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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它们之间争夺霸权，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乘机崛起，疯狂扩军备战，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力求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境。
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发动了战争；
二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方针，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致使处于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三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牵制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
四是苏联忙于国内建设，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并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使日本财阀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财阀转向支持法西斯而抛弃了政党，使日本法西斯的势力更加膨胀。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日本渡过了经济的萧条，进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刺激了日本的扩军备战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加快建立战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涨局面。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迅速增长着。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掠夺，更加快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它把这块刚刚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迅速变成了南下进攻中国腹地和南洋，北上进攻苏联的最大的战略基地。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它不仅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向世界争霸对手进攻的开始，从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然而，对如此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国联和列强却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不仅未给侵略者以任何实际的惩罚和制裁，而且对日本最野蛮的侵略罪行给予默认。日本法西斯摸到了底蕴，受到了鼓舞，为便于为所欲为自由行动，索性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等于破坏了所有的国际协定，宣布了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
从此，一个好战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东方无阻挡地急剧滋长着，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早的战争策源地，成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罪魁祸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机，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首先主张武装抗日，并引导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坚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违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当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此期间，驻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奋起保卫淞沪，也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这些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抗日武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挫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得到了全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一节 日本侵华的新步骤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全面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由于日本受其国力、军力和国际等条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当局在侵华作战的基本点中明确提出：“因对苏必须严加警戒，所以对华作战必须极力缩小规模，以最少兵力尽速达到作战目的。”“要始终把战争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一个方面，这是根本方针。”“只在一方面作战不能消灭中国的武力，因此应只占领必要地区。如此持续下去给中国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国不得不向我方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热河、冀东便成为其窥伺的目标。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曾企周乘机侵占热河，只因当时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拚凑伪满洲国，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而未能付诸实施。1932年下半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又将侵犯热河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速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变，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从而更加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1932年5月15日军部少数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义苏联从道义上支持中国。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不满，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苏、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标志着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心脏的形成。美、英、法等国的绥靖态度和德国纳粹的上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在中国内部，“九·一八”的炮声，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民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遭到日本关东军的疯狂镇压。到1932年底，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均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日本这次扩大侵略的主要企图是：侵占热河，逼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在侵略步骤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1933年2月10日，关东军在侵热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第二步，在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改取“迫和为主，内部策动为从”的方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4页。＇派兵入侵关内，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侵打开缺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5年东京版，第788页。＇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早在“九·一八”之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
此后，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高原在返回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杀死。＇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这年冬天，日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汤派代表长驻长春；将铁路由北票延伸至承德；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同时电告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日军见诱降不成，便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491页。＇
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89页。＇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页。＇
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东京版。＇
日本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要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1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至3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6、第14师，第10师主力，第20师司令部，以及混成第8、第38旅和第1、第4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