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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你的作品跟人家的作品雷同了。我觉得搞漫画创作就要真的进行创作，要有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尽管我二十几岁在上海时，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东西了解不多，但还是想出画大场面漫画这么一个办法来，好和别人的画区别开。这恐怕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吧。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翻译叫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国际时事漫画，他原来的名字叫萨巴久诺夫，我没有见过他。他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做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
3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因为中国的漫画不像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很久的传统，比如说我们的国画有很久的传统，当然也有人说八大山人画的画，也类似漫画的，也有人说《鬼趣图》也有点像漫画，我没有研究过它，但是总的来说，漫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当时大家学外国人画漫画也是一种办法。假如说一种画是专门学外国人的，也可以画得不错，但是它总不能算是中国风格的漫画。比如说张光宇，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画家叫柯勿罗比亚司。但是他学是学，后来还是画出他自己的东西，还是地道的中国民间的风格。还有蔡若虹、陆志庠，都是学乔治格罗斯的，但是后来又都画出了中国民间和自己的风格。还有特伟、米谷，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大卫·罗的画，但是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我后来离开上海到了延安，我在艺术上也渐渐离开了萨巴乔。假如我学萨巴乔学得很像，也不过就是萨巴乔。我当时连签名都学他，后来要摆脱他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可以这样说，学他的画法也学了几年，摆脱他的影响却摆脱了十几年，是在慢慢地摆脱。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外国好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要去模仿，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以上是我在上海时期，也就是1933年到1938年的时间里的基本情况。这期间，上海有许多漫画家、老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1938年，我去了延安。当时我不像张谔、蔡若虹那样是“左翼漫画家”，那时有左翼的漫画，张谔、黄鼎他们都是左翼的漫画家，我就不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大概是“中间偏右”，而不是“中间偏左”。那么后来为什么我在思想上有些变化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教育了我。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在外国的租界里面也不敢直接画讽刺日本人的漫画。大概年龄大一点的同志熟悉，当时有一个叫杜中远的人，他写了一些日本人的事，闹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画反日本人的侵略，这是滑稽的。日本屡次侵犯我们，比如“九·一八事变”“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他们总是在闹事欺负我们，所以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而国民党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政策。我这张画就是画“一二·九运动”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稍微进步了一点，我讨厌国民党。那个时候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军阀”是指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也形成了—个军阀集团，是一个“新军阀”。所以我对军阀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对旧社会有一种厌恶感。后来看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便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那时候我并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但感觉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至少是要抗日的。
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我的漫画生涯（3）
“八·一三”日本侵占上海，上海变成孤岛，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做了亡国奴了。做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1938年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了延安。我在延安待了七年（1938年至1945年），这期间我在画漫画上也犯过错误。比如1942年，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个人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这些漫画作品也不讽刺国民党，也不讽刺日本人，而只是讽刺延安自己队伍的人（我不讲他们俩，我只讲我自己）。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张漫画题目叫《新寓公》，我们在鲁艺的时候，那里生活也比较苦，有的人养点鸡鸭，我就画了漫画；再一张漫画是画延安开会不遵守时间，延安是个农村，是个由农民组成的社会，他们也没有表，哪里知道几点钟开会呢？还有一张是我画的《首长路线》，是讽刺女同志对待婚姻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女同志都爱嫁给大首长，我就画了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其中一个说：“哦！她，一个科长就嫁啦？”这样的画有什么意思呢？这是片面性的，难道不是首长就不要结婚了吗？
这个漫画展当时在延安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漫画。后来毛主席也来看了。他来的时候，正好我在展厅里值班，我就陪着毛主席看。他不断地问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就给他介绍。毛主席看完展览要走时，我说：“请毛主席批评。”因为当时在延安很多戏演完了也不谢幕，出来一个人说，“请大家批评”。所以我也是这么说。毛主席就对我讲了一句话，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什么叫发展不发展呢？我也不好再去问毛主席怎么发展法。
