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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相对较小的企业——农场、夫妻杂货店、服务站、修理店等等。这类企业业主的平均收入很可能比主要是工资收入者的人的平均收入低。在第二种类型中，不仅包括大农场主和大型企业的所有者，而且更大量的是独立职业者，如医生、牙医、律师、会计等等。
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这些来源在各种收入和财产规模层次上分布的复杂形态正是使人们难以推断一项影响功能分配的变化对于个人分配的效应的屏障，下一节中的两个例子将说明这一点。
两个实例
租金管制 ：从现在来看，一个古老的事例就是租金管制的效应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物价管制，包括对单元住宅租金的管制。从那以后，又取消了租金管制，但仍允许个别城市继续实行租金管制。纽约是唯一一个仍然实行这项管制的大城市。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又有许多地方政府重新实行了租金管制；而且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实行的物价全面冻结以及其后实行的物价管制也将全国性的租金管制包括进去了，直到1974年物价管制结束为止。
一种经常提出的、支持租金管制的论点认为，房东是富人，租户是穷人，因而租金管制是将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方式。就我们的论题来说，且不论如果这一目标实现，此结果是能否证明租金管制的正确性这个规范性问题。这一目标实际上实现了吗？
前一节中的若干事实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些疑问。租金更多地是低收入家庭而非中等或高收入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显然，平均而言，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也是一个过于简单的结论，支付的租金是毛收入，申报所得的租金是净收入，更重要的是，租金收益是源于商业以及住宅财产的，而租金管制主要影响的是住宅财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住宅财产是为公司所有的。支付的租金转化为利息和红利付款，而且在申报的数据中被包括在这些科目而非租金项目下。下面这点并非不可能，即高收入家庭以这种方式间接地得到比低收入家庭更多的租金。
即使从这些推理来看，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关于租金管制的再分配效应，尚不能得出什么令人非常信服的简单概括。迪·盖尔·约翰逊几年前详细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不想争辩说，这里所提供的事实表明了房东比租户穷，但是这些数据肯定并未说明相反的情况——房东的收入比租户高很多。”
石油价格 ：一个较近的例子是1973年初欧佩克卡特尔将石油价格提高3倍的影响。公众对于美国石油政策的讨论充满了关于更高的石油价格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观点——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较高的油价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特别严重。当然，这些观点可当作是老调重弹，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任何有害的变化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总是比对高收入者的影响更为严重。但是，让我们更严肃地考虑一下这一命题，把它看作表达了一种经验上的判断，即：较高价格的效应是，减少了收入最低的家庭中10％或20％或其他百分比的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或消费中的份额，对美国从整体上来看，更高的进口石油价格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这是强加到这个国家头上的“实际代价”，即从美国消费者转移到外国石油资源所有者那里的数额。前面所讨论的那种观点因此就是，作为石油价格提高的一个结果，“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的减少要大于1．5％。
对作为石油的一种产品、即用于私人轿车的汽油来说，情况显然正相反。从对汽车服务的需求弹性肯定高于单位弹性的意义上说，汽车是一种奢侈品。总消费支出中用于汽油的部分会随总支出规模的加大而急剧增加。由于汽油提价而引起的对汽油的额外支出减少了对其他东西的支出，而这又降低了它们的相对价格。平均而言，这些“其他东西”的收入弹性比汽油的收入弹性低，因而对低收入者更重要的东西的价格相对地下降了，从而抵消了汽油涨价对他们的某些不利影响，就石油的这一产品而言，较高的油价显然对低收入家庭有一种相对的有利影响。
对所有其他的石油产品来说，情况就远非那么清楚了。对用于供热的石油产品的支出，其收入弹性就较小并且可能是无弹性的，它们就会在反方向上起作用。用于商业运输工具的汽油价格的提高会影响使用运输服务的产品的相对价格。那些间接地使用较多汽油的产品的价格相对于使用较少汽油的产品价格而言将会上升。在如此受到不同影响的产品的收入弹性方面有什么系统的偏差吗？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要想弄清较高的油价对电力成本的最终影响也是如此。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通过消费项目的成本所发生的影响。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生产资源的价值的影响，汽车工业和其他受到特别有害影响的产业中所使用的资源现在面临着相对需求的降低，煤炭工业和其他提供进口石油直接或间接的替代品的产业中所用的资源则面临着相对需求的上升，这一点会在什么方向上使收入再分配？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完成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这类例子。你会发现，探讨一下其他的事例，如社会保险、累进所得税以及环境控制等措施的再分配效应，是有教益的。
《价格理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第十五章 收人分配分布
