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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蛐儿说这话时眼睛血红，情绪激动，当时，我哥哥、阿斗、晨光都在议论中央＇1＇号文件，谁也没有注意到蛐蛐儿说这话时神情的异样。只有大耳朵比较心细，他问蛐蛐儿是否刚和J见过面？大家都知道J的父母刚给J介绍了一个海军，阿斗打趣地称这位海军为“驱逐舰舰长”，是这位“舰长”把蛐蛐儿从J那儿驱逐出来了。大耳朵觉得蛐蛐儿情绪低落显然和这位“驱逐舰舰长”有关，但此时他根本不会想到，蛐蛐儿的这一场被他们这帮哥儿们引为笑谈的失恋，却可能是酿就一桩重大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当大耳朵终于从金黄和褐色的美丽中回到留椿屋，和我们一起逐间逐间参观当年关押他们的牢房时，他的神情又开始阴沉起来。相比毛宁和晨光回到曾经囚禁自己的牢房表现出来的轻松，大耳朵走进他的旧地时却是一脸肃穆。我想，这也许是我单刀直入逼近主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若再迟疑，那么我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解当年发生在这间屋子里的事情真相了。
我犹豫再三，还是下决心向大耳朵问起了1976年在“四人帮”粉碎的前夜，大耳朵却突然割腕自杀的事情。
虽然在这之前，毛宁、晨光、阿斗都交代我，这件事情是大耳朵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最好不要去触碰，但我知道，关于留椿屋在1976年的记载若是缺了这段文字，那将是巨大的缺憾，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今天，当大家回忆了留椿屋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我想，大耳朵也许会用另外一种心情和眼光来重新看待当年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烙印的自杀事件。
当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问大耳朵：事情虽然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会在“四人帮”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杀这样的选择呢？大耳朵面对我探究的目光，竟没有半点躲闪和忐忑，他撸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条长长的暗褐色的伤疤，问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个我以为讳莫如深，几乎不能碰的话题，却被大耳朵自己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紧后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拳头。他在我面前缓缓松开手掌，离手掌大约一寸半处那条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样的疤痕，在灯光下有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阴冷。大耳朵坦然地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对我说，我老婆孩子都曾经问我这道伤疤的来历，我和他们说是插队落户时上山砍柴受的伤。我不想告诉家人真相，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有什么必要耿耿于怀呢？我心里涌上了一阵深深的感动，我没有想到大耳朵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却有这样平和的心境和宽阔的胸怀，看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历史的勇气。我拿出相机，对着大耳朵手腕上的伤疤，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员对大耳朵的审问从头至尾都围绕着“狗肉聚会”，他们明确告诉大耳朵，这是一次和炮制“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反革命预谋会议。他们要求大耳朵将“狗肉聚会”的来龙去脉和那次聚会以后的每一天都作出详详细细的回忆，并且将这些流水账一般的回忆一点一滴都写下来。这样的流水账不是纸面上“流水账”三个字就能轻松流淌过去的，这样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干什么有谁可以证明等等等等的反反复复的提问．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变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顶下来了。
曾经看管过他们的毛排长说：你们能熬过来真不容易，要我早疯了！
大耳朵没有疯，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乐，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暖，背后有一份支撑。虽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刚刚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浙江省电力安装公司，上了没几天班就锒铛入狱，他和单位里的人几乎还都不怎么认识，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单位里的人都对他很好。公司的保卫科长是一位老干部，要保大耳朵，说，这孩子挺老实的，不会有问题。当大耳朵被从市公安局转移到留椿屋时，这位保卫科长仍然每个月将大耳朵的工资送到公安局再转给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资时就会让看管他们的警卫战士去买香烟，而每次买来香烟他又都会分送给这些没有工资的警卫战士。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警卫战士们几乎和留椿屋里的犯人们称兄道弟，倘若不是因为1976年9月9号风云突变，大耳朵或许会一直健康快乐下去。
然而，9月9号这一天，情况突然改变了。
先是听到青龙山脚下的天目山饭店传来一阵阵哀乐声，而后又传来国际歌的乐曲，声音开始不大，后来越来越响，哀乐，国际歌；国际歌，哀乐；循环反复，周而复始。
大耳朵的心没来由的咚咚咚一阵狂跳，只听到隔壁传来一声仰天长叹：啊——毛主席逝世啦！是毛宁的声音。很快听到当兵的厉声训斥：不许瞎说！
沉重的哀乐和国际歌悲怆有力的乐曲依旧在继续，武警战士频繁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留椿屋里的气氛异常紧张。终于，山下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沉痛的声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大耳朵两腿发软，一股彻骨的寒气从后脊梁猛地蹿上来，只觉得手脚一下子冰凉。
