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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几类，试分述之。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
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
眉顺眼之时也不断窥测着掀翻和吞没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
一种小人。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有一篇〈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
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之家的家奴闹事的情景，其中还涉及到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
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
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其混乱。为此，孟森曾写过一篇《读
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
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
门投靠之风，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来签订
契约卖身为奴。“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孟森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
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级斗争呢？
人们寻常接触的是大量并未签订过卖身契约的恶奴型小人。他们的特点，是永久地在寻
找投靠和巴结的对象。投靠之初什么好话都说得出口，一旦投靠成功便充分、彻底地利用投
靠对象的社会势力和公众效能以求一逞，与此同时又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作为箝
制、要胁、反叛、出卖的资本，只不过反叛和出卖之后仍然是个奴才。这样的人，再凶狠毒
辣、再长袖善舞，也无法抽离他们背后的靠山，在人格上，他们完全不能在世间自立，他们
不管做成多大的事也只能算是小人。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求生是直得同情的，但为行乞成为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
群体性的心理文化方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可言了。乞丐心理的基
点，在于以自浊、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
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
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有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
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得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
人。这种做法当然会受到人们的责难，面对责难他们的办法是靠耍无赖以自救。他们会指天
发誓，硬说刚刚乞讨来的东西天生就是他们的，反诬施舍者把它弄坏了，施舍者想既然如此
那就不施舍了吧，他们又会大声叫喊发生了抢劫事件。叫喊召来了围观，无聊的围观者喜欢
听违背常理的戏剧性事件，于是，一个无须抢劫的抢劫者抢劫了一个无可被劫的被劫者，这
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耸人听闻的故事啊。乞丐型小人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与懊丧的施舍者一
起被长久围观着，深感满足。与街市间的恶少不同的是，乞丐型小人始终不会丢弃可怜相，
或炫示残肢，或展现破衣，或强调衰老，一切似乎都到了生活的尽头，骗赚着善良人们在人
道上的最后防线。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淮、徐、海等
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
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苏北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
种堂堂公务。行乞完，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成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
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
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
的。貌似可怜却欲眼炯炯，低三下四却贪得无厌，一旦获得便立即耍赖，这便是乞丐型小人
的基本生态。
流氓型小人。
凡小人无不带有流氓气，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当乞丐型小人终于
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当这些小人完全失去社会定位，失去哪怕是假装的价值原则的时
候，他们便成为对社会秩序最放肆、又最无逻辑的骚挠者，这便是流氓型小人。
流氓型小人的活力来自于无耻。西方有人说，人类是唯一有羞耻感的动物，这句话对流
氓型小人不适合。《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明明自己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
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献媚的丑态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把他说成败类，撤
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决，父子之恩难忘。”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
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它罪犯的伙食，吃得饱饱的。这
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一个恶奴型的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
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咀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咀里！你来打吗？我已经
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也真可以说是进入一定的境界
了。
尚未进牢狱的流氓型小人比其它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象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
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榨、出尔反尔、被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
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他们的一大优势
在于，不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间的正常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诱使
不知底里的善良人误认为有讲理的余地，来与他们据理力争。以为他们不明真象，其实他们
早就明白；以为他们一时误会，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过。你给他们讲道理，而他们想鄙弃
的就是一切道理。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他们又热呼呼的递过来一句最正常
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终要鄙弃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
《绘图骗术奇谈》里收集的许多事例，结论是：“对这类人不理无事，一沾边就无论如何难
免要上套圈的。”此话大概能感应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少年都平安无
事，而有的人，亲亲热热自称门生贴上来，没过多久便滋生出没完没了的恼心事，那很可能
就是流氓型小人了。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数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做作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
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曾经记述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
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
断骚挠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
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气息的年轻人，大体不在我们论述的范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
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
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
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
他做多少坏事。
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注意修饰文化形象，时不时愿
意写几笔书法，打几本传奇，冒充一下学术辈分，拂拭一块文化招牌，伪称自己是哪位名人
的师长，宣扬自己曾和某位大师有过结交。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
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们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
代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义士。他们有时还会包搅词讼，把事情搞颠倒了还能蒙
得一个主持正义的美名。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与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
谣言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
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赃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
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无德、无行、无耻，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
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他们手上有一支
笔，但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记得一位
阅世极深的当代艺术大师临终前曾经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做成任
何一件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业而居然还在文化界骗得一点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机过日
子，继续忙忙颠颠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
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它类型小人的局部性恶
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范的社会污染。试想，一群街边流氓看到服饰齐整一点的行人就
丢石子、泼脏水、瞎起哄，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恶行如果由几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杂志上
换成文绉绉的腔调来干，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呢？说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艺批评和艺术讨论了。
四
上文曾经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种
现象久而久之也就给全社会带来一种心理后果：对小人只能防、只能躲、不能纠缠。于是小
人如入无人之境，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
值得研究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合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
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呢？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封建王朝，在我们身边是
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呢？
好象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
小人。我们痛恨不知天高地厚、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敢于无视亲友邻里的规劝死死追
求对象的情种，我们痛恨不顾一切的激进派或巍然不动的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冶、穷
酸、迂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
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验收的许诺。很长时间我们都太政治化，以某种政治观点决定自己的
情感投向，而小人在政治观点上几乎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
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
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极其严密的社会观念监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