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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离职守等根据情况定重罪到大罪；军政官员犯罪，一律罪加一等。
《工商赋税法》以《国商策》为根基，制订了商业规则，确定了私人达到要求可在各州或治略府成立商社；肯定治略府有权调动国商和民商参与物价平衡干预；肯定个人创新创造的新商品可独享制造权限二十年，亦可将完全或分售他人；确定农业和工商业的划分，统一工商赋税国商、民商为十抽二，私商为十抽三，维持对国商的其他扶持条件不变；确定了黄金贸易必须由襄阳银庄代治略府独家经营；维持现有农税额度，但增加在官田种植的百姓享受农业补贴，使得农民种官田可获得补贴；规定百姓养马可以获得额外补贴；维持官田种植的农场和百姓开垦新官田，可十年免税，同时获得治略府一次性农田开垦补贴；规定百姓开垦新田，种植十年后，可再次获得农田回收补贴，设定铁、盐、布等十六行业，私人未成立商社不得进入，百姓自耕自织自铸者，取消一切农业补贴，增加农税两成。
《土地法》正式规定任何人只能和各州治略台定行土地贸易，不得私自变卖土地，氏族必须拥有集体土地，集体土地收入归属氏族共有，族长依据《氏族法》分配使用；规定各氏族拥有集体土地的上限；规定每户可拥有土地上限不得超过三百大亩，多余土地必须由治略府按市价完成回收；普通百姓和氏族子弟可以租种官田，租期可以签订为十年、三十年和五十年三种，租期越长，农税越低。
《雇工法》正式规定了长工、短工根据工艺水平必须享受的最低劳薪，平均雇工收入比灵帝时期提高了两倍左右；规定雇佣工每月月初第一日和月末三日享受休假，在假期内，雇佣者必须支付全额薪水，如雇佣工在休假日被迫工作，必须获得双倍劳薪。
由于几大律法受影响较多的主要是各地从商的氏族，他们大多为国商、民商，并不敢过于指责新法，即使非常严苛的《雇工法》，也没有人过多反对。
在胡昭的建议下，刘协又同时安排治略府和楚王府共同制定《氏族法》，对整个楚地进行氏族管理，登记各地氏族，严格建立家谱登记管理和核查工作，总的根基有九条：
１、氏族总计千人以下为小族，千人以上、六千人以下为大族，六千人以上为豪族。凡万人以上氏族必须分割成两氏族，新选族长，重建族谱，防止氏族势力过大，对小族采取扶持，对豪族采取分化的管理办法。
２、凡触犯《楚律》规定九等罪行的前三等重罪，各氏族必须对罪民进行除名处理，不再认其为宗亲。
３、凡氏族中有人担任国商，则相应商社不得再安排其他氏族成员担任管理职务。
４、设氏族功勋，同九等罪行一样设九等功勋，前三等为国族，中三等为州族，下三等为郡族。
国族续任族长人选可直接就读襄阳、江南、西南三大学府，州族续任族长人选可直接就读各州立学府，郡族续任族长人选可直接就读郡学。
国族可耕种土地三千亩，州族可耕种土地一千亩，郡族可耕种土地三百亩。
若氏族内部子弟凡有人触犯《楚律》重罪，氏族缴纳罪金三百万钱，且氏族功勋降一等；若氏族内部子弟中有人触犯《楚律》第四等到第六等的大罪，氏族缴纳罪金三十万钱，且氏族功勋降半等，若有两人犯大罪，则氏族功勋降一等；若氏族累计三十人触犯《楚律》第七等到第九等小罪，氏族功勋一等。
氏族子弟若能担任治略府三公，统帅府左、右、前、后四将军，楚王府三大总祭，水镜、襄阳、江南、西南四大学府总祭，氏族可直接提升三等；氏族子弟若能担任治略府各部尚书，各州治略总督，统帅府各军将军，楚王府六署尚书令，各州立学府祭酒及各国立商社国商，氏族可直接提升一等；氏族子弟若能担任从事、曹史级别官员，驻防军督尉，各军督将、偏将，氏族可提升半等。
５、各有功勋氏族定选族长由朝廷负责，每郡族挑选族长候选名单定为三名，具体任命由州府掌控；州族定族长候选名单为三名，任命权由治略府掌控；国族定族长候选名单六名，任命权由楚王府掌控。
６、凡九等内氏族必须在襄阳银庄设氏族银库，氏族公用钱财必须存入银庄，族长必须动用本族银库维持氏族文教、医治、生葬事宜。氏族必须设启蒙馆、医馆，负责年幼子弟的启蒙教化和氏族子弟的病疾医治。
７、凡无九等功勋、人口为小族且多于三百的氏族，每年可获得治略府三十万钱的补贴，族长候选人可在会考中优先进入郡学。
８、氏族经商不得同时涉及四个以上行业。
９、凡移民过程中失去与本族联系的小户百姓，可通过各地官府联系宗族，联系上后，可由官府出钱移迁到宗族聚集地；若不能联系上，可自建族谱，且在人口少于三百前，每年可获得治略府三万钱的补贴。
此次制订的《氏族法》明确加强了对氏族势力的控制，通过中国百姓归宗认祖的传统，进行犯罪率的压制和贫民的扶持，防止氏族内部一家或几家独大，导致社会财富分配过于不均，扩大平均购买能力。既支持有功大族的持续发展，又压制豪族势力过于庞大，同时扶持小族的发展，增加对百姓的补贴，严格限制小农经济中的自补自足现象，增强百姓的消费能力。
加上《氏族法》，这这一律五法的制定确定了整个楚地的法律基础，提升了法家的地位，围绕扩大内需消费能力和稳定物价做足了文章，无论是农业补贴和雇工提薪休假，都是扩大百姓实际购买能力的主要办法。
同时体现了轻民罪，重官罪的治理办法，凡是官员犯罪，一律罪加一等；控制氏族对土地的拥有数量，使农业补贴能够确实发放到百姓手中；鼓励百姓和氏族进行官田的开拓中，减少私田的拥有数量，实现政府掌控大部分土地所有权。
