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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这正是米兰·昆德拉所做的。他做得十分明确，十分直截了当。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现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的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对于昆德拉来说，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裹得越来越紧的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小孔眼大网般的威迫。他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这本小说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不是没有文学的才华，也不是没有对人生的深切的感受，我们的作家，我说的是那些一流，或号称一流的作家，他们与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差别只有一点点，那就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知。不需要多么的深刻，重要的是准确，或者说是基本的准确。
事实不是这样。相当一部分作家，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感激的，是满足的。看看他们在那些自叙性文章中流露的心态，看看他们平日在社会上操劳的身影，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安于现状，志得意满了。社会职务，竞相角逐，大小奖项，志在必得。大奖大喜，小奖小喜，至不济也要弄个荣誉奖得之。不是要你远离或反判这个社会，不是的，没这个可能也没这个必要。然而，假如你认为将来必定更美好，你就得承认现在仍有不那么美好的东西存在着，需要着力地揭露它改进它。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更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普通老百姓住进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可以高兴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一个作家住进这样的住房，也同样的高兴，但他应当知道，还有许多人没有这样的住房，住房分配中还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这就是作家和普通老百姓的不同。不是让你吃苦，你也可以享福，但你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对社会的各项改革，都应作如是观。
一个满足于自己生存境况的作家，会什么深刻的思想？又怎么能够轻逸地写作？
中国当代作家中，真正达到卡尔维诺所说的那种“轻逸”的，王朔是第一人。我不认识此人，但我一直关注他的写作，毛病是毛病，但他的优长就像一根棍子那样戳在你的眼前，想避而不见也难。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4）
张弦，路遥，刘绍棠，徐迟，公刘……
我一个一个地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从墓地的甬道间走过。多看了路遥一眼，心里说，老兄，你就是不多看书，不多思考，光一个王朔，就应当让你对自己的写作方式，有所警觉啊。你去世之前的几年，这小子已声名大噪。
唉，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那些年，我也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呀。
“天亡我楚，非战之过也。”项羽将军拔剑自刎前的这句感慨，最能说明人生的无奈与不甘。再大的本事，也难违拗那冷酷的时势。
时势，是的，还有什么比时势更能左右人的命运呢！
这两年，在一些讨论会上，我常听到“盛世出大作家”的话，偶尔也听到有人反驳，说是“乱世才出大作家”。都能举出几个确切的例子。总是前者占了上风，实际上后者从不服气。我是学历史的，要叫我说，都有一点道理，都没多少道理。盛世修史，向有成例，盛世文章，那是贬义。想来“盛世出大作家”，是从盛世修史、盛世文章套过来的。不是说盛世出不了大作家，也不是说乱世就出不了大作家，什么都有个度。盛世要看是怎样的盛世，乱世也要看是怎样的乱世。若盛世让人耽于淫乐，不思长进，肯定出不了大作家。若乱世让人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乱世民不如盛世犬，也肯定出不了大作家。硬要从历史上找例证，粗略地说，反倒是那些不盛不乱、亦盛亦乱的时期，出的大作家多些。
这是从历史上说的，现在什么样的时代，才能出大作家呢？
我的看法是，在一个有基本生活保证，又能迫使人深刻思考，迫使人努力提高艺术表现能力的时代，才能出大作家。这句话里，“迫使”二字最为重要。因为人是有堕性的生物，不是迫使，就不会努力。又回到前面的话，艺术是一种智慧的较量，没有迫使，人的智慧就不会发挥到极致。
现在是不是这样一个时代呢？
我看是的。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确立了解放思想，注重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大体说来，人民已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前不久党的十六次代表大会，又适时地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而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等，已提到议事日程。“创业艰难百战多”，陈毅老前辈的这句诗，仍然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政治体制的改革，其难度一点都不亚于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正是一个迫使人深刻思考，迫使人努力提高艺术表现力的时代。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开朗起来。
