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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皇上定下大明以农为本的国策，就是以农之质朴以定国之根本。纵然商者可以利富国，终非长久之计。二世三世则乱。”
对于朱植地口诛笔伐已经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罪名争论上，焦点已经转移到关于重商的争论上来。以茹为首地保守派对朱植进行了全面进攻，如果说这些人存在燕王一党的可能地话，那么连刘三吾也跳出来就实在让人看不懂了。
刘三吾道：“古人云，金银珠玉，饥不能食，渴不能饮，不如谷物丝麻。如开兴商之风，民间必重利轻义，此乃取祸之道也。重农抑商乃长久之计，农税也是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之上，否则连农税都不征，天下万民则没有了忌惮，到时候朝廷如何能管束之？望皇上三思。”
这就有些不好办了，在朱植内心最深层的地方，何曾不懂得这个道理，明朝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植根在农村地大地主集团，他们从农田获得利润，也构成了帝国最基本的结构。
这个结构最下层是亿万农民，上面是自耕农，再向上是小地主，再到大地主。这个结构之所以稳定，是结合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礼法基础，从而形成了异常稳固的结构。
朱植意识到，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这样的结构尚未巩固，也许在这个时候改变它才是最好的时机。只是眼前这关又该如何过呢？
朱元璋哪里料到朱植的思绪已经飞到九霄云外，只道他无言以对。茹又道：“现在辽东地多人少，自然不会感觉到多少问题。然一旦商人势力强大了，他们自然求政，乱政，大秦有吕不韦，正是以商而乱的先例。现在商人们在辽王殿下支持下竟然敢与北元鞑子通商，正是无法无天之状。如此祸患不得不除。”
御史胡广又道：“我朝立国以来，威甲海内，四夷臣服，蒙古来朝。依臣之见，对外派良将严守四境，对内广修仁德，自可不战而曲人之兵。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倭寇掠我海岸，图我财货。不正是因为辽东重商轻农，如今辽东穷兵黩武，以暴制暴，长此以往如何行我天朝王道。”说完商业，火力又转移到辽东兵事上。
武定侯郭英出列道：“陛下，臣尝在辽东行走，边地之险非庙堂之上可以感受。自洪武十五年辽东回归我朝疆域，无一日无烽烟，北有女真，东有高丽，西有北元，海上还有倭寇之乱。四面受敌，岌岌可危。如不修兵甲，造战船，如何能令四夷拜服。
辽王殿下就藩四年，北平女真，东降高丽，西拒北元，荡平倭患，无一不是殿下经略之功，所凭着乃武备而非仁德。
我郭英是个大老粗，自幼从龙起兵，只知道只有一手麦穗一手刀剑，对方才会恭敬地献上麦穗。昔日大宋何尝不是行尧舜之道，可是最终如何？鞑子跟咱们汉人讲仁德吗？”郭英这么一说，班中武将无不哂笑。
今日文官们火力虽然猛烈，但在朱植看来并没有触及问题核心，所以他心里仍然十分轻松，正盘算着该如何回应。文官班内又有一人闪出，此人身材瘦小，但面如冠玉，三缕长须显得格外潇洒，不是别人正是御史解缙，解缙可是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
史称“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他还以自己的才智左右过太子的废立。永乐皇帝喜欢小儿子朱高煦，欲行废立之事问于解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说的是宣宗朱瞻基，当时朱瞻基年少英伟深得朱棣喜爱。于是朱棣便彻底断了易储之心。
解缙道：“依臣之见，郭老侯爷所言甚是，胡大人所讲亦不无道理。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兴商者，必与民争利，动摇国之根本，正如是。辽王殿下其意也在富国，只是路走得不对，如果因为富国而动摇了国之根本，却不知道这样的国富了又要资于何人？
至于兵事，不可否认边塞之上兵凶战危，然自皇上登基三十年，玉宇澄清天下归心，正是与民休息之时，再重兵事非久安之道。而且如果兴兵事还要以兴商业为代价，那更加舍本逐末。此二者皆亡国之道也。”
果然是一代名相，语语中的，句句诛心。朱植甚至起了收服之心，这样的人材佐了燕王实在是可惜了。
第二十九章 根本之争（2）
解缙此言一出，文官中纷纷点头，朱元璋的眼睛扫向朱植，仿佛在询问他有什么可以辩驳的。朱植出列，对朱元璋和众位臣工作了一揖，然后不慌不忙道：“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圣人治世，首要富民，《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商乃互通有无，使财富流动增长之力。
商业本来没错，关键是如何诱导。正因为商业有种种弊端也有种种好处，所以儿臣才在辽东颁布了《公平交易令》，以法令的形势对商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力争扬长避短。
该令颁布三年来，基本成为辽东各行各业的买卖准则，包括了官府，只要一达成契约，双方必然要在契约范围内行事。”
