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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五谷，从事农业活动并不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而是从神农氏时代开始的。从伏羲氏开始至今有12000年，黄帝到现在是5000年，伏羲氏到黄帝是7000年，中间还有神农氏，神农氏再到黄帝也有几千的时间，所以河姆渡遗址推测是7000年以前的遗迹，是可信的。我们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的历史，相信自己的祖先，不要听信外国人胡说，自贬祖先，自己缩短自己的历史。这也证明了，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历史太悠久了，至少有7000年。
这四句话合起来，意思很完整：
治国的根本在于发展农业，
一定要做好播种与收割这些农活。
一年的农活开始了，
我在向阳的土地上先种上黄米和小米。
税熟贡新，劝赏黜陟。
庄稼熟了，把新收获的庄稼交给国家叫做纳税，所以税是禾木旁。如果我们查查《说文解字》，可以查到：敛财曰赋，敛谷曰税，因此赋和税是两个概念。缴现金的为纳赋，赋字是贝字旁。上古人类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见不到大海，贝壳很稀少故此用来作流通的货币，像今天的铜板、纸币一样。贝壳上打洞，用绳子串起来，五个一串叫一系，二系十贝叫一朋。老友来了，在脖子上挂两串贝壳去喝酒，就叫“朋”友，所以汉字中的财、贵、贱、赛等与钱财有关的字都是贝字旁。缴纳现金的叫赋，缴纳谷物的叫税，二者完全不一样。
庄稼收割下来了要把打下来的新粮食作为税交给国家就是“税熟贡新”。税和贡两个字又不一样，由下位献上叫做贡，由上位向下面收叫税。缴税要贡新粮，国库的存粮一般都要存三年，我们市场上买到的都是陈米，一不香，二没有油性，因为不是新米。粮仓的大敌是水火再加老鼠。每屯藏粮都要用红笔标明因老鼠造成的自然耗损数字，写成“耗字多少”，因此老鼠又叫耗子。
权是勉励，赏是奖赏，黜是惩罚，陟是晋升。“劝赏”是对农户的奖惩制度，“黜陟”是对政府官员的撤职、升迁制度。要客观地按照务农的成果和纳税的情况，对农户予以奖励或惩罚，对有关的官吏也要据此予以职务的或升迁。
两句话连起来的意思，就是：
庄稼一成熟就要纳税，把新谷献给国家。
官府要按照贡献对农户予以奖惩，
国家将对有关官吏予以或升迁。
孟轲敦素，史鱼秉直。
孟子，名柯，山东省邹县人，是儒家的亚圣。古时候读书不敢直呼圣人的名讳，要挨板子打的，碰到圣人的名字，要读“某”，所以这里就要读“孟某敦素”。读《论语》也是一样，如读到“丘也不敏”，我孔丘并不聪明，这一句不敢读丘，不能直呼其名，要读“某也不敏”。当然现在不讲这一套了，但是规矩要懂，传统要明白。
敦是推崇、崇尚，没有染过色的丝是生丝，叫素。前面讲过“墨悲丝染”，白色的生丝就是素，无字的石碑叫素碑，引申义就是质朴、纯真、不加装饰的意思。“孟轲敦素” 的第一重意思是说，孟子崇尚质朴的本色。第二重意思是要我们恪守伦常之理，素位做人。素位就是你的本位，是你做人的本分，我们应该是在什么位置行什么道，在什么山上 唱什么歌。越位而行，劳而无功，为智者所不取。
史鱼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它是卫国的大夫，也是著名的史官。史鱼为人正直，看不得朝中的丑恶现象，这也正和他史官的职位相称。史鱼以正值敢谏闻名，他的君主卫灵公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君王，且信用宠臣。当时卫国朝中的群臣都不敢讲话，怕受打击迫害。史鱼就不这样，即便是卫灵公有毛病，他也照说不误。直至临终前，史鱼还是在讲直话，给卫灵公提建议，罢黜佞臣，任用贤士。所以孔子在《论语》里称赞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不管环境如何，无论社会动乱还是安定，他的言行永远都像箭一样，尖锐而正直。禀字的本义是赋予、给予，引申义才是秉受、天生的意思，所以“史鱼禀直”就是说：史鱼有坚持正直的品德。
我们不要曲解孔子的话，“直哉”是说一个人做人要心地方正、端直，不可以圆滑，但处众办事要圆融，要注意方式方法。说话办事也直来直去，别人就接受不了。《易经》中也反复强调“天圆地方”，众人为天，天圆就是处众要圆融，要有智慧；心田为地，地方就是心地方正，要有操守，我们千万不能错会了圣人的用意。
庶几中庸；劳谦谨敕。
庶几是差不多、大概的意思。“庶几中庸”，这就差不多中庸了，近乎中庸之道的标准了。中庸是儒家学说理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孔子在《论语》里面提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的孙子子思，根据对这句话的理解和体会进行发挥，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现在我们读到的《中庸》。这篇文章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宋儒朱熹将其抽出与《论语》、《孟子》《大学》放在一起，并称《四书》。
