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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成书于两千年的汉书，对民族应该如何区分已有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短短的一段话，便是从习性、服饰、民俗、语言与生产方式予以概括，虽然不是民族区别的全部，但以此作为依据，的确很容易分别出两个民族的异同，就是范质，也不能轻易推翻此论。
桑维翰继续道：“正如方才所言，服章可以改易，言语可以学习，但习性、生产，却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吾中国之为中国也，以农为本是也！反观汝天策，重商好利，以农为末。契丹之宰相，如韩知古也，韩延徽也，犹是儒家学士，汝天策之宰相，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之子！所行之政，重商贾，轻农事，最为荒诞处，竟放国债！这是将国家社稷，当作一个商户店铺来经营了——此正所谓贪而好利者也！吾中国百姓，以五谷为食粮，如天策也，百姓肉食者半，衣畜毛、食畜乳，虽不若游牧民族之茹毛饮血，但说起来，也就是由蛮夷方入中国，半农半牧之族罢了！”
如果放到秦西，范质对“放国债”之类离经叛道等政务其实也持保留态度，但这时身在国外屁股自然不能坐歪了，淡淡一笑，说道：“吾唐何尝轻农！请问桑枢使，中原田亩，一亩小麦所产几何？”
桑维翰为之一愕，他们这些儒学大臣，论的是四书五经，想的是国家大事，“农为国本”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但有几个人去关注小麦农田，一亩产量多少的？
幸亏桑维翰也是一个能办实事的重臣，当即答道：“田分上、中、下三等，天下九州，土壤各别，气候殊异，农夫力田与否更是判若天渊，如何能轻辨田亩亩产几何？”
范质道：“那以洛阳城郊之中田计算，一亩几何？”
桑维翰道：“京畿良田，亩产约为二石，至于中田，约为一石有余。”
范质赞道：“果然不愧是石晋之良臣也，虽然风骨甚差，政务却是熟悉！”
桑维翰听了这话，似在赞自己，又似在贬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儒门中迂腐者大多五谷不分，能像自己一样知道农田亩产多少的，在场文人只怕也没几个，不由得微微得意。
却又听范质道：“今洛阳之良田，若农时不误，折合成我天策唐制，一亩小麦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历代都有变化，每逢皇朝建立，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标志，天策政权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随之丝绸之路而影响四方。现在就是洛阳的商家，有许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这一方面因为唐尺、唐斤、唐斗的应用范围更广，石晋、孟蜀、契丹以及远西的天方、南亚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乱，而使用居中贸易的天策度量则没有问题；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标准化，东则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镇都有至少一套作为标准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两。所以往来商人进行贸易时，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权的软实力影响，其实比其军事实力走得更远！
范质继续道：“中唐之时，按李翱笔迹所记载，近畿中田亩产约折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汉时。亩产提高了约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晋治下，近畿中田之亩产，又回落到汉朝时的水平。”
在场文士，听到这话相顾骇然，范质能够从史籍之中寻找出汉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亩产并不奇怪，在场文士个个都是学者，只要愿意下功夫谁都有这个能耐。
但作为一个“外国使臣”。竟然比他们还更清楚洛阳近郊的具体亩产，这就叫人骇然了！就是桑维翰这等能臣。对于田亩的亩产也没法精确到这个地步！
冯道、赵莹等人也无不心头一凛，几个大儒对望一眼，均寻思：“张龙骧果然志在天下！”
天策政权的文臣构成，正如桑维翰所指出的，的确是儒家氛围不足，以凉州中枢的大臣与洛阳相比。文化底蕴要差得多，但在张迈的领导下，务实层面却是超过不知多少倍！尤其是在数字量化的管理模式上，更是远远走在石晋政权的前面，所以范质西行以后。读诗文的时间少了，务实的政务却接触得多了，这时一对阵，谈到实务层面，就是桑维翰也落了下风。