中国的文学大军的前行，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个高高的目标。谁也不要说什么我们不在乎的话。文学的诺贝尔奖，正如同奥运会，正如同世足赛。你不能说，奥运会上有好成绩，你就喜欢奥运会，世足赛上没有好成绩，你就不在乎世足赛。
文学大军的前行，也如同真正的军队的攻略。前面有高冈，冈前有堑壕，怎么办？冲过去。怎么冲？一排倒在了堑壕里，后面一排又冲过去，又倒下，又冲上，一排一排地冲过去，直到把堑壕填平。只要不断地冲，总会有一个人把胜利的旗帜插在高冈上。
路遥，我的苦命的老朋友，徐迟，我的尊敬的老前辈，你们都是那种冲上前去填了堑壕的勇士。你们下的力气，超越了斯德哥尔摩市区，这绝不是你们的错。就是错了，也同样值得我们敬重。
命中注定，我们这些苟活者，也都是这种填堑壕的材料。
别的我不敢说，敢说的只有一句话，只要诺贝尔奖不撤，只要中国社会在进步，只要中国作家在努力，总有一天，瑞典皇宫的领奖台子上，会站着一个真正的中国籍的中国作家。
朋友们，前辈们，安息吧！
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编制
大体上说来，我是个本分的读书人，我能管得了我的脚，不去不该去的地方，比如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就没有掉进路边的窨井（没了井盖的自来水窨子）。也能管得住我的嘴，比如见了领导说起奉承话也是溜儿溜儿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奸邪小人差。管不了的是我的脑子，还有手里的这支笔，想到什么该写的东西总要写出来。这当然也是因为写下的东西能换来票子，要是换不来票子，谁让写我也不会写的。
这几天口袋里又空了，就思谋着该写点什么有个进项，不知怎么一下，就想到了这么个题目，能不能写成心里也没底儿——这是卖关子，要写的文章总会写成的。要不你就看不到了。
写它的起因，是不久前参加了一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此公也是一位官员，职务不低，文学水平也不低，开这样一个不低的规格的研讨会没有什么不该。会议在新落成的一个大厦里举行的，场面之隆重，坐法之别致，我一进去就感觉到了。本地的来宾坐在南边一排桌子后面，外地的来宾坐在北边一排桌子的后面。东边横着一排桌子，后面是会标，不用说是主席台了。每排桌子上都摆着名签，我找见自己的名字坐下了。左右一看就知道，这个顺序是按职务高低排的。再看对面，不由得肃然起敬。不是对来宾，而是对那种排法。有北京的，有上海的，也有其他省区的，略去高矮胖瘦的不同，仅从地位着眼，竟然也是由高到低一条漂亮的下滑线。有的你以为没道理，仔细一想，还是有道理的。比如坐在最头上（挨着主席台）的，是一位年轻人，要说职务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以下职务比他高的有的是，这不是错了吗？一点都不错。他这个处级可不是平常的处级，乃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处级，也就是说，他是中央来的。级别不高，地位却不能说不高。后来的发言中，有人说到了“晋军”如何，再看那边，有陕西来的，有山东来的，由不得就想起了“陕军”、“鲁军”这些词儿。迷迷糊糊地又想到，这阵势多像个军事会议呀。有参谋总部的，有中央军，有晋军，有陕军，有鲁军，有冀军。惟一的缺憾是，光有陆军，而没有空军和海军。要是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和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各来上一个人，那可真是一个海陆空各军种齐全的军事会议了。
当时只是这样想了想，并没有要写什么的意思，这两天忽然福至心灵（实为穷至心灵），心想，何不把这个话题拉来说说呢。
心里有谱，总不踏实，于是便上网查看。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让你吓一跳，中国作家整个是个军事建制呀。这样一支虎贲之师，威武之师，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不敢说，扫穴犁庭，直捣瑞京，生擒诺奖评委诸位老儿则是绰绰有余的。你以为我是危言耸听吗，实话说吧，未看这些资料之前，我也是将信将疑。看了下面这些资料你要是还不信，那就谁也管不着了。闲话少说，且看：
晋军——进入新时期以来，山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既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在山西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对整个文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于是，有了“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黄河新闻网）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5）
陕军——八十年代以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杨争光、红柯等第二代作家跃上中国文坛，他们分别以《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浮躁》等厚重、大气的作品奠定了在全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九十年代初期和后期两次“陕军东征”以来，陕西这片文学热土更是在全国文坛炙手可热。（《新周报》蒋峰文章）
湘军——从“文革”到一九八九年，湖南文坛又迎来一个绚烂的春天。其中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叶蔚林、谭谈等，他们的创作始于六十年代，成熟于新时期。在古华、莫应丰等的带动下，接着又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如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刘舰平、水运宪等，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湘军”。（文学湘军网页）
鲁军——在“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浪潮中，我省也不乏引领风骚之举，以张炜、矫健、王润滋、尤凤伟、李贯通、左建明、李存葆、李延国、王光明、刘玉堂等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