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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是有理没理净胡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一个叫高旭东的人编的，收集了近年来关于鲁迅的各种论争文章。收得很全，作为一本资料书是不错的。这位高先生在前面写了三十多页的《挑战鲁迅言论述评》，是为鲁迅辩护的。有的说的还有道理，有的说的就没道理了。他的第五部分是反驳葛红兵挑战鲁迅的言论的。葛红兵是上海大学的教授，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他的文章叫《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对鲁迅的批评甚多，其中有个观点是，鲁迅是个性变态，一生压迫他的妻子朱安。且看高先生是怎样反驳葛红兵的，他说：
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对朱安的态度都是无可指责的。从旧道德来说，鲁迅自然有娶妾生子的权利。从新道德说，鲁迅不爱朱安，就有选择其他异性的权利。惟一说不过去的是，鲁迅没有与朱安离婚就与许广平结婚。
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说许广平是鲁迅的妾呢。妾是啥，是小老婆，这就是说，鲁迅为了生个儿子，就要娶个小老婆，许广平是鲁迅的小老婆。难怪王朔要说，鲁迅要是活过来，第一个要扇耳光的就是这些吃鲁迅饭的研究者。这位高先生不知道，还有一种介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婚姻方式叫同居，根本不存在着结婚不结婚的问题。鲁迅是不是把许广平当妾看待，我没有留意过，别的作家像郁达夫是有这个毛病的。郁达夫跟王映霞结婚前，说是要跟家里的孙荃夫人离婚，实际上没有离。没有离也就罢了，那就好好待承王映霞好了，平日还行，一到了名士脾气发作时，就看出他的人生观念的陈旧了。他在安庆教书回来，大概有什么东西落在船上要去取，日记里记的是“命王姬取”。抗战开始后，在武汉跟王映霞闹翻了，王带着孩子跑了，一气之下，他就在王的一件白衫子上写了几个墨字：“此下堂妾王氏之物也。”可见在他的脑子深处，是把王映霞当作姬妾的。这一点上，留学日本的就是不行，比不上留学英美的。像徐志摩，也离过婚，那是真的离婚，离了婚还是好朋友。徐志摩对待陆小曼，绝不会看作姬妾的。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这就是那些“吃鲁迅饭的”的吃饭的水平。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1）
我是一家地方刊物的主编，前些日子，接到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八张白纸，在前面的一张上，说了一句话，让我发表。几张白纸怎么发表呢，我作难了。想了想，还是写篇文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也就等于把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了。
先说陈先生的白纸文章。
二？誘？誘四年四月六日，我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鲁迅活着会这样吗》，批评了陈先生的一个说法。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先生以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陈先生不该说这样的话。要歌颂我们国家的建设成就，什么话都可以说，就是不能这么说。我是这样反驳的：
看了这样的话，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按陈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要活着，他得从出生到二？誘？誘三年都活着。这样，一九五七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也会“欢欣鼓舞”吗？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欢欣鼓舞”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死，又随时可活过来的人物，一九五七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又活过来了。你就是说鲁迅是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四月中旬，我收到了陈先生的一封信，用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信封，里面是八张白纸，只有第一张上写了一句话，连上抬头与落款是：
韩主编：寄上拙文两则，希望能在贵刊发表。即请编安。陈漱渝四月十二日
这八张纸，可不是简单的纸。八十克的A4型纸，上部大约四分之一的位置，是七个大大的红字“北京鲁迅博物馆”，下面是一道红线。我不知道别的单位叫什么，我们这儿叫“文件头”，也就是要发文件了，第一页必须打印在这张纸上，若不长，这一张纸就行了，若长，后面就可以用普通白纸了，当然大小要一样。只有当头儿的，或是当过头儿的，手里才会有这样的“文件头”。据此可知陈先生的地位了。也不必说陈先生有什么毛病，极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一着急，就把“文件头”拿出来了。他忘了这一回是投稿。无论你是“下发”还是“平行”，在我们看来，一张白纸就是一张白纸。从这种白纸里读不出什么威风，也感受不到什么恐惧的。
我拿到这几页白纸，苦笑一声，对我的同事说，你看这些研究鲁迅的人，研究到后来，都把自己研究成鲁迅了。同事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能是什么呢，不过是“无话可说”，或“不屑一辩”吧。
真要是这样，你还得佩服陈先生是条汉子。
研究鲁迅的，哪会当什么汉子。他才不呢。于是五月十日的《西安晚报》上，出现了署着陈漱渝三字的文章，叫《鲁迅活过来不会这样吗——教韩石山学“假设”》。几句闲话说过，便给我上起课来：
我以为，对于中国至今的社会进步，不同人无非是三种态度：大部分人（包括外国友好人士）由衷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统筹发展，进步得更快一些；极少数人（包括西方敌对势力）可能不那么高兴，甚至将中国妖魔化，散布一种“中国威胁论”。或许还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不去关心身外发生的大小变化。如果要推翻我的假设，请问放言无忌、口无遮拦的韩先生，那究竟应该作其他什么假设才更为合理呢？你能明确告诉读者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陈先生，你说的这三种人我都不是。除了这三种人，还有一种人，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那就是，坚决地支持改革发展，而对改革发展中的腐败现象又深恶痛绝。我就是这样一种人。再就是，我认为，推翻你的假设，跟政治态度没有一点关系。你的这段话，算是白话了。一个学者，总改变不了作政治报告的架势，总改变不了致人于罪的恶习，真叫没救了。
陈先生教我学假设，是怎样教的呢，他说，假设是思维的一种形式，其中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必须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假设；另一类是自由度比较大的文艺性假设。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假如李白活着，看到登蜀道已不再难，一定会感到欣慰，一个是杜甫活着，看到寒士住进了福利房，一定会感到欣慰。
我这人也还不笨，你一教我就会了，原来你这是在“作自由度比较大的文艺性假设”呀。
但我仍然不敢服气。我觉得，陈先生如果还是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当把他上面那段话修订一下，改为：如果看到闰土的“大部分”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大部分”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有时”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可能”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有的”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我加的这些限制词，包容量都是很大的，只是不是全部。虽说不是全部，鲁迅也会含笑于九泉的。因为他知道，社会是会进步的，然而，绝不会那么快，也不会那么全。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2）
为了反驳我，陈先生说他的演讲与前段时间“假如鲁迅活着”的讨论没有任何关系，还说他的演讲中“又以一半以上的篇幅剖析了当下的社会弊端，并非仅作喜鹊般的啼鸣”。我从网上调出这篇演讲又看了一遍。那一半以上的篇幅我没找见（也许是叫人删了），关于“假如鲁迅活着”的话题，又见到了一段妙论：
关心鲁迅研究的人都知道，当前有一个热门话题：“假如鲁迅活着”。有不少讨论文章，还有一本选编的同名读物。记得一九九？誘年秋季，我在台北一个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语音刚落，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我。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那位学者问：“听说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请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来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将会有什么感想？”这让我有点两难：如果迎合他，说些捧场的话，将使我丧失立场，违背本意；如果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又会破坏会场的学术气氛。我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一九三六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对于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胡适说，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我对那位台湾学者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辩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一来那位台湾学者就不再说什么话了。台湾媒体的一些记者认为我的回答很得体。
有了这段话，陈先生再别说他的假设与前段时间关于“鲁迅假如活着”的讨论没有关系了。
说到这里，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上面的引文中，陈先生说，他刚发完言，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他。接下来说，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给人的印象，好像那个研究员一站起来就说我要修理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