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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考证大致就是这样。
据此，我认为，周一良先生在为杨联陞辩护上，是过了头，他没有考虑到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提出的质疑，即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确是有道理的。至少赵俪生的日记是“重写”过的，就不能免除夸大乃至虚构的成分。
至于谢泳先生，他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错，但是，扯得太远了。赵俪生打电话求助，属突发事件，在那一瞬间，杨联陞只会就眼前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怕不会像过电影一样想起当年这些中间偏左的同学，怎样让他觉得讨厌。若赵不是这样窝囊而小气，真的是病在旅馆中，别说是清华的同学，就是任何一个中国来的学者，纵然不能亲自去解救，也会委托朋友去帮助的。
对这件事，我们还是应当从长期隔阂之后，大陆学者与美籍中国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两种文化的冲撞上去看较为正确些。最主要的是，大陆学者的那种自得自负而又愚蠢固执的态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清华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几十年间也还在大学教书，怎么竟落到在美国寸步难行的地步？怎么人家稍示好感就乐不可支，稍有不周就闹着要回？一到美国，接待方通过领事馆给了他一个大纸包，“里面有很多通知事项，外＇附＇一封信，装有我旅美六十天的费用4820美元的支票一张，还有《医疗保险》一本”。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够周到的了。对一个稍通英语的人来说，有了这些，在美国是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但我们的赵先生却不会使用旅行支票，甚至不会打电话，也就难怪心里焦躁了。《医疗保险》也是一次都没用。说来说去，就是少了一个贴身服侍的人，凡事都给他办好，饭时领他进餐，出门领他上车。
按说赵俪生先生也是受过大苦的人，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勒令提前退休，能去美国访学一次应当珍惜，入乡随俗，凡事将就，只求开阔眼界，增加学识就行了。结果是这样一趟不愉快的旅行，学术上可说一无所获，真是匪“夷”所思。这就要从赵先生几十年间的思想路数考虑了。赵先生虽说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心里还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红色教授，看看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不难明白，他是研究农民起义的，这在当年可是吃香的学问啊。到了美国，处处要显示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品格，辨别是非的觉悟，凡人都要分他个敌与友，凡事都要判它个宰不宰。这样的心态，不用别人侮辱自己，自己就先把自己侮辱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编造日记呢？他没有想到杨联陞是个写日记的人，更没想到周一良会托人将杨这天的日记从美国抄了回来，更更没想到在他“重写”多少年之后，有人会对此案一审再审。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韩石山酷评——贾平凹
批评不全是起于仇恨，还有可能是缘于情谊。
整整二十年前，我是《黄河》的副主编，刊物刚创办，很希望得到名家的稿件，便给贾平凹去了信，此前就认识，平凹寄来稿子并附信要我看看他近期发表的几个中篇。那两年我写评论的兴趣正浓，看后便写了篇评文发在《文学评论》上，有赞美也有批评，自以为在我的批评文章中是难得的佳作，便是收在这里的《且化浓墨写春山》。
没过几年，《废都》发表后，平凹已俨然大家矣，我们的交往也就淡了。或许是有先前的交往，对他写作的走向，我一直是关注的。这样的大家，只要你也在文坛上厮混，想不关注都不行。他会不时地抢入你的眼中。他确实是个独特的，才华横溢的作家。有次回答某报记者提问，说是你最佩服的当代作家是谁，我说有两个，一个是贾平凹，一个是王朔，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作品改变着社会理念的人。
然而，或许是爱之太切又期之太殷吧，越到后来，我对此公是越来越不满意了。我总觉得，成大名之后，他身上少了些清俊之象，而多了些酸腐之气。具体表现是常谈玄学而少读书，不恤苍生而敬鬼神。在当今之世，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可怕的。文化人要有识见，要有担当，纵然自己受过些磨难，也应虽九死其犹未悔才是正途。谈玄学，敬鬼神，不管如何自命高雅，都是逃避，都是怯懦。
整整二十年后，又写了这篇《还是要多读书》，意在劝平凹不管名气多大，都不要忘了多读书。不是说多读书对他的写作有多少益处，而是要他砥砺气节，勇于担当，负起读书人的责任来，莫要辜负了读者的殷切的期望。
《谁红跟谁急》 第二部分还是要多读书（1）
就像面容的既丑且老一样，我的性格属于既迂且执的那种。生活上还没什么不便，不吃别人家的饭也就碍不着别人家的事。工作上可就不然了，担负着一个刊物的主编之责，在审稿上这迂且执就叫人头痛。这不，方才编辑送上一件来稿，是批评贾平凹的，措词相当严厉。我看了编辑一眼，他坦然地扭过脸去，那神情分明是说，你看着办吧。