朱植所说的契约对在场各人，既不算新鲜事但也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哪里有过什么契约，就算是市井之间也是纯粹依靠民间信用体系维系，大家口口相传就行了，哪里用对任何交易都形成书面契约。最多在一些房地产，田产的交易中会有房契地契作为买卖证明。
解缙又道：“殿下所言也在理，只是今日之议在辽东商人与鞑子做买卖，这种资敌的行为正是因为殿下的包庇所致。陛下，商业地利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暂且可以悬而未决。然包庇纵容商人资敌的行为必须追究。”
好厉害，杨靖心中暗忖，本来他最乐于见到的是燕王一党在商业利弊问题上纠缠。这是藤绕瓜瓜绕藤一时说不清楚的事，只是此人绕过这些枝蔓直接向实际行为进攻。
朱植道：“对于这个资敌地帽子，儿臣更不敢戴。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边地都会有贸易往来。辽东自洪武十五年归入大明治下。历来与鞑子做买卖。当时还许以朵颜三卫互开马市的条件。如果说做买卖，这已经是传统了。如何能扣到儿臣的头上。再者，就算官府不支持，治下之民受利润诱惑，也是争先恐后与鞑子交易。千里边防无关无墙却如何堵得住？所以儿臣组织了一个官府参股的辽东联号，统一部署管理与鞑子地买卖。www；z…z…z…c…n．c…o…m更新最快。这样做既可以增加官府税收，又可以控制与鞑子的贸易；三者，即使动用大力气断绝与鞑子所有买卖，也会逼得鞑子兴兵南下。
其四也是最关键一点，这里有一份这两年我辽东联号与鞑子的交易货物清单。大家看看，所谓资敌的有六成货物是珠宝首饰、用具、服装、琉璃等非战略物资。粮、茶、盐等已经降到四成以下。儿臣以为，用奢侈品占据鞑子的生活。让他们对这些货物产生依赖，慢慢可以达到弱其志的目的。”说着。将这份货物清单交给太监转呈朱元璋。
本来杨靖还想着是不是要出手相助，现在朱植打出这张牌相当有用，通过贸易还能弱其力。那资敌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坐实了。
朱元璋看过之后，着人给官员们传阅。朱元璋道：“这个问题就不要再纠缠了。辽王所言也有道理，鞑子如果没有活路了，自然就要南下侵扰，如果有正常买卖途径，也可能稳住。资敌的罪就此揭过吧。”此话一出，朱植顿时觉得身上一轻，两项罪名已经减了一项。
高巍出班奏道：“即使这一项说得过去，但结交外番，私下缔约李朝却是证据确凿。陛下，古人云，封国不逾王，制也。作为一方藩王，如何能在朝廷尚未与李朝沟通之下，私下与外藩缔约，这分明是欺君犯上，僭越无状之举。”此话一出如同重磅炸弹砸在朝堂之上。专制皇朝最机会的就是欺君犯上僭越朝廷，这在政治角斗中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
朝堂之上鸦雀无声，燕王一党见到这个自然不需要再说什么；与朱植交善的大臣更不好说什么，说不好还给对方留着把柄，所以杨靖和练子宁都在着急地盘算对策。
文臣班中转出一位大臣道：“从古以来，高丽都是我华夏地藩属，早在汉光武帝时，已经册封高句丽为王；唐高祖李渊册封高丽国王高建武为辽东郡王；册封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真平为乐浪郡王，三国共受唐封。所以从古到今，高丽无论谁称王都向华夏称臣。
李朝代高丽，同样向我朝称臣，虽然尚未得到陛下册封，李朝的地位最终只能是藩王。与辽王殿下的封地是平级地，平级之间协商事务怎么能算是僭越？而且从事情本身看，辽王并没有做错什么，首先李朝与女真通商，破坏我朝征伐女真的大计，辽王对其算是先礼后兵。
臣以为辽王之罪不在僭越，只是在于扶植前朝王子路朝。对于李朝最终地位朝廷仍没有定论，辽王殿下扶植他以臣之见也是私心作怪。”
大家循声望去，正是东宫侍读黄子澄。他竟然站出来为辽王说话，这在朝堂之上却又是另外一番味道。他这几句话轻描淡写就将僭越犯上化解无形，地确如果说朱植僭越，那就是把李朝摆在与朝廷相等的位置上，这对于高高在上的大明朝而言，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原来不少人都以皇太孙拒绝见朱植地举动判断朱植在太子党中失势，所以当黄子澄站出来为朱植说话，那一切又峰回路转。见此风向，太子一党立刻又有几人跳出来为朱植开脱僭越之罪。
高巍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驳斥黄子澄一伙的话。此时又是解缙跳出来道：“陛下，黄大人说得极是，李朝的确与辽王是平级的。但说到底辽王殿下是陛下的臣子，无论在公在私，辽王理政都应该以朝廷为先，私下支持王路朝，等于打着朝廷的幌子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所有人都像殿下那样，那这个国家还有公事吗？陛下明鉴。”黄子澄绕开僭越的问题，转而攻击朱植的私心。
杨荣一直站在文官之中，没有说话。直到此时他才出列道：“陛下，臣杨荣蒙朝廷信任，任命为辽王府长史，对于王路朝一事，臣有话要讲。当时李朝与女真通商，破坏辽王围困女真的策略，还陈兵五万于鸭绿江边与我辽东对峙。
当时臣考虑到朝廷对于李朝仍没有定论，所以给殿下出了一个主意送王路朝到耽罗，以牵制李朝，这个责任主要在臣，请陛下责罚。”朱植知道杨荣是想丢车保帅，而且他等于承认了解缙指控的罪名。
朱植自然会意，出班道：“父皇，儿臣身为朝廷派驻辽东的藩王，所有军政事宜都由儿臣顶多，如何能让手下顶罪。儿臣的错儿臣知道，请父皇治罪。”
朱元璋道：“好啦，你们二人不要在这里给朕唱双簧了。杨爱卿你看辽王之罪该如何惩罚。”
杨靖出列苦笑道：“如果按照按大明律法，殿下最多只有失职之过，并不能构成什么大罪。臣不知道如何量罚。”
朱元璋道：“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