《三字经》中说：“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什么是中呢？中不偏，不偏是中。任何事情都有三个方向：左、右、中；好、坏、不好不坏。我们不取好，不取坏，取一个中。有人说中庸就是耍滑头、是老奸巨滑，其实中庸根本没有耍滑头意思。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不讲原则的好好主义，而是既听了你的意见，也听了他的意见，综合你们意见中合理的部分，然后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走左，也不走右；不过，也非不及，这才是中庸。孔子作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不叫《冬夏》呢？因为冬冷夏热，冬短夏长，都有所偏颇，所以不取。只有春秋才是冷热均匀，长短一致，可以作为衡准来评判历史，这也是为什么称史为鉴。鉴是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明因果，这才是中。
庸的意思是庸常，普普通通、平平淡淡。古人常说：没事别找事，平安就是福。我们现代人都不甘于寂寞，要来点激情，要异峰突起、来点儿刺激。偶尔来一下固然可以振奋精神，但做人处事，居家过日子，一定要中庸，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这是最平庸的，也是最正常的、最健康的，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根本。
一个人要有象孟子推崇的那样质朴的本色，又有象史鱼一样方正秉直的品德，就差不多达到中庸的标准了。前文讲过，直指的是人内心要方正，要端直，内直并不等于外表见棱见角，说话直来直去。你看古代的铜钱外圆内方，也是提醒你心性要方正，处事要圆融。说话直来直去，举止棱角分明，会伤人坏事。
庶几中庸是差不多近乎中庸了，为什么说差不多呢？因为只有敦素、秉直还不够中庸的标准，还有四点要做到。那就是下一句的“劳谦谨敕”。劳是勤劳、勤勉，谦是谦虚、谦逊，谨是严谨、小心，敕是检点、不随便。如果我们能保持本性的质朴，保持内心的方正，再能够勤勉、谦逊、谨慎、检点，这才是合格的中庸标准。
儒家学说之所以宝贵，在于它提出的做人处事的原则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做不到的孔子绝对不说，因为说了没用，只好“存而不论”。
聆音察理，鉴貌辨色。
聆是聆听，但聆和听不一样。聆是仔细听，十分专心地听，而听只是一个泛泛的听的动作。听别人讲话要仔细地听，就是聆音。察是审察、考察，理是话里面的道理，话里面深一层的含义。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说的话，要表达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一定要搞明白。古人很含蓄，表达问题的方式也很婉转，我们读古书时就会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假语存”而“真事隐”。《庄子》一书寓言占了十之七八，如果不懂得聆音察理，不但书读不懂，还会闹出笑话来。
鉴的本义是铜镜子，有观察、鉴别的意思在里面。貌是一个人的容貌和外表，包括了言谈举止、动作表情。“鉴貌辨色”是说，通过观察人的容貌来辨别他内心的活动，因为有其内必有其外，由此发展出中国文化的另一支，就是相学。
相学，又叫风鉴之学，里面有大学问，绝不是随随便便读几本麻衣、柳庄就算懂了。那是相术，是江湖术士用来糊口的玩意儿，相学则是博大精深，非有大智慧，否则一辈子连门也入不了。古代做官的都多少懂一点，断案问审不会察言观色怎么能行呢？是不是惯犯、有没有前科、是好人歹人，一眼得能看出个大概，象曾国藩用人看一眼就知道其人能干什么。他挑选湘勇组建湘军，有个鉴貌辨色的“三字诀”：黄、长、昂。黄是面色黄，俗话说：小白脸儿没好心眼儿，土色黄才是种地人的本色，这样的人忠厚、听话。长是手脚要长大，这样的人有力量、有耐力、跑起来还快。昂是精神旺盛、气宇轩昂，这样的队伍有斗志，打不垮。所以曾国藩能成功绝对不是侥幸的，他是清朝中兴人物之一，也是清朝新儒家学派的抗鼎人物。我们的讲座中安排有陈抟的《心相篇》，届时再详细谈心与相的关系，这里就不罗嗦了。
这两句话连起来，意思就是：
听人之言要审察其是非道理，
看人容貌要辨别其邪正。
贻厥嘉猷，勉其祗植。
贻的本义是赠送、送给，引伸义为遗留、留给，直接把它当作通假字，看作是遗留的遗字也可以。厥是代词，是其、他的什么什么。嘉是美好，猷者谋也，即谋略的谋字。 “贻厥嘉猷”就是将其美好的谋略遗留下来，指的是祖先要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嘉猷，忠告遗留给子孙后代。
历代先贤都有宝贵的家书、家语遗留下来，例如《了凡四训》、《周公戒子书》、《诸葛亮戒子书》、《曾国藩家书》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家书、家语早已超越了家族的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字字都值千金。
“勉其祗植”的勉是勉励，其是代词，指代子孙后辈，“勉其”就是勉励子孙后代。祗是恭敬，植是树立，树立什么？子孙们要立身、立命。“勉其祗植”就是，勉励子孙们要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世。
对比之下，我们留给子孙的是什么？是多多益善的金银财宝，因为我们怕子女不成器，怕他们受苦。但是我们要明白，子女是父母的命，你积财给子孙就是从心里已经认定他们不会成才，也就等于变相地希望他们不成才。种了这样的因，子孙会到什么样的果报就十分清楚了。他们守着钱财坐吃山空，什么也不会，等他们老了钱也用光了，又没有本领，你让他们怎么办？古人说：“糊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此处两句话的完整意思是：
遗留给子孙的是最好的家语忠告，
勉励他们要谨慎小心地立身处世。
省躬讥诫
省是反省，躬是自己的身体，引伸义为自己、自身，反躬自身。《论语？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