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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营。北大营顿时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一片混乱。正在值班的赵镇藩拿起电话，向王以哲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
东北军主力入关前，留了十几个人由参谋长荣臻负责留守。王以哲将日军动向详细向荣臻报告，并请示怎么办。因为事先蒋介石有言在先，荣臻不敢做主，他只好向北京的东北军总部请示。北京的回话说：“要慎重从事，一切听从南京政府，不许抵抗，坚决不抵抗！”
为什么不抵抗！荣臻无法理解，面对危急军情，他含泪向第七旅传达说：“不准抵抗，把枪锁进仓库里，挺着死，大家归天成仁！”
王以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电话中大声地说：“当兵的不喜欢吃素，不叫进攻，自卫总可以吧。不抵抗是做不到的，日本人冲进了营房，让我们把枪锁进仓库我做不到！”
荣臻坚持说：“做不到也要做，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出了事你王以哲有十个脑袋也不管用！”
过了半小时，王以哲出现在荣臻面前，他说：“日军已冲进了北大营，弟兄们死伤无数，中校军械官也被打死了。现在到了非常时刻，是否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手中有枪眼睁睁地等着鬼子杀我们吗？这种怪事天下从没有发生过，我们能这样等死吗？”
荣臻还是那句话：“你回去吧，命令部队不抵抗！”
王以哲真想上前给荣臻一个耳光，但他忍住了，气愤地转身出了门，他返回的路已被日军占领，只得绕着道往回走。
王以哲刚走出不远，荣臻就接到了南京军委会的十万火急电报，电文如下：
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省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各军团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筱。
“有这种演习吗？真的是日本人说的那种演习吗？”荣臻看着电报，脑袋瓜走了神。枪声响到天亮，荣臻自言自语地说：“天亮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吧！”
天亮了，日军看得更清楚了，他们穷凶极恶地向中国士兵射击，中国士兵一批一批地倒在血泊之中。日军虽然来势汹汹，但驻沈阳的只有三个中队，总共650人。东北军第七旅有1。2万余人，武器装备也精良，只要稍作反抗，650个日军哪里是他们的对手！然而，他们由于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手脚被束缚，一枪不能还，许多官兵白白地葬送了生命。
至9月19日中午，抚铁岭的日军赶来增援。离旅部较远的七旅六○二团团长王铁汉听到枪声，命令部队边打边向东山嘴子撤退。这时旅部通向各团的电话线中断，各团只得独自为战，六一九团、六二○团见六○二团向东山嘴子撤退，也纷纷向东山嘴子撤。但日军紧追不舍，第七旅官兵见东山嘴子地方小，地形也不利于坚守待援，便又向锦州方向撤退。
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被贴上了“大日本国关东军占领”的封条，办公桌内的文件和铁皮箱文件统统被日军抢走。辽宁省政府大门也被贴上了关东军的封条。猩红可憎的日本“膏药旗”衬着翻滚的寒云，在沈阳城高大的建筑物上飘拂。鬼子兵进入沈阳城后，疯狂地向中国人开枪，肆无忌惮地抢劫财物。一队一队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被绳子捆绑着送往郊区枪杀，他们之中有人想挣脱绳子逃跑，但是沈阳是鬼子的天下，处处有鬼子兵来往抢劫，无力反抗的老百姓根本无法逃脱被杀戮的命运。那些送往郊区的老百姓，一到目的地，就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被击中的老百姓身上起了火，他们在地上翻滚呼叫着，鬼子却惨无人性地观望着。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吉林驻军长官张作相因回锦州奔丧，由参谋长汉熙宁代理公务。21日日军进攻吉林时，汉熙宁命令部队打开城门，欢迎日军进城，日军一枪没放，占领了吉林。
不抵抗束缚了手脚（3）
沈阳、吉林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张学良这才明白关东军演习是假，入侵是真，十分气愤。他立即召集了东北军在北京的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日军占领沈阳的动向。然后与大家商讨应变对策。大多数人说，只有迎头痛击，奋起反抗，才能挽救不利态势。可是，张学良的顾问顾维钧说，这事牵涉面很大，涉及国际斗争，起初就向南京政府报告过，现在还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方针为妥。他建议立即向南京政府发电报，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呼吁国联出面处理这一局势。
最后，张学良总结大家意见时说：“顾维钧先生的建议很好，我加一条，请求南京政府准许我们抗击日军，现在反击还来得及。”
大家同意他的意见，异口同声说：“对，亡羊补牢，来得及！”
会后，张学良亲自拟了电报，发给蒋介石。可是，令他们失望的是，回电的内容依然是：“避免时局恶化，坚持不抵抗。”
东北军官兵得知蒋介石不许抵抗，个个义愤填膺，骂声连天。张学良这时还沉迷在对蒋介石的信任中，他耐心地向大家解释说：“弟兄们，你们爱东北，我呢，我爱中国，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一旦失去东北，我永远不安，但我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我个人的牺牲品，而且也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其患难部属的生命，博我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这次日本来犯，其势甚猛，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它周旋。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沿是义不容辞的。”
