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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慈烺却还有一份宫中数据，那是万历八年时候云南银课的数目，不足六万两。云南银课占全国银课六成，所以能够估算出当年全国银课收入为九万两上下。银课税率是三分抽一，所以当年大产额大约在三十万两左右——这是考虑了合理“贪污”的情况。因为万历八年是张居正执政的巅峰时期，官员还算是较为廉洁，但并不能杜绝贪污、假账、挪用、瞒产等各种官场陋习。
三十万两显然比二十万两高出了三分之一，但考虑到崇祯朝后期的银课愈发萎缩，国变之后根本没有收到云南的银课收入。所以用二十万这个数值信心指数更高一些。
“姑且按照二十万两算，”朱慈烺道，“也就是八百万两。这能否说明全国就这点银子呢？”
“当然不行，万历之前开采的银子呢？”崇祯在这点上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三千九百四十七万两。”朱慈烺报出了一个极为精准的数目。
崇祯双目圆瞪。
“这是最少数目。”朱慈烺旋即将洪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一百三十年间的银课数与银产量背诵出来【注1】，听得崇祯目瞪口呆。
“这都是宫中老档可查的数字，查不得的数目与贪污、私采的数目实在无从估算。”朱慈烺道：“就算加倍吧。我朝历代以来累计开采的白银就是八千八百万两。这却并非天下白银的总数。”
“还有国朝之前开采银子……”
“那些我都不去算他。只算大头，八千八百万两还要加上三亿两。”
“三亿两！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崇祯失声叫道。
“是海外得来的，而且集中在嘉靖朝之后。”朱慈烺道：“因为泰西有国名西班牙者。侵占了一块蛮荒之地，那里盛产白银。此外。东瀛日本在嘉靖朝发现了两座大银山，而且还改进了冶炼技艺，故而白银增产极大。这三亿两中，日本流入我朝的白银就占了一半，几乎是他们的全部产量。”
崇祯总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道：“那些银子呢？都落入了晋商之手？”
“还有徽淮浙闽粤等地的大商人。”朱慈烺道：“这些银子从沿海流入我国。先经手的是浙闽粤三省的海商，他们从内地收罗瓷器、生丝、茶叶等等中华物产，银子便流入了中原腹地。西北商用辽东山参、貂皮，蒙古的畜牧、皮草等北货，将银子揽入怀中。其中有一部分被东虏和蒙鞑抢走。然后通过张家口晋商购买铁器、粮食。唔，辽镇当年也是晋商一样的角色，主要是贩卖粮食。”
崇祯听得头昏脑胀，重重一拳捶在扶手上，痛得暗中咬牙。
“所以晋商除了购买湖广的粮食、日本的俵物、江南的歌妓等等奢靡日用之物之外，并没太多地方用这些银子。于是，他们就在家宅底下挖个地窖，将白银窖藏起来。人同此心，晋商如此做，其他的大商家难道会有例外？所以大明这三亿八千万两银子，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被藏在地窖之中的。”
“难怪我大明有如此之多白银，朕却完全没有银子可用！”崇祯恨恨道。
“父皇，关键不在地窖，而在我大明的税收。”朱慈烺道：“我大明以农立国，朝政收入全靠农税。而父皇从儿臣刚才描绘出来的那条白银走动的路径来看，可有哪一步是走到农民手中的？”
“购买湖广的粮食？”
“湖广的土地都是宗藩、豪强地主所有，真正的农民能拿到什么银子？能交够田税就不错了。非但如此，我大明有两三百亩地、雇得起长工的中小地主都没银子。其家人也得下地干活，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才能吃上白米。”朱慈烺道。
崇祯一想也是，突然有个念头在脑中飞撞，却始终抓不住它。终于，仿佛闪电劈过，一片黑暗之中让崇祯看到了四个大字：“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以实物折成现银纳税。看似方便了国家统计征收，也丰富了国库，但农民手中的确没有银子啊！”朱慈烺叹道：“故而有御史说山西丰年都要卖妻儿才能纳上税，这未必是空穴来风。盖因朝廷只收白银，农民得将收成卖了才有现银。可是没到收获之际，谷价必然被商人压低。故而收获甚至不足以偿还耕种时借的青苗钱。”
崇祯听得大汗淋漓，脸上腾起两团红晕：“宋时王安石用青苗法，我朝可行乎？”
朱慈烺摇了摇头：“王安石用的青苗法，本出于晚唐藩镇敛财之术，事实也证明想法虽好，却不易执行。聚敛之官以此放出高利贷，反倒害苦了百姓。”
“以你东宫官也做不好？”崇祯忍不住问道，甚至失去了政治敏感性：法理上的东宫官只是一小撮皇太子的私人助理罢了。所有的地方官都是朝廷命官。
“知易行难，非十数年难尽其功。”朱慈烺道：“父皇。咱们别跑偏。重点还是说说银子的事。”
“对对，刚才说到百姓手里没有银子。快想想，如何让百姓有银子用，朝廷又能征得上税！”
——你当我什么都懂么？我也是要私下准备很久才能在您面前侃侃而谈装得无所不知啊！
“父皇，”朱慈烺笑道，“咱们要说的是，张家口到底有多少银子。”
崇祯没有得到自己要的答案，但对这个问题也的确很有兴趣。
“现在抄到的现银只是第一批。两千五百万两。因为官兵不是土匪，更不是东虏。不可能有屠杀抄家，或是斗米买命之类的暴虐之行，所以周遇吉也需要时日慢慢办事。”朱慈烺道：“根据目前推测，整个张家口，叁仟伍佰万两银子是应该有的。”
朱慈烺只想到晋商如今没有取得皇商地位，也就没有原历史时空中独霸长芦、河东两个大盐场。也没有垄断乌苏里、绥芬等地的山参市场，所以家产或许不如原历史时空中那么丰厚。
然而朱慈烺却忽略了一点，在乾隆过河拆桥抄没张家口之后，晋商仍旧手握巨资，以至于在晚清时控制了一亿两以上的白银流转。而且范氏在康熙平准噶尔部叛乱时。负责转运粮草，价格只是清廷官方转运的三分之一，为国库省下了数亿白银，但自己蒙受了极大损失。