我看出他的心思。他该知道，有几个作家，我是不愿意在我办的刊物上批评的，其中就有贾平凹。不是我们的关系多么好，见过一两回面，通过一两次信，还是多少年前。仅此而已。是我觉得，中国的优秀作家太少了，就这么有数的几个，该给他们留足面子。批评不是擢拔而是芟夷，去掉杂草苗儿自会茁壮成长。这是我签发批评文章，也是我写批评文章的宗旨。看看再说吧，我抬抬下颏。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他很不情愿地走了。
文章是西北一位青年评论家写的，此人我认识，精悍，正直，有热情也有眼力；批评的是贾平凹的新作《秦腔》。措辞相当严厉。文中有这样的话：“我经过艰难的权衡，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部失败之作，而且在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里，几乎是最失败的一部，或者仅优于《商州》。”不至于吧，我对自己说。打开电脑，搜索一番，果然好评如潮，三月二十五日在复旦大学开的《秦腔》研讨会上，上海的评论家、作家对该书的评价，报道者用了“不吝赞词”四字概括。评论家王鸿生、罗岗说，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是贾平凹创作上的又一高峰。作家张生说，自《废都》后，他就在等待一部“废乡”，现在“废乡”终于以《秦腔》的名字出现了。此书我在书店翻过，也注意到了批评文章中说的那些秦腔的曲谱。贾氏在后记中说，他写此书，是要为故乡树一块文学的石碑，同时也担心这种写法，这样“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能否为都市的读者所接受。这初衷，这写法，倒是和批评者的指责相吻合，可说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公允地说，我是喜欢贾平凹的小说的，多少年前还曾写过一篇不算短的评文。打住。我犯了一个我的许多同伴常犯的一个错误：批评名家之前，总要先把好话说够，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卑下。鞠躬作揖，末了是几句不相干的批评。论人格反不如那些阿谀者来得坦诚。须知批评家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不是谁家的清客，得看主子的脸色，也不是谁人的妻妾，只有服侍的职责。他有选择的自由，也有评判的权利，他唯一的依凭只是自己的良知与学识。就在这一瞬间，我推倒了自己砌起的墙垣，修订了执行多年的规范，签发了这篇未见其多么高明，却真正出自批评者心性的文章。
由此我想到了贾平凹这些年的创作，不，还有几个我平素也还心仪的作家。以他们当年的态势，是可以有一番大作为，成就一番大事业。为什么几年间，一个个如缤纷的落英逐水而去，如绚丽的云霞转瞬即逝？这些人中，平凹算是好样的，还在勉力支撑着，却分明显出了疲羸之象。恍惚间我又想起了中国的贪官们，怎么就那么不能志存高远，怎么就那么轻易地见钱眼开？要贪也得到了督抚的位置上，不过州县小吏就那样的狼狠羊贪，其人格何其渺小，其境界又何其低下。莫非中国的文人也和中国的政客一样，都难逃这命中注定的劫数？虽说体制和时势有它的必然，我们就不能遗世独立我行我素？虽说普天之下物欲滔滔，我们就不能超然物外自甘清贫？
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是这里要探讨的，但我总觉得，有一个地方他们——作家与政客——有着共同的亏欠，那就是不读书，或者说是读书少了些。境界不高，行事也就难免卑污。
政客们不说了。我去过一些作家朋友的家，有一点怎么想也想不通，以他或她收入之丰，游历之广，其藏书却少得让人怜惜。多的是刊物，如《收获》、《小说选刊》之类。也由不得顿生敬意，一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居然写出一篇篇一部部的佳作，不是才华横溢又是什么？反证比正证来得更其有力。（当然，也有其藏书让我钦羡不已且自愧弗如的，比如一位老兄就出价十几万，购藏了一套四库全书。）读书不光是增加知识，也是提高境界的不二法门。学问凭境界，写作也凭境界，就是科学研究，也莫不是凭了境界。最近看报纸，几个青年学子向一位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请教科研的门捷，此公所赠只有三字：多读书。不读书，不多读书，单凭那点才气，灵性，焉能不落花流水，转瞬即逝？
还是说贾平凹。在我的印象中，早年的平凹是爱读书且会读书的，有极好的悟性，学啥像啥。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热刚起来的时候，别人还仅止于谈论，他已然能写出一手纯熟的沈体小说了。中学读过的一些古文名篇，在他的笔下常化为一篇篇别有韵味的散文，比如那篇“与小妹书”，就颇得韩愈《祭十二郎文》的韵致。中外名家的著述，未必深入其中，随手翻翻，也就能取精用宏，堪称神似。有篇文章说，平凹书房的墙上挂着几个作家的小肖像，计有列夫·托尔斯泰、苏东坡、乔伊斯、张爱玲、海明威、沈从文。没有挂上的，他喜欢的作家还有鲁迅、林语堂、博尔赫斯、福克纳。心之所喜，常是性之所适。看看这几个作家，不难寻按出平凹早年风格变化的轨迹。如今挂在墙上，说是师法，莫若说是一种纪念。也不是没有例外，海明威的简削，鲁迅的冷峻，都是他没有的，也是与他的性情不相宜的，只能说是从俗罢了。中国的作家谁敢不尊崇鲁迅？外国的作家中怎么能少了海氏？
悟性好，模仿力强，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会读书，别一方面也说明他的读书，始终停留在一个低浅的层面上，学习写法，学习文句的摆布。早年的读书，更多的是一种点化，点化了他的心智，点化了他的灵性。中篇小说《天狗》，可谓贾氏的典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