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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同意。”
“那么请你指教。”
“通常的确不开这种玩笑。但在整个事件中就没有任何‘通常’可言。好吧，我该去和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打交道了。”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娜斯佳要跑去暗室再翻拍一张阿萨图良的照片，好让米沙·多岑科拿着它去给所有那些当尤尔采夫在“俄罗斯”饭店宴会大厅服毒自杀时在场的人看。
12
每次去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娜斯佳都会留下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在对不幸而又无辜的病人们的怜悯之情中常常交织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残忍和血腥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对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许多病人的病压根儿就不严重，他们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做一次鉴定。而有些病人则完全是装出来的。一些病情严重的病人井没有犯下什么凶狠和恶毒的罪行，他们只是干了一些愚蠢的偷盗和流氓行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劝说自己，她还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每当她穿过大门进入内院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厌恶和怜悯这两种矛盾、截然不同，但却偏偏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给搅碎了。
那个开枪向总检察院的检察官射击并当场被捉的罪犯基里尔·巴扎诺夫现在就在这里。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词，仔细研究了窃取武器那部分供词，但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理出。巴扎诺夫的邻居确实是个警察，他也确实有一把值勤用手枪，但手枪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从未丢失过。邻居另外还有一支正式注册过的枪，但也从未失窃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当警察的邻居也许只注册了两支枪，或许他的枪不止这两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问题在于，邻居事实上除了这两支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枪。再说，即使有，恐怕巴扎诺夫也很难从他家里把枪偷出来。邻居是个经验丰富、警觉性很高的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他非常清楚当家里有小孩时，枪必须收好。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放在壁柜里的。保险柜用的是密码锁，得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难从保险柜里偷出点什么东西。
医生有礼貌地和娜斯佳打了个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鉴定暂时还未做，但是，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根本就谈不上存在所谓的严重精神病发作行为。巴扎诺夫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好的判别力，他完全是清醒的。根据门诊病历，他倒是有一点轻微智障。只是我不大明白，那天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一边翻弄着巴扎诺夫的病历本一边说道。
“他本人怎么说？”
“他说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向他发出了指令。喏，这是对他原话的记录：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应该上前杀了他。”
医生将记录本递给了娜斯佳。
问：他是谁？那个声音告诉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答：他说我应该杀掉那个人。
问：要杀的人是谁？您为什么能够肯定，您所杀的人正是那个声音命令您杀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答：我先是在这条街上走着，后来看到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时，那个声音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他先要伤害你，然后要伤害你的亲人，最后还要伤害全人类。我们要阻止他。瞧，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太阳穴上还有一处胎记——这就是坏人的标志、魔鬼的标志。你拿起枪，向他射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更为了整个人类，你应该这么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也有特别之处。两个前往姆希塔罗夫住所的男人，现在虽然暂时还不能肯定他们是去找谁，但极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罗夫。姆希塔罗夫自杀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后，那两个男人也被杀了。
丽塔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这次与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么可怕和郁闷。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帕维尔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首先，这次别离不会像两年前的那次那么久。他向她保证约一个月后就回到她的身边。其次，他肯定会回来，他不能没有她，因为，他们正热恋着。
“你又要走了？”丽塔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这附近。只是我们不能见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回来。但一旦完成了这件事，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帕维尔故作轻松地笑着，但丽塔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她对他的感觉一向很准，哪怕是一点点的情绪波动，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许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他，也许是因为她有天赋的直觉。
四天过去了，丽塔又陷入了那种习惯了的生活。储蓄银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周有一个周六班。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帕维尔会在某一天的下午回来。因此，每当她上中班时，她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总在想象着她那空荡荡的住所内的电话铃声会骤然响起。而当她上早班时，一到下班，她就会飞奔回家并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只被主人遗弃在车站的可怜而又忠诚的小狗，一天天、一周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辆过往的列车，盼望着主人会从一列火车上下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进了一家商店，购物速度很快，几乎是见着什么拿什么，然后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丽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帕维尔，她不能停止对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让这些事情打断她的回忆：在那两周内，他们爱得有多么挚热。因此，眼下她就忽视了钥匙在门锁里空转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转时还发出一种坏锁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对于一个有经验而且警觉性很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表明门已经被“别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开启过，而且锁已经被弄坏了。丽塔虽然对此很了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这些，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她推门进了屋。这时，一个黑影从背后闪了过来并用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丽塔的手松开了，购物袋滑落下来，跌落到地板上，三十个鸡蛋摔碎了，发出沉闷的碎裂声。丽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将丽塔的尸体放到地板上，打开她的手袋，用带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轻轻地打开了门。事情办得很成功，时间选得也非常正确，上班的人还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门坎上，将香水瓶的瓶盖打开，在客厅的地板上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