从这上面也能看到范氏的底气，竟然能以一家之力负担起灭国之战的后勤转运任务。
五月二十五日，朱慈烺拿到了周遇吉送来的最终收获报表，整个张家口被拆成了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却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此番光复张家口之战，擒拿通虏之家三十三户，首恶皆以正法，余从家眷皆分发教坊司、苦役营。收缴赃款……”朱慈烺读到此处，故意停了停。
崇祯的双眼迸发出灼热的目光，仿佛要将儿子融化一般。
“赃款现银肆仟又肆佰万两！”
崇祯登时头晕目眩，幸福得几乎就要昏阙过去。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在张家口！
——天下八分之一的银子竟然都归我所有！
——祖宗立国以来，谁见过这么大笔银子！
——慢着，一群商人就能有这么多银子，这大明到底是谁的天下？
崇祯猛然间从云端跌入了深渊，张口结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ps：注：文中引用的明朝历代银课数尚有争议，大致就是如此这个数值，请大家不用较真。对于嘉靖九年之后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三亿两是最低估算，较为主流的貌似是三亿五千万两，小汤采用三亿两这个有根据的数字，有百分之七十的信心指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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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九祸乱初平事休息（十二）
在职场中，最基层的办事员需要知识；中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和阅历；高层管理人员需要知识、阅历、人脉；达到了合伙人、老板的位置，这些要素就全部都要为思想让步。
思想的来源就是思考。
大明到底是谁的大明，作为皇帝、皇太子这样的老板、合伙人，到底该如何引领这个庞大的帝国，如何确定正确的方向和策略。
这些绝不是靠书本知识和年资阅历就能解决的问题。
崇祯对知识的渴求在整个中国历史都排得上号，十七年的皇帝职业也给他积累了一定的阅历和见识，起码现在对于党争更加敏感了。然而关于帝国、皇帝、天下四方……这些务虚问题上的思考，崇祯还停留在最低级的阶段：人云亦云。
圣人云，则亦云。
圣人说天子当胸怀天下，为万民君长，长养百姓，视百姓如赤子。所以崇祯也只是在脑中一遍遍重复，从未再深一步去思考：百姓到底分了几种，各类百姓之间如何平衡。一碗水端平，有人渴死有人呛死，雨露雷霆到底该如何分配……
这回的四千四百万两赃款打开了崇祯思考的大门，让崇祯发现自己面对天下事竟然如此陌生。曾经只知道没银子的日子难过，现在真有这么多银子，却发现自己竟然不会用！
当年九百多万辽饷砸下去，连个水花都没有，最后吴襄竟然说只有三千精锐能够勤王，而且还得先拿百多万的军饷出来。
这四千四百万的银子，该怎么用？
“这些银子，你可有甚想法？”崇祯问道。
“儿臣已经与阁部商议了主意，准备用这笔银子开办一家银行。”朱慈烺道。
“银行？”
“是发行宝钞的衙署。”朱慈烺道：“其位与户部持平。又独立行事。”
“宝钞一向是户部发行，为何要独立出来？”崇祯问道。
“因为宝钞这个名字不能用了。”朱慈烺叹了口气。
大明的宝钞几乎与后世的金圆券齐名，简直遗臭万年。
太祖高皇帝当年沿用宋、元制度，以为宝钞可以节省人力和金属货币，却根本不知道纸币诞生本意是解决流通不便、以及市场货币流通量不足的问题，进而错误地认为通行宝钞就是一座挖不尽的金银矿。
大明通行宝钞作为一种不可兑换纸币。本身不能换成真金白银，靠的是官府权威和信用。而官府竟然不许百姓以宝钞纳税，一定要缴交实物，这简直是要将宝钞推向绝路。
更绝的是，残旧宝钞要兑换新钞另要加钱，就连纸币替代天然货币减免自然损耗的功能都剥夺了。
光是如此还不能说明国初的“经济掌舵人”的花样作死。为了保证宝钞的地位，朝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禁止白银流通，直到嘉靖之后大量白银涌入才渐渐解禁。这就导致了市场一边需要宝钞，一边宝钞又因为信用不足而持续贬值。
如此种种原因相叠加。宝钞除了作为一种货币符号，在宫中也指代帝室用的手纸。
估计百姓们也这么看。
天启年间就有人提出重新发行宝钞，以解决国库不足用的问题。崇祯十六年，蒋臣在国家最为难的时候旧事重提，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升为司务，参与宝钞发行事宜。只是很快就迎来了甲申国变，连制造宝钞的木材都没买到就流产了。
崇祯帝听皇太子有意要发行宝钞。很是奇怪：“既然已经有了银子，为什么还要发行宝钞？”
当然是赚取利息！
朱慈烺本身不是金融、经济专业出身。对于货币市场的了解只能算是小瓶子水晃荡。但他知道一点，铸造银币、金币就是为了掺入其他廉价金属，博取面额与实际成本之间的孳息。比如用半两的白银掺上铅，铸造出来的银币上写着“一两”，当做一两白银流通，朝廷就赚了去除成本之后的银子。
这种小聪明很早就为古人所用。王莽将之做到了极致，小小一枚铜钱上可以当五、当十地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被史家冠以剥削百姓的恶名。
纸币比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