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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阿三在一起，空气却变得阴郁紧张，之前的那些轻快和喜悦，那般炽热的欲念都消失了，就像那个惊恐等待派出所查夜的水乡之夜，恐惧逼退了欲望。
这时候的蝶来已经开始明白，与社会与外界巨大的压力相比，即便有父母的保护，其作用也是微乎其微。首先她不知道旷工在家会有怎样的后果等着她，其次，未来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有什么办法能够离开农场？她现在终于把读书视为救赎。每天拿着英语读本到复兴公园大声朗读，然而，阿三是没有这样的急迫感，他们处在两种状态中。隔阂出现了。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刊出，海参回上海三天收集教科书，期间找蝶来商谈迎考之事，眼看离开农场的道路已在他们面前铺展，两人都处在极度兴奋焦虑之类的激动情绪中，一旁的阿三却事不关己，完全是个局外人。
蝶来学着海参到处收罗来四年中学教科书，并听从他的劝说带着一大捆书回农场，因为连队新来的支部书记让海参带话，如果要从连队拿到准考证尽早回去是上策。阿三送蝶来上船时情绪低落，他说：“我的心情很矛盾，我当然希望你考上大学回来，但我有预感，你一旦考进大学就不会理我了，是啊，你现在已经不想理我了。”
“现在是暂时的，问题是，阿三你为什么不参加考试？你在上海找老师辅导比我容易，你总不见得一辈子在你那个模具车间。”
“大学毕业要重新分配，要是分去外地呢？”
“这听起来像你妈妈说的。”蝶来非常不屑，“如果是我，我宁愿到外地当一名工程师，也不要在上海当工人。”
当轮船汽笛鸣响时，蝶来突然难过起来，好像这是一次长别似的，她的眼睛湿了。她想起他们一起坐小火轮突突突地左拐右弯如长蛇从曲径滑进偏僻的水乡，接着是战战兢兢的水乡夜晚，她不由地去拉阿三的手，两人的手都是冰凉的，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十二月，是个潮湿的阴天，江上灰蒙蒙的，好像有一层薄雾，但是蝶来已从迷惘中走出，眼前的目标很清楚，太清楚了，她和阿三挥手告别，“我可能没有时间写信给你，等我，考完试我会来找你。阿三，耐心点，等我。”
阿三没有等，他没有耐心，或者说，没有信心等到蝶来考完试，在八个月的复习期间，阿三重新回到团支书身边。蝶来并不知道，或者说，她根本无暇关心和了解阿三在想什么在干什么，那几个月她所有的热情、她生存的意义被焦点化了，就像个精神病患者，她眼前的目标是唯一的，在奔向这个目标的路途上，她毫不犹豫地越过所有的障碍，假如说与阿三的关系是其中一个障碍。
她和海参一起报考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入学考试，两届考试只相隔了几个月，因此她那一届是过了学校的整个暑假，九月份之后才拿到入学通知。第一批通知下来，她的连队只接到三张入学通知，其中两张是她和海参，因此他们俩一起拿着入学通知和户口回到上海，他们的行李被扔在农场集体宿舍门口，要过几天才能托运到家，当然，对于离去的人，行李扔了也无所谓。
他们坐的双体客轮停泊在吴淞码头，蝶妹和她父亲到码头去接她，他们三人和海参一路换了部公共汽车，到淮海路时他们和海参一起下车，但没有走原来的回家路线，而是去了相反的方向。父亲和妹妹把蝶来接到另一条马路另一条弄堂，没错，她的家人在没有与她商量的情况下，把家给搬了。
“为了那些谣言，尽管你否认了，妈妈也没有追究，但你知道徐爱丽，她本来就吃饱了没事干喜欢无事生非，反正她把你和阿三在苏州过夜的事到处传播，妈妈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想到换房。”蝶妹告诉蝶来道。
那是回家当晚，面对着刚刚经历搬家仍然杂乱无章堆满纸箱的新地方，蝶来十分茫然，仿佛，她的注意力还没有真正回到新的现实。这时候她的脑中才充满阿三，深深的缺憾感几乎抵消回到上海的喜悦。
新地方和老地方只相隔了几条马路，不过是从淮海路的南面搬到北面，从一楼搬到二楼，妈妈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原来的底楼过于潮湿，令她患上关节炎。可是在这间曾是他人家庭的房间里，看出去的弄堂格局，窗外景象，甚至天空的颜色都是迥异的，蝶来觉得与阿三的距离比在崇明时还要远，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委屈和惆怅，她想立刻见到他。
她坐到纸箱上给阿三写纸条，约会他仍像过去一样需要蝶妹递送纸条，突然心里就有了忐忑，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觉得毫无把握，觉得一种超越空间的距离横亘在他们之间。
就像她预感的，阿三已经离她而去了。阿三告诉蝶妹，他好容易才想通他和蝶来是没有将来的，因为，他和蝶来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他做不到，或者说远不是蝶来期望的那一种人。
“阿三说，我不能忘记那一次当蝶来告诉我高考恢复必须去参加考试时她那一双眼睛，那双眼睛突然亮起来，就像刀锋，亮得很刺眼，很无情。我那时就相信她的决心够大，大到足够让她做成她要做的事，我把我的担心告诉她，我担心她考上大学就会离开我。她说，你也可以去考，你总不见得一直做工人。蝶来很直接，她已经让我知道，她最后会做什么·J46·选择……”
