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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月十月下旬，鲁迅写了首诗，叫《我的失恋》，给了孙伏园，鲁迅当时名气很大，孙伏园一拿到诗稿就安排发表。报社编辑，根据出报的时间，都有自己特殊的上下班规律。孙伏园的规律是，上午九点至下午两点看稿，两点开始发稿，发完稿就下班走了。晚上八点，再回报馆看大样。大约就在十月底的一天，到了八点钟，孙伏园到晨报馆上夜班来了，一看，自己上午编辑的稿子中，那篇《我的失恋》叫撤下来了。他当时很不高兴，正好这时，分管副刊的刘勉己过来了，孙伏园就问这是为什么，刘勉己不好说什么，只是一直连声的说，要不得，要不得，我替你撤下来了。孙伏园一听火冒三丈，追冲过去就要打刘勉己。刘勉己躲开了。孙伏园在一两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举起了手，要扇刘勉己一个耳光，没扇上。解放后写同一事件的文章中说，他当时就扇了刘勉己一个耳光。我在《徐志摩传》中说，随着鲁迅声誉的越来越高，孙伏园的手掌离刘勉已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信越来越远了。
鲁迅的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现在这首诗有四段，当初交给孙伏园发表时，只有三段，最后一段是后来补的。我们来看这三段是怎样写的：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再看鲁迅自己是怎样解释的。在《〈野草〉英译本序》里他说，之所以写这么一首诗，是“讽刺当时流行的失恋诗”。在《我和的始终》里又说：“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因为这首诗有个副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鲁迅全集》上加了个注，说鲁迅所说的拟古，是拟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说张衡的《四愁诗》是以“我所思兮在什么”开始，以“何为怀忧心什么”结尾。好像真的是讽刺当时的失恋诗，好像真的是拟古，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鲁迅自己有句话，倒是很好的注释。在《英译本序》里，他说，这个译本里面所收的这些文章，“大抵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如果真是讽刺当时那种“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一类的失恋诗，有什么必要连措辞都含糊呢。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失恋已成定局，和陆小曼刚刚相识，还没有进入恋爱状态，可说是他一生最为痛苦的时期。徐确实写了一些失恋诗，比如五月写的《去吧》，这首诗里，也确实有“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这类句子。《去吧》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肯定是孙伏园经手发的，鲁迅肯定是看到了的。说是什么“拟古的新打油诗”，不过是遮人耳目，让对手有口难辩罢了。
孙伏园和徐志摩是朋友，徐志摩的诗来了发，老师的诗来了更要发，作为一个编辑他是没有过错的。但刘勉己作为《晨报》编辑部的负责人，见了这样的诗，也是不能不撤的。这不是得罪徐志摩一个人的事，弄不好就得罪了一大帮子人，再说，《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虽说有徐志摩和林徽因这层关系，梁启超对徐志摩还是很好的。要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这么糟践徐志摩，梁启超会不高兴的。因此上说，刘勉己要撤稿，也是有充足理由的。惟一不合适的地方是，他应当等孙伏园来了，跟孙伏园商量着办。可是马上就要付印，时间确实来不及了。至于孙伏园一怒之下要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他自己后来也说，这是他一生做的最不文明的事。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我不同意“转变说”（4）
孙伏园一怒之下就辞了职。他说是马上递的辞职书，我想不会那么快，总得到了第二天吧。
对这件事，鲁迅后来多次做过解释，上面说的给《野草》英译本写的序，是一次。这是两年以后的事。十年以后，给他的《集外集》写序时，又做了一次解释，他说他不喜欢做新诗，也不喜欢做古诗，所以还写了几首新诗，是因为那时诗坛寂寞，就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这话说得不完全，完全些应当是，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因此也就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这才是实话。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里我谈了，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样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好感了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再说孙伏园，辞职就等于失业，他去看鲁迅，说自己辞职了。