傍晚时分，大耳朵从门缝里看出去，所有站岗的战士全部换上了陌生的面孔。以前，每个房间门口是一个岗哨，而且大多已是很熟悉的笑脸。现在每个房间外都是双岗，且荷枪实弹，一个长枪，一个短枪，甚至连楼梯口都站着两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有一种一级戒备的状态。
种种迹象都表明，毛主席逝世了，那帮阴谋家马上就要动手了，一切都没有希望了。
幻觉是在一瞬间产生的。大耳朵只听到楼底下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和多辆卡车发动的声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押回桐庐开公审大会（桐庐是大耳朵曾经插队的地方）。两个恐怖的字眼钻进了他的耳朵：审判、枪毙，枪毙，审判！
大耳朵脑子一片混乱。他突然想起，在自己当年插队落户的桐庐县，他曾经在桐庐中学前的体育场参加过枪毙人的公审大会，乌秧的人群站在台下，千百双眼睛而无情地盯着抬上，台上的案犯嘴里都被塞着脏乎乎的破布或毛巾，双手反铐，五花大绑，宣判后绑赴刑场前通常会将犯人押上卡车，绕县城主要街道一周，游街示众。人格的被凌辱和尊严的丧失殆尽，曾在大耳朵心上截下了很深很痛的可怕印记。他还想起自己插队的地方有一个中学老师，因为文化大革命不满，用真名实姓给《人民日报》写信，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大耳朵曾经见过那位老师，人很好，村里人都说他死得太惨了，他老婆用大板车把这位老师的尸体从刑的桐君山脚下拖回家时，行刑单位还向这位可怜的女人收了子弹费，大耳朵觉得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是没有那能力来收尸的。而唯一的妹妹年级小，又是女孩，他也绝不会让妹妹受到刺激和惊吓
九点过后，有一个声音在楼道里大声宣布：房间里不准熄灯，被子不准盖到胸口以上，不准蒙头睡觉！
就在那一刻，大耳朵决定了：与其被拉出去审判枪毙，不如自己结束生命！
他先从自己住的二楼房间的窗口朝下观察，觉得高度不够，跳下去多半小能一下致死；他又抽出自己裤子上的裤带，四下张望了半天，房间里找不到可以挂绳子的地方，吊是不可能的；他又试着掐自己的脖子，每当要窒息过去，眼睛开始突暴时，手就不由自主无力地松开了。下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大耳朵没想到死会那么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大耳朵发现了自己藏在被单底下的一面小圆镜，他心里有底了，他相信，这是死神给他的暗示。
晚上十点多，四周静了下来，只有外面山上的草丛里偶尔传来几声蟋蟀的鸣叫。大耳朵房间门外的岗哨连打了几个哈欠，就再没有动静了。
大耳朵很锁静地坐在床上，将这面小圆镜仔细地擦干净，他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年轻的脸，然后将镜子一掰两半 小圆镜的破口呈狼牙锯齿状，很锋利。大耳朵的手一下子就被划破了，血渗了出来。大耳朵用手指沾着丝丝缕缕往外渗的血，脑袋里一片空白。他慢慢地在床上躺平，用左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右手腕一刀割了下去，鲜红的血一下子流出来，染红了雪白的被单。大耳朵看着不断涌出来的鲜血，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为了加快血流的速度，他又纵深来回给了几下，这才平静地躺卧下去去，将被子拉到胸口，两眼瞪着天花板上明晃晃的电灯，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我最初写这段文字时，写的是大耳朵“用右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左手腕一刀割了下去”，我把草稿送给大耳朵看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被割腕是右手镜子是手掰开的手也破了文章左手不对。我看了短信立刻给大耳朵打电话；你是左撇子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是左手割右手，而不是左手割左手？人耳朵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到留椿屋实地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当我站在留椿屋关押大耳朵的房间，看着洞开的门想象着当年在门外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的岗哨，我一下子就明白大耳朵为什么会充当了一回左撇子，大耳朵作为犯人，他的床正对着门，一切都裸露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爱她若用右手割左手，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而只有翻身向着墙壁，用左手动作，才有可能躲过哨兵的视线，就是这一左撇子的错位，无意中挽救了大耳朵的生命，试想，在大耳朵拼死的决绝下，正常的右手力量，一刀下去，是以让大耳朵毙命！
值班的警卫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发现情况异样的，九月的天依然亮得很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毅已经酒满了每一扇窗口，平常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的犯人早已开始各种锻炼，大耳朵也早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了，可是这一天，大耳朵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警卫现是从门外向里张了一眼，床上纹丝不动，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便一下冲进门来床上依旧没有声音，床下却有一地的血，警卫慌了，他一把掀开被子，大耳朵闭着眼睛躺在满床的血水中，已经不省人事。警卫从胸腔里发出“哇”的一声闷叫，整幢椿屋立马像陀螺一样抽风般地旋转起来，只听到门外“快快快……”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得楼上一串串嗒嗒嗒的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人心惊肉跳，更甭说这样满楼的压抑不住的喧哗。
很快，每一个房间都遭到了仔细的检查，每一个人的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收缴上来统一保管，包括剪刀、蘸水笔、镜子、牙膏、肥皂、筷子等等看来可能会成为自杀工具的东西一律上缴。
每一个都判断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每一个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产生联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是大耳朵做出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留椿屋青苔地的天井里，毛宁告诉我，那天早晨，他到天井洗漱时看到一只木盆里浸泡着带血的被单，木盆里的水全被染红了，血水让毛宁毛骨悚然，一股寒气从脚底钻上来，让他周身的热血一瞬间有冰冻的感觉。他不知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