蝶妹的转述空虚地结束在没有任何回应的被杂物挤得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正在整理书籍的蝶来，将手中的书朝地上扔去，然后，便冲出家门。
蝶妹以为她去找阿三，她知道蝶来是不会容忍任何苟且，即便是分手，也得有个仪式。蝶妹拾起被蝶来摔得面目受损的书，并把受损部分补好。
两小时后蝶来回家天已经黑透，家里的饭桌刚刚收起来，现在不再有个厨房可以让姐妹俩在饭桌上写毛笔字说闲话，还可以加入个把徐爱丽这样的人，让厨房有一种“沙龙”气氛。
现在厨房的功能只能在晒台门口实现，那个地方正好可以放煤气灶和一个碗橱，水池和料理台放在晒台上，这就是换房后所失，但蝶来和蝶妹将是周末的匆匆过客，对于家里的变化虽然不满但也不想太认真。
无论如何，她俩可以在睡觉的亭子间说悄悄话，虽然亭子问平时是属于弟弟的，但她们回家的日子，弟弟就睡在前楼父母房间的长沙发上。
“这栋房子没有徐爱丽很寂寞。”
蝶来别扭地坐在床边和妹妹说话，亭子间放了床和写字台书橱五斗橱等，连一张沙发都放不下。
“现在和胡海星见面还要过几条马路。”妹妹抱怨着，心里想，蝶来本来还可以在弄堂碰到阿三，至少有遇见的机会。
“已经不重要了，我们都住在学校，蝶妹，我们要学会认识新的朋友开始新的人生。”蝶来已经躺到床上。
“你没有去找阿三？”蝶妹问。她一点没有睡意，坐在写字台前，她想写毛笔字，但房间里的什物都在纸箱里，她再一次感觉家里少了厨房就像少了一大块空间。
“阿三没有出息，他自甘堕落回到那个团支书身边，我去找他干什么？”
“本来你就是和他玩玩的，是吗？”
“阿三是这么想的吗？”
蝶来猛地从床上坐起来看着蝶妹，她的眉峰高高扬起，有一股凌厉的气势。
蝶妹垂下眼帘。
“阿三是这么想的吗？”
蝶来又问，这一次已带上哭音。
蝶来再见到阿三。已是六年后。
那是一九八四年夏天的某一个下午，阿三拿到美国签证后来找蝶来，她正在准备秋天的婚事，木匠们在她和未婚夫的未来新房打家具，蝶妹把她新房的地址给了阿三，因此他找上门来。恰好那天未婚夫外出去五金店配新房的锁匙。
听说，她进大学第二年，阿三也去参加考试，却被北方一所大学录取，邻居们都想不通，为何阿三要放弃上海去外地，读书怎么样呢？读书也不至于读到外码头。那时候，上海人称外省地为“外码头”．听起来，去外码头就像去流放。
然而，这就是命运，阿三最初不报考大学是担心大学毕业重新面临分配分到外地的可能，没想到却直接考去了外地，就像邻居们说的，阿三可以不去，但阿三去了。
同厂的团支书女朋友已经和阿三谈论婚嫁了，却因为阿三去外地而告吹，有人说阿三是为了躲避这个婚姻才去读大学甚至不惜去外地。那时候蝶来已经升大学二年级，百分之一百地投入到她自己的校园生活，并与同校男生若即若离正要卷入另一段校园的恋爱关系。
这就是说，他们有些年头没见，猛然看到阿三．蝶来竟怦然心跳。夏天的阿三穿着白色T恤衫，高大刚健，却沉静，这是她陌生的气质。那次码头告别后他们就没有再见到，她记得那是个潮湿的阴天，江上灰蒙蒙的，好像有一层薄雾，她去拉他的手，十指相扣的指尖冰凉冰凉，就像互相捏着块生铁。
好像他们的手指比他们的意识更早感受到那一次告别的意味。而现在已是农历七月的大暑天，在满是刨花木料和铁钉简直是家具厂车间的未来新房，她和阿三面对面，隔了这么些年，如同隔着宽阔的大洋，她强烈感受着距离产生的吸引。
他们的脸上都是汗，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在这间暂时变成了场间的未来新房门口，她为无法遏制身体里的那头野兽而绝望。
“我们去外面走走好吗？”阿三拘谨地问道。
在八四年夏天黄昏，走出这条挤满旧房子的老弄堂，弄堂外车水马龙，不要说谈话，连正常走路都碰碰撞撞，处处是障碍。真奇怪，偌大的城市竟没有说话散步的地方？那是绝望后的悲伤。
“要不去老大昌坐一会儿？”他提议，那也是她能够想起来的可以进去一坐的地方。整条淮海路只有一个老大昌可以有咖啡喝，并有著名的意大利风味的牛油冰糕，其他西式点心也是以味道纯正扬名，而对年轻人，这栋小楼的幽雅和浪漫充满谈情说爱气氛，是整个城市屈指可数的情调场所。
不过，他们必须步行穿过两条横马路，假如不想挤车。谢天谢地，新房居然也在她熟悉的区域，未婚夫的父亲评上教授，分到一间房给他们做婚房，是否这也是她在这个夏天结婚的理由？她有时禁不住问自己。
他们已经看到站在马路对面这栋小小的法国风格的小楼房，在等红灯转绿灯的岔路口，他们的身后便是国泰电影院，不由地一起转脸抬头去看当时印象就已经模糊的电影海报，更清晰的记忆是他们一起陪着海参站在海报墙下等退票，手里握着一毛钱在等退票的都是海参这样年龄的男生。
“《金姬银姬的命运》。”他们异口同声。
“海参居然等到退票。”阿三说。
“居然就在我们身后两排。”蝶来笑，还哼了一声，“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是要监视我们。”
还是那么率真、任性，在嘈杂的街上行走中而渐渐摆脱了绝望的蝶来又无拘无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回眸笑瞥一眼阿三，长长的眼梢勾画出蝶来特有的妩媚，阿三怔怔地看着她。
他的目光令更多的回忆涌现，在暗了灯的影院，十指紧扣的手，替代着被禁锢的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