平衡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制止财富过多向豪门氏族集中。
一律五法的制定时间非常长，一直持续了十二年才完全制定出来，但很多办法则在初泰十一年夏提前实行，比如劳工加薪、黄金控制、农业补贴和限制农户自织自铸等，围绕着缓解经济危机的一系列办法首先进行实施。
刘协有理由相信，随着一律五法的完全制定和执行，天下的土地将集中归附国家，百姓依靠长期的租种保持生计和富足，而各大家族的势力则被迫推向商业，既可使百姓安居乐业，又使氏族实力得到壮大，并依靠中国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实现国内的低犯罪率和财富均化。
可以说，《氏族法》说明刘协允许实力强大的家族出现，但不允许只有几家实力过于强大，更不允许个人财富过于膨化，也绝不允许家族强大到国家无法掌控的地步。
于此同时，根据北方的需求，楚地连续出售大量粮食换取黄金、马匹，并用六千万石粮食和曹操换取了青州金矿的开采权限，强制和楚地商人以一万五千钱兑换一黄金的价格回收黄金。
在治略府的支持下，楚地荆、扬、徐、蜀、梁、豫、交、凉、广九个州的商品也集中起来向北方和青州倾销，换取更多硬通货，并在储备兑换范围内，加大楚钱发行量，减缓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楚地的新商品稻米、盐、油、陶瓷、面粉、绢布、蜀锦、高纯度白酒、大豆，甚至新出现的奶酪、葡萄酒、花椒粉也开始小面积销售，但价格制定非常高。所有商品即使卖成五铢钱，也立刻在洛阳兑换成黄金、白银运回楚地，使得北方朝廷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出现了黄金不足的现象。
随着北方在初泰十一年春出现瘟疫，楚地储备的药物和事先在各大市设立的水塔、下水道两大供水排水体系也正式体现了功效，治略府严格要求各地首先对水塔、下水道进行清洁监控，大规模供给伤寒汤，调动梁、豫、徐三州驻防军监管边境，不允许任何北方流民南下，在楚地和朝廷交界地设立粥场和医所。
楚地开始推广马耕，由于陆续从北方购买了二十余万普通马，补充到国内各农场，楚地推广马耕和牛耕之后，除了插秧和收割需要大量人力之外，大多数时候不需要非常的农业人口，在楚地也出现了大批专门打短工的贫民，这部分贫民农忙时候参与农作，平时则集中在各商社参与建筑、水利、搬运、制造等行业。
根据统计署的统计，这部分人口占整个楚地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约两百三十余万人，为了稳定这部分因为推广马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初泰五年制定的五年工程计划基本完结之后，治略府增加了二十亿钱的工程建设计划，再分十年完工，集中在楚地水塔扩建、下水道建设、广州建设、蜀州建设、梁州建设和楚地青砖道路铺设六个大方面，合计工程六十余项，涉及二十多个方面。
《氏族法》部分遭遇阻力较小的计划也开始优先推广，将楚地三百多个较大的氏族开始登记在案，进行人口和实际拥有土地面积进行监督，掌握续任族长的教育和选择。
楚王府的内务署成立之后，开始运作楚王府的财务，首先设立监造司，对各地上供楚王专用物品制造过程的监查；对楚天商社整改，将运营范围控制在家具、珠宝首饰、葡萄酒、瓷器四个方面，并通过《楚王内务律》规定楚王府的财务收入包含治略府每年划拨的六千万钱、荆州的赋税一成、金陵赋税一成、楚天商社的利润和设在襄阳、樊城、南昌、长沙、吴郡的十二个农场（总计三万六千亩土地）的收入，楚天商社、农场等楚王产业无须向治略府缴纳赋税，同时不得向其他行业拓展。
禁卫军的军费不再由楚王府独立拨付，而是由统帅府统一调配，仍然确保禁卫军军士年薪平均水平比楚军平均水平高两成。
治略府在获得大量黄金后，开始增发楚钱年铸造量，完全更改楚地年俸支付方式，不再使用粮食和楚钱结合模式，统一使用楚钱，提升官员年俸，确保官员年俸为北方的两倍，执行高薪养廉政策，同时相应提升各学府祭酒和学者、医师和各地良匠的年俸津贴。
由于北方粮价常年不稳，刘备曾经学南方改以五铢钱和粮食结合发放年俸的方法，在治略府大幅度提升各级军政官员和各个层面人才年俸之后，北方大量学士、医师、工匠因仰慕楚地大治南投，令刘备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被迫提升官员年俸，增发大量五铢钱进行财力弥补，但由于北方没有黄金储备的概念，增发五铢钱过多之后导致五铢钱贬值，从最初的十八万兑换一斤黄金降到二十二万。
治略府相应制定策略，警告各地商人避免使用五铢钱，暂时停止五铢钱使用，促使南北商人转向使用楚钱，同时规定凡投奔南方求职的北方人士，一旦在南方任职，发放举家搬迁补贴，进一步鼓励北方才俊举家搬到南方。
朝廷经济因为五铢钱遭到楚钱打击，几乎陷于崩溃，孙邵竭尽全力也不是张昭的对手，不得不让刘备调诸葛亮从冀州返回晋阳处理事务，刘备知道诸葛亮一旦调入晋阳就会更加巩固晋阳派的实力，使自己一直努力平衡晋阳、洛阳两派的策略失败，但情况危急之下也不得不同意。
诸葛亮清醒的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