传统的分配理论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定密切相关（即与资源的收入分配密切相关），这些资源按其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分类，关于社会个人收入分配的论述甚少，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相应的理论体系。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主要缺陷就是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和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之间的理论桥梁。
起初人们把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看作是个人对市场进行选择的反应；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其价值由最终产品来实现；而下一步则是消费者根据不同技术条件做出的选择，它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就个人的收入分配而论，虽然经过充分的分析，人们还是把它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个人通过市场所作的选择，除非这些选择影响到单位生产要素的价格，人们一般将个人和家庭得到的收入总量的差别看作某种情况的反映：或是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的反映，例如不可避免的机遇、个人天资或遗产的差别，或是统一行为的反映，如税收或津贴的变化。
看来很难从这样两个紧密相关的个人选择中指明其中的明显差别。个人通过市场选择能极大地修正那些对个人收入分配有影响的因素，既包括个人控制之外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被设计以影响收入分配的统一行为。而这些统一行为自身即使不是个人通过市场做出的选择，最初也是来自个人选择的某种表现。
个人选择能以两种很不相同的方式影响收入分配。第一种方式是，货币收入的种种差别可以补偿非金钱的优势或者说可以补偿与取得各种收入有关的不利因素，虽然人们对这一方式的重要性通常有所估价，因而在这里不作进一步探讨，但这一方式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如果令人满意的职业对人们有吸引力且有同样的竞争条件，那么与此相比，不能令人满意的职业必然会获得更高的报酬。如果居民们不打算离开居住地，那么对于同一阶层的人们来说在没有吸引力地区投资的收入高于有吸引力的地区的收入是易于接受的，如此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要求通过货币收入的差别实现实际收入的一致。
个人能够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二种方法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个人满意的可能的收入分配过程中，从不同角度观察，持有不同见解的人可有多种选择。因此，这些人中每个人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其对冒险的偏好。假设两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做同一项选择，一个由对冒险反感的人组成，另一个则是“喜欢”冒险的人。这种对冒险偏好的差别将使人们在有相同选择机会中做出不同选择。这一切将在对资源的不同分配中反映出来（尽管这种反映不是绝对的），这些资源用于创造对个人具有吸引力的冒险活动。例如，保险业将成为前一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彩票则是第二种社会的主要产业；在第一种社会，收入和遗产税均采取较高累进制，在第二种社会则是较低累进制或递减税率制。在这两种社会中，收入分配是不同的，在第一种社会中，收入的不平等比第二种社会趋于减少。由此，人们可以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将某一社会收入不平等视为多种被创造的商品，至少是部分地——或许是大部分——将某一社会收入的不平等视为由社会成员兴趣和偏好决定的审慎选择的反应，而不是“上帝的心意”。
下面的论述高度抽象地说明和探讨个人在多种可选方案之间进行抉择的这种反应，这些可选方案涉及由风险和收入规模决定的个人的分配。从这种探索或讨论的角度出发，我采用预期效用选择理论，即假定，人们仿佛了解与每个选择相联系的可能的收入分配，他们在有风险的方案中选择，并寻求实现某种数量期望价值（所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是收入的函数。因此我认为将效用看作收入的增函数是理所当然的。
孤立的个人
作为最简单的情况，鲁宾逊·克鲁兹与世人隔绝，为避免计量收入的困难，假定他只生产一种产品或价值相等的物品，并假定有一组适用于所有产品的相对“价格”或“价值”，它们可用来表示单一产品的总产出。
鲁宾逊每时每刻都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即以不同方式利用自己的时间和岛上的资源。他可以对可耕作的土地深耕细作，也可以粗放经营，可以使用不同的资本货物辅助这一过程，可以打猎、捕鱼或两者同时进行，此外还有无限种不同方式。假定他采用某种方式并付诸实施，其结果是随时间产生某种收入流量，我们以I（t）来表示，其中I为每单位时间的收入，t指时间。在他采用某方案的时刻，t为to，当t＞to时，I（t）当然是不会精确地为人所知，鲁宾逊所采取方案的实际结果并不仅由他的所作所为决定，而是要考虑这样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如天气，捕鱼时附近地区鱼的数量，播种种子的数量，他的健康状况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假定来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即假定一组未来可能的收入流量，其中每个都与已知的不确定的Po［I（t）」发生关连，且对任何行为过程均有反应。这种不确定的收入流量分配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预期”。
鲁宾逊能在任何时刻to选择的预期显然决定于他本人过去已采取的行动过程。但人们又可依次视其为在更早阶段作出相似选择的结果。所以，如果有必要，可以认为他在我们开始分析他以后生活的任一点上做出单一抉择，比如说他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