范、桑之间的文斗，也不仅仅是两人文化修为智慧高低的比拼，更是彼此政权软实力的一个体现，若是范质没有西行，没有融入到天策政权之中，没有浸淫天策大唐的政治文化并改变自己的知识构成，今天范、桑的对决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范质又道：“然则我甘陇之田亩，诸位可知是多少？前唐时，凉州近郊中田，亩产约三百斤左右，河西胡化之后，农事荒废，亩产大幅度回落，至我唐军规复故土，大兴农业，开水利、用肥料、养田力、选良种，百工精思，大造农具，用老农集思广益，而后广派农事巧匠，深入乡村，授力田技术，故凉州之中田也，如今亩产已不下四百二十斤！兰州之中田，产量亦有四百斤以上。同样是这片土地，同样是汉家农人，吾唐治下，亩产不但比起前唐有所进益，比之汝晋更是普遍高出三四成以上，汝之农业较之前唐削减，吾之农业，较之前唐更进，亏得你桑枢使还有脸在这里说我天策轻农！”
这番话说出来，桑维翰不禁为之语塞！虽然范质所说的数字他们还没核实过，但这是只要调查一番就做不了假的，谁敢在这种场合信口胡言？
范质又道：“至于以肉食者来指责吾唐者，则更是好笑！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即先贤所期待的仁者之世——则吾儒吾汉，非不食肉也，乃无能为也！今吾唐治下，肉食参半，棉花为衣，羊毛为裘，非独富贵者，中产以上皆可衣之，则孟子若临河西，必大赞吾唐之隆盛，臻于仁政矣！”
桑维翰，一时缓不过气来。他倒不是辩才输给了范质，而是范质用来压制他的，全都是天策实打实的政绩！在事实面前，有时候言语与文才都会显得无力。如果双方口才悬殊也就罢了，偏偏彼此才力相当，有政绩为底气的范质就占了上风！
李崧哼了一声，道：“天下财货，本有定数，如天策偏居一隅，怎么可能就能超迈汉唐、臻于孟子所言之隆盛治世！这番言语，要么就是阁下虚夸，要么就是其中有诈！”
范质笑道：“是否欺诈，待我为阁下细细论之。我河西凉兰甘肃沙瓜六州，不计军户。共有户口约八万八千多户，口五十一万。六州之畜，以官府所能掌控计，牛六十万头，羊二百四十万只，猪存圈者九十八万。如此，则人均而有牛一头有余，有羊近五头，有猪近两头。鸡鸭之属，每户存于圈者至少十只。如此则半农半畜之家，何愁不能吃肉？至于棉衣之产，年四万件，羊毛裘袍，年两万领。积以数年，则河西之地，何愁不能衣帛？遑论河西，就算是秦州，度过战后荒年之后，中产以下之家也必有此生活。”
他回顾王仁裕道：“老先生，明年可以派人回家乡一看！”
他又是一大堆的数据砸了下来，把在场许多儒士砸得晕晕的。心中一算，好像河西每个人的确能分到一头牛、五头羊、两头猪。再加上鸡鸭和蛋，吃肉的确不成问题。只是众人听说河西有这么多的鸡鸭牛羊猪，无不羡慕。
冯道则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自古国家有多少人口、牲畜，等闲是不示于人的，以免泄露了自家的国力，但范质却毫不忌惮地将这些数字如数家珍地当众说出来。这究竟是愚蠢到近乎弱智，还是自信到近乎狂妄？亦或是另有目的？
却见李崧捻须冷哼道：“河西牛羊众多，人所共知。那是你天策的运气，占据了膏腴之地罢了。”
范质哈哈笑道：“这话可就叫人齿冷了！论道天下膏腴之地，西北能比中原？这话说出来。天下谁信？”
冯道的儿子冯可忍不住道：“若不是河西更加富庶，那为何中原百姓没有这样的生活？”
“冯世兄问得好！”范质的年龄，比起冯道要小一辈，因此称冯可为世兄，“冯世兄可知道吾主龙骧张元帅，食有多少？衣是何衣？住何等宅院，用何等器皿？”
“这个我怎么知道！”
“世兄不知，待我说来！”范质道：“吾主张元帅，每天晨起，便是一碗羊奶，两样小品，外出锻炼，约一个时辰后，再喝一碗肉粥。午饭无客人时一菜一肉一汤，有客人时两菜两肉一汤，晚饭再有一餐，或饭或粥，菜式于午时等若，分量减半。间或喝酒。衣者或棉衣，于秦州与士卒同起卧，凉州则有大宅一座，大小还不如冯相之府邸，无宫无殿，后花园一座，数亩而已。食若瓜果酒米，衣或裘袍冠鞋，除了部分是友人所赠，部分是内宅所制之外，日常大部分都是直接到市集购买或订制，并不养宫廷裁缝、酒匠。”
众人听到这里，也不觉得有多奇怪，既不豪奢，也没觉得节俭，冯可说道：“此中产富裕之家之生活也。”
范质抚掌笑道：“正是！我们元帅所过的，正是中产富裕之家的生活，并无秦皇汉武之豪奢，也不故作卧薪尝胆之穷俭。就是靠所元帅私属庄园所产，维持这样的生活绰绰有余，元帅也领俸禄，月领薪俸五百贯，茶、酒、料、薪、蒿、炭、盐以至喂马的草料，折合为钱亦百贯上下，若有政事军务，另作公务补贴，此为我天策大唐俸禄第一等级，定例之外则不侵国库一文钱。如此则一人所耗，能有多少？若鹰扬将军、定国将军、平章郑相，其所得俸禄等而次之，数十文武大臣，所耗能有多少？故而此有限耗费之余，百万牛羊可以均分于军民，赋税所得，取之于民，转眼用之于民，而非供君王一人之挥霍！故吾唐之治国也，上富而下裕，非西北之富庶过于中原，而是财富分配有序有节。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岂虚言哉！”
冯可听得怅然若失，他们自然知道，中原现今的统治者，自石敬瑭以至于各节度使是如何的穷奢极欲！石敬瑭在河东时曾有廉政之名，但那是为了邀名而如范质所说的“故作卧薪尝胆之穷俭”，他表现得在节俭的时候，实际的花费也少不到哪里去，更改变不了治下的财富分配。
至于桑维翰等人所享受的生活，比之张迈那也是奢华了何止十倍！且其一丝一缕，都属民脂民膏！上梁如此，下梁可知。安西唐军在早期就是近乎财产平分，到现在也能与民同苦乐，而中原这边，则是再穷不能穷了皇帝陛下，再苦不能苦了将军大臣，则中原百姓水深火热的日子可想而知。
现而今听到天策那边是那样治理国家，一对比眼前的石敬瑭君臣，那真是圣贤书中所载的仁君气度、治世气象！只是想想，就是无比的仰慕，甚至心向往之了。
冯道更是因此想到天策唐军这些年来的战争无往不利非是偶然，“其战场将士之勇猛固然难能可贵，而后方如此良政更是其保持长胜不败的国力根本所在，此古人所谓战胜于国内者也！”
就在冯可等年轻一辈儒者失神之际，李崧猛地厉声喝道：“冯世侄！勿受此人所欺！圣人所言的治世，哪里是那么容易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