呛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大起来，便瞧不上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就不过瘾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
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么个秘密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
打坐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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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坐。是为了入定。打坐的人很多，但能否入定，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属于一打坐就入定的幸运者。据说这类幸运者天性中得具有几个不幸的素质：轻信、孤僻、一心无法二用。最后这一点，在我身上很明显，简直要了周围人的命。美国人管这种人叫做“不能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的人”。假如我正专注于某事（烧菜、写作、读书、看电视、做白梦）有人请求我或要求我做件什么事，我会马上应承下来，似事后一点印象也没有。这种人专注起来是非常可怕的，眼都发直。可这恰巧是打坐入定的优势。
我最开始学打坐是因为失眠。据说半小时入定顶上四小时睡眠对人精神的滋养，我想这倒也经济合算。我们家当时住在旧金山城对面一个岛上，二楼的三间卧室中间，有一条走廊，走廊上方，一孔天窗又大又亮，把整个房子照得白白的，跟摩门教庙宇似的。我天天就坐在天窗下打坐。据说第一次就找到感觉的人很少，而我就是一个。我的感觉是有一种“空”，灌顶而来，渐渐把精神里所有淤塞冲了出去。当然，你要引进“空”，首先要停止思考，了断所有念头。当代人停止思考是难的近乎不可能。因为脑子被有意义无意义、片段的、残碎的信息塞得非常满、非常脏，如同当代人的肠胃。美国一个杂志发表了一个统计，说当代人脑子每天处理的信息比莎士比亚时代的人要多一千多倍。这就难怪再也出不了莎士比亚了。创作大作品跟打坐入定有相似之处，那就是精神的单纯、沉潜。一旦坐在那个天窗下，闭上眼睛，我首先追逐一个念头去想。管它什么念头，追到底，直到送走。这大概也是一种辩证法，强行停止念头不如顺遂它。送走了这个念头，“空”就来了。“空”是半透明的白色，自我的脑门灌入，把我变成一口井，越来越深，白色是探入深井的光亮，渐渐变成一根虚虚的光柱。肉体的存在在此时显得有点靠不住，让位给了另一种非实体的存在，或是实体与非实体之间的存在。那一道徐徐输进来的“空”晕染开来，混入血液——为了各种欲望而一次次沸腾的红色液体，再向皮肉、脏器进一步渗入。这是一种佳境，能清晰地感到“空”怎样涤荡漂洗着生命的实体和非实体；一股一股的“空”灌入，污浊淤塞被冲了出去，渐渐地，浊流被稀释了，最后，浊流成了清流。“空”仍然不停地灌入，了不得了！它让你空的没了形状，没了分量——原来你身体里，念头是最重的东西。这时候，你飘飘荡荡，随时要腾空而起。
其实我无法形容那感觉有多妙。它可以延续四个多小时。我从地上站起来，两脚踏云地走到马路上，正看见轮渡船带来的一舱一舱下班的人们。他们步履匆匆，形色仓皇，每一双眼睛后面，都是一个塞了比莎士比亚多一千多倍的信息的脑子。我几乎是个隐形的局外人，以我缓慢而深邃的呼吸和缺乏目的的步伐逆着他们走，或绕着他们走。奇怪呀，他们急什么呢？愁什么呢？激动什么呢？高兴什么呢？无非是急着回家吃晚饭看电视，无非是股票跌了或涨了，无非是情人失而复得或得而复失。一切离我都远得滑稽，一切都让我善意地偷着乐，一切在于此时的我看，都不值得在乎。我在一种无人能进入的自我里，享受无知无畏、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像是昨天在月亮上才出生的一个人。这个时候，我会想，人其实只需要那么少的一点点，就能满足。而满足就是快乐。
当然，我知道四小时之后，被驱去的信息又会回来，夹带着新的信息，来侵扰我。我的脑子又会很快变得很挤、很脏，处处淤塞，跟四小时前我偷着乐过的人们一样，在乎一切。但我毕竟可以有四小时的满不在乎啊。有时候我写作写得忘乎所以，突然发现自己呼吸很深，常常疼痛的背部舒缓了，偶然出局的脑筋也潜在最深处，万一此刻有人打电话来，我会喑哑失语，侥幸答上话，也是不知今昔何年，我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入定般的境界。或许通往那个境界不止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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