鲁迅也觉得为自己的事，让学生失了业，总得想办法补救，于是便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几个人商量，办个杂志让孙伏园编。这就是《语丝》。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荆有麟的文学青年，跟《京报》老板邵飘萍有点关系，向邵飘萍提议，可否请孙伏园来给《京报》编副刊。《京报》和《晨报》是北京的两个大报，过去《晨报副刊》办得好，压住了《京报》，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邵飘萍怎肯放过，当下就答应了，让荆有麟去联系。荆有麟不认识孙伏园，可他认识鲁迅，当天晚上就去找鲁迅，鲁迅一听，说：“不要紧，我代你联系。我想，伏园大概没有问题吧？他现在除筹办《语丝》外，也还没有其他工作。我明天就去找他来。”鲁迅约荆有麟明天晚上在他家吃饭，到时候孙伏园也来。
插一句。这位荆有麟，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在南京叫枪毙了。实际上是冤死的。有的书上说他是河南人。我们作协的董大中先生考证过，说他是山西临猗人，还见过他的一个侄女，叫荆鸣鹤。这个荆鸣鹤，是我初中时的数学老师。
第二天见了面一说，孙伏园果然答应。荆有麟说，那我明天就去告诉邵飘萍，鲁迅说，那又何必呢，邵飘萍是个大忙人，一天到晚跑来跑去，白天你根本找不见他，我看吃完饭，你和伏园两人一起去报馆看他，一下就决定了。两人听了鲁迅的话，吃过饭就去京报馆，果然邵飘萍很欢迎孙伏园来办副刊。当下就谈妥了薪俸、稿费等条件，邵老板说，你们现在就开始筹备，下个星期就出报。过了几天，报上就打出广告，说《京报》将于某日发行副刊，按日随报附送。现在的副刊是跟正报印在一起的，占上一版半版，那时的副刊实际上就是一份印成报纸的杂志，单独一张，随正报赠送。
到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八日，《京报副刊》就正式出版了。在此之前，《语丝》也创刊了，《语丝》创刊号是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是个周刊，每期十六页。薄薄的一本小杂志。
有人说，这不很正常吗，那儿辞了职，这儿办份杂志，有人请又办份副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听我往下说。
徐志摩和刘勉己，还有《晨报》的主编陈博生，都是好朋友。孙伏园辞职，筹办《语丝》，徐志摩不会不知道，徐志摩知道了，胡适、陈西滢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不会不认真考虑，人家跟《晨报》闹翻了，就自己办个刊物，我们为什么要死死地贴在《晨报》上呢。不管他们是不是这么商量的，反正是到了十二月十三日，《现代评论》也创刊了，也是个周刊，也是十六个页码。现在我们来看看，办《现代评论》的都是些什么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是这样介绍的：
《现代评论》周刊，综合性刊物，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于北京，是一部分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创办的同人刊物，署“现代评论社”编，实际上陈源、徐志摩编辑，现代评论社出版发行，主要撰稿人有王士杰、高一涵、胡适、陈源、徐志摩、唐有壬等，出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停刊，共出版二？誘九期。
陈源就是陈西滢。孙伏园辞后，《晨报副刊》一直由刘勉己代编，刘勉己还是跟徐志摩、陈西滢这些人亲近些。到了一九二五年十月，就由徐志摩编辑了。现在我们把上面说过的几件事归纳一下。可以这么说，撤稿事件导致了两个刊物的创办，又导致了两个副刊的对立。这样，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为主要人物的留日派，和以徐志摩、陈西滢、胡适为主要人物的留英美派，就公开对立起来了。当然了，你们不要理解为一说对立就怎样的水火不相容，跟“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好朋友。只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在生活情趣，社会理念上，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曾经把《语丝》和《现代评论》前五期的文章篇数和作者人数做了个统计，是这样的：《语丝》前五期共发文章四十三篇，作者四十四人次，其中鲁迅十三次、周作人十二次、钱玄同三次、章衣萍二次、江绍源二次，共是三十五次，其他人稿子九篇（次）。从人员上说，共是十五人，也就是说，每期只有几个人。
同样的统计方法，《现代评论》每期有七个人。都是同人刊物，《现代评论》的圈子要大些。再说一下第一期的目录，就知道这两个刊物的思想倾向和文章趣味有什么差别了。先说《现代评论》第一期的：
时事短评三则 涵、皓、松三人分写
法统与革命 燕树棠
时局之关键 王世杰
清室优待条件 周鲠生
叫化子（小说 西林
十一月初三（小说） 郁达夫
翻译之难 胡适
“非列士第恩” 陈西滢
西林就是丁西林，郁达夫小说较长，不是一次登完，一次只登一小节，好几期才能登完。再看《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