显然，张学良的劝说苍白无力，难以平静骚动的军心。但他除了多次重复这些话以外，别无他法。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端，全国民众沸腾，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在黄埔路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策略。张学良原先的澳大利亚籍私人顾问端纳，自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后，被蒋介石请来当私人顾问了。蒋介石一向迷信洋人，他把端纳视为贴身“军机大臣”，有什么疑难问题必请教于他。端纳也好为人师，只要蒋介石向他提出问题，不管自己懂不懂，总是滔滔不绝。今天，蒋介石刚说完会议议题，他便眉飞色舞地说开了：“我大半生都在研究日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半个日本人。”他越说声音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在政治、经济上推行改革，改革浪潮一浪推一浪，他们的钢铁数量和质量已名列世界前茅，军队数量和质量也名列前茅。他们的天皇政府管不住军人，军人做梦都想打仗升官，以显示自己的才气。关东军是日军之精锐，他们一个关东军士兵能打败我们东北军十个甚至百人。我可以断定，张学良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东北军的任何抵抗都是无效的，甚至举全国之武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你们想试试的话，我想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说到最后，他建议发电报向国际联盟求援，同时请求美国政府行使九国公约，制止日本扩张政策。
在场的人都迷信这位洋顾问，对他的发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敢说个“不”字。
蒋介石原先的一点反抗精神没有了，接着端纳的话说：“诸位，顾问的话是至理名言，我曾留学日本，对日本军人素质略知一二。我们现在只能以静观动，要保持高度的耐心，等待国联做出公正裁决。现在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悲，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断。”
何应钦插话补充说：“这件事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比如球场上发生争执，如果一方犯规，解决的办法只有听从裁决。”
何应钦的比喻不伦不类，引起会场上一阵骚动，蒋介石挥挥手说：“我们静候国联的回音，散会！”
恰巧，国联正在日内瓦召开第12届大会，中国代表施肇基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电报，便将日军入侵东北的情况向会议作了报告。国联理事会根据中国的呼吁，9月30日下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军队从中国东北撤回，撤回南满铁路沿线。日本也是常任理事国，国联怕得罪日本，决议的后部分说，日本根本“无领土野心”。
蒋介石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国联，而国联是个松散的软弱无能的国际组织，日本根本不听国联的决议。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看到报纸上刊登国联的决议，哈哈大笑说：“国联是个什么东西？它既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上级，国联决议只能当我的手纸，我马上用它来擦屁股。”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继续向黑龙江疯狂进攻，胜利了的日军发着淫威，像追杀兔子一样，追杀着中国人。
马军虽败犹荣（1）
关东军轻取辽宁后，本庄繁向日本陆军部建议：占领辽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下一步要想占领全中国，必须先占领黑龙江。巩固了整个东北，才能南下。
陆军部当天回电：同意先北后南方案。
本庄繁拿着回电，对同僚们哈哈大笑说：“这就是我占领东北和占领全中国的通行证。”
他指着地图说，“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地处松辽平原，中东路、洮昂路在此交会，向东、向西、向左、向右都方便，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能守能攻，必将战无不胜。”
司令部参谋坂垣手指地图上的洮昂地名说：“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是我的酒肉朋友，他在酒席上多次托我替他找个日本姑娘当老婆，还说这事如能办成，他什么话都听我的。现在，正是利用他为皇军服务的好时机。”
本庄繁对坂垣说：“你立即发个电报给他，就说日本姑娘过几天就送到，要他即刻宣布独立，投靠皇军，为皇军进攻黑龙江打先锋。”
洮辽镇守使是明清时期的地方武装编制，掌握着相当于一个团的兵力。张海鹏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平时对自己这个镇守使职务就很不满意，接到坂垣的电报，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口气喝了半碗白酒，仰脸吼叫着：“日本人来了，我的苦日子熬到头了，我马上要升官发财了，我有日本老婆了。”
张海鹏宣布独立后，派八个人到沈阳关东军司令部向本庄繁递送了“独立宣言”，并请求日本人接管洮辽。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扩张，事态渐明，张学良才认清了日本人的野心，反思自己的过错，悔不该传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责备自己应变能力差，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将功补过。当他听到张海鹏叛变投敌的消息后，十分气愤。决心设法制止张海鹏的行为，组织力量在嫩江构筑工事，阻挡日军北上。他命令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总指挥，招兵买马，扩大武装，任命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马占山没到任前，谢珂主动拉起队伍，赶到嫩江大桥，构筑北岸防御工事。东北军骑兵团在“九·一八”事变中打散了一部分，也到这里向谢珂请战。
10月16日拂晓，张海鹏打着太阳旗北上，他的部队前锋刚踏上江桥南端，就遭到北岸猛烈炮火的痛击，倒下一大片，幸存的抱头窜逃。张海鹏又组织一次冲锋，一到桥边，同样遭到炮火的杀伤，残兵败将抬着伤兵，跌跌撞撞地向后逃。张海鹏举着明晃晃的大刀督战，不许士兵们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