我觉得当时我们漫画展览有三个错误：一是画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第二个就是片面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我们却画什么“一个科长就嫁了？”，你想想看应该不应该呢？虽然毛主席没有批评我们，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画这样的画是不合适的。对这个问题，还是蔡若虹最早觉悟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讲，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在延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还在继续模仿外国人那种漫画的表现方法。在上海时，我们也不会到工农那边去，都是在学生、知识分子这个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到延安了，一个农民的社会，工人很少，知识分子也不多，还有八路军。毛主席说八路军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农民没有看过漫画，因此他们看我学外国人的手法画的漫画就看不懂。当时我们办了个墙报，老百姓看年画津津有味，可是看到我的漫画，头一扭就走了。大家可能有这种体会：你的画，人家有兴趣看，你就高兴；你的画人家看不懂，一点味道也没有，那你就很尴尬。我画出来的画究竟给谁看，人家爱看不爱看，我在延安期间就时常碰到这些问题。
1942年5月，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也听了。当时我也不是一听就懂了，而是经过在延安的七年生活当中，不断地体会，琢磨，思考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他《讲话》的用意，这是我逐渐地慢慢感悟到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月召开的。同年8月，毛主席让当时《解放日报》的舒群同志来找我们，说毛主席想和我们见见面，我们当然很高兴，就去了。在延安枣园毛主席的住所里，主席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主席还对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我的一幅漫画提了一点意见。这幅画很简单，画的是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题目是《1939年所植的树》。我是想表现只种树不养树，树被驴和马啃掉了，这是事实。我就是画1939年植的树，而到1942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毛主席就从这张漫画谈起，他说植树不好可以批评，但是，讽刺不能滥用。毛主席还说，比方说王家坪（王家坪是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要写明王家坪植树不好。你不写明，光画一棵树，那就成了整个延河边上植的树都不好。他还说，“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个别共产党员有贪污腐化的，你不能说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贪污腐化，你应当说在共产党内有一小部分人有这种行为，你应当把他区别开来。许多年来我是想到毛主席讲的这两个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来画漫画的，当然不是说我后来的漫画都没有片面性了，但是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我们漫画作者来讲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还对我讲：“你可以画对比画，好的歌颂，不好的批评。”后来我觉得每次画画都画两张有点太呆板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画。“文革”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不听毛主席的话”。当然毛主席的这句话我没有听，但是我也有听的，这他们就不讲了。
第一部分：漫画的三个阶段我的漫画生涯（4）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讲到中国的文化，是民族的，是科学的，是民主的，是大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正是我漫画中所缺少的。我当时是学萨巴乔的，所以不是民族的东西，农民看不懂。人家不喜欢，那么你还画什么？我自己经常在考虑，我的漫画怎么样能够做到民族化、大众化。大众化必然是民族化的。中国的戏剧、文学、音乐，都是很丰富的。到现在有条件了，还有交响乐，应当说它是民间的，民族的。那么要使中国的漫画怎样更加“民族化”和“大众化”，这成了我后来追求的一个目标。也可以这样讲：几十年来到现在，我一直在这方面追求着。并不是我已经成功了，我总希望我的画有一些民族的东西。那么怎么样才能民族化呢？那时我们在延安连国画都画不了。当时的白报纸就是最好的纸张了，大都是用马兰草纸。马兰草就像兰花那种叶子，那个时候满地都是马兰草，《解放日报》也是用马兰草纸印的，很粗糙的。在那种条件下你怎么画国画呢？画国画起码要用宣纸，所以当时国画在延安没法去画。民族化也不只是个纸张的问题、毛笔的问题。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这个问题是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想到毛主席讲“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才开窍的。这确实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到：首先要从语言上入手。因为农民的语言跟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又不一样，你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讲给农民听，他就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他就在书中运用了很多群众的语言。比如“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等。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性。你把这些语言作为漫画的题目和一种表现的方法，就比你用外国人的画法画漫画好得多。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说到“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群众喜欢什么，乐闻什么，既是大众化的问题，又是民族化的问题。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老百姓语言。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和漫画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酝酿阶段。
1945年，我从延安到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1946年6月到了哈尔滨），一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这就是我的“东北阶段”。那个时期我主要画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题材的漫画。那时报社的印刷条件好了，可以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漫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