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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完还笑了起来！就象开玩笑似地说走了嘴，他说：“朋友，您快去办吧，您的血型要是与凶手的血型相同，您可就完了。”
“是侦查员要这样，还是您的主张？”涅斯捷洛夫只能这样说，“我怎么轻率地卷入了别人的生活。”
卢茨基感到委屈，但他也不很坚持自己的说法。
“涅斯捷洛夫，最痛苦的是命运的打击。最难的是有一种减轻这种打击的力量。要是有一种优质的减震器也会给我们带来福音。”
卢茨基的行为使涅斯捷洛夫感到有双重意义。他对卢茨基愤愤地看了一眼，急忙离开了他。
涅斯捷洛夫这样是很不对的。卢茨基按职责不能无视侦查员的要求。他忽略了与案件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的证据，相当一段时间坚持自杀的推断。这只能怪罪卢茨基做事不仔细，太着急。他告诉涅斯捷洛夫不愉快的消息和不正确的说法为的是安慰他。
帕霍姆委婉地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涅斯捷洛夫的回忆：
“您还有话说吗？涅斯捷洛夫，上面还等着我呢。”
涅斯捷洛夫难过地笑笑，说道：
“侦查员一次也没有审问过季娜伊达，和她谈一淡也好啊。”
他把那天听到走廊里的可疑脚步声告诉了工友，还说他在电车站上没有找到女助教及其它情况。
“近来他们俩老吵架，”涅斯捷洛夫说道，“甚至当我的面也吵。鲍里涅维奇对她提了不少尖锐的意见、侮辱性的暗示。可她倒很怪，一点也不驳斥。一次吵架时季娜伊达对他说：‘我要是能咬人也能成为一个凶恶的人。’他说，‘巴氏①（①巴氏——巴斯特·路易（1822—1895年）著名法国生物学家。）认为在家兔身上注入疯犬病毒毒性会加剧，在猴子身上则毒性会减弱。’‘您把我比作长尾猴是枉费心机。’她暗藏威胁地说道，‘加连②（②加连（约130—200年）古罗马医生和自然实验学家。）在这方面已有建树，’鲍里涅维奇声音更高地回答说，‘他教导说，病源只有在一定的肌体组织中才能体现。’他俩在门口争吵着，虽然他俩都知道我在家。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注意。有一次考查学生时，”涅斯捷洛夫继续回忆道，“鲍里涅维奇又一次刺激她，她也没有吭声。她向一个学生提问，问学生如何解释腐烂过程。学生回答完，鲍里涅维奇马上对坐在旁边的女助教说：‘腐烂过程对人来说是非常讨厌的，把腐烂变质说成发酵，那对人来说还容易接受。但世界上很多生物命中注定是处在腐烂过程中，发酵对生物也是致命的。’他以平时那雄辩的口才说着，我也没有认真对待。要是真的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就好了……可是，上一星期鲍里涅维奇突然来找我，他忧伤地笑着说：
“我真不走运，唉，真不走运，我还没有这样难受过。你别，问，问我也不对你说什么。’‘不！’我忍不住说道，‘你该和她分手了。她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是你的好朋友。’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看来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涅斯捷洛夫的这一番话使帕霍姆对他的坦率表示满意。他忘了解剖室还在等着他，毫无顾虑地开始谈出自己的疑点，没有忘记说鲍里涅维奇要他帮助换房的事。他还说女助教在原来的单位不知因为什么还犯过错误，并且大胆地提到了她的名字，最后说：
“让杀人凶手解剖受害者的尸体，这多么荒唐。她肯定不会有好下场。”
沉默了一会儿，对刚才说的再没有什么补充了，他才向门口走去。当他已抓住门把时，涅斯捷洛夫叫住了他：
“您不觉得侦查员怜惜季娜伊达吗？他也不加考虑就让她解剖。”
帕霍姆考虑起来，这问题他感到惶恐，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
“您说的是侦查员吗？难道他能这样吗？”他平常每当考虑问题时总是眯起眼睛。手摸下巴，“您看您想到哪里去啦。”他好象以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似地，语调缓慢、一字一句地说道，“可能把痕迹都抹掉了。”他又坦率地补充道。”侦查员和季娜伊达是好朋友。他经常给她来电话，也常到她家里去。谁晓得他怎么把病人看成是健康人了。”
帕霍姆没有按原来的打算去解剖室，而走进了化验室找普拉斯科维娅，等腾出手来，化验员才对他点点头打招呼。握过手，工友坐到椅子上。
“身体好吗？”工友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听说您的肝又不太好，再没有比肝痛和关节炎更糟的了。可一定找医生看看呀。”
化验员表示同意地说，得什么病也不好，接着又问起他的腿还痛不痛。
“谢谢，普拉斯科维娅，谢谢您给我的药膏。”他感激地低下头回答道，“涂上药膏见效。别的医生就没有象您这样给予帮助。”
对客气话，回答也是很有礼貌的。
“您可别这样说，一个化验员怎么也不行。可象您这样的行家少有，您比任何医生都有办法，更不说那些大学生了。他们望尘莫及啊！”
帕霍姆对这种夸奖摆摆手，认真地说道：
“化验员也不都一样，医生也不同。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
只有朴实单纯心肠的人才能如此尊重别人的劳动。受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都能向自己谦虚而无私的助手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工友在女化验员来教研室工作以前就认识她，当时她还在结核病实验室工作。
在喝咖啡时他们谈起了鲍里涅维奇。女化验员谈的还是前一天和女助教谈话的内容。工友仔细听着。他呷了一口咖啡说道：
“人们对此众说纷坛。说得再好也不能全信，一些人觉得无所谓。有的人也许会编上几句，反正实话不多。”
“是啊，是啊。”她没有感到这话是说她的，也赞同地说道，“这样的人也只会这样干。”
“当然自杀不是好事，”工友坚定地指出，“但谁知道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样和那样的事都会发生。”
“这不都是一回事。”女化验员仍然是以自己的想象来对待这一件事，她说道，“癌症是躲不了的，反正是要死的。”
“您说得非常对，说得好。”他仍然郑重其事地赞同她的说法，“但在这方面也可能会看错。”
“在劫难逃。”她象人们在对某人的厄运无从评论时常说的那样，轻松地说道。
“对，就是对嘛，在劫难逃。”他满意地重复了她的话，“但谁能识破命运呢？突然您的命运也受人摆布呢？可能也没有患什么癌症。有些人听到什么就到处传播什么。鲍里涅维奇没有对我说得了什么癌症，他只说他准备去疗养。他曾要您给他搞个疗养证。”
普拉斯科维亚看了工友一眼，感到不好意思。接着她也把握不大地说：
“您说得对，命运也常常暗中变化。”谈起鲍里涅维奇，她叹了口气说道，“我己忘了，他曾经向工会申请过疗养证，想去基什洛沃德斯克。他是想过，想过，我不同您争论。”
帕霍姆站起来，同她握手告别时说患病的妻子希望她去家里看看她。
“一定去……三月八日那天去。您就对她说，我要在您家呆半天。”
转自中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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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七天过去了。鲍里涅维奇的尸体安葬了。科洛科洛夫教授在墓前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墙报上刊出。教研室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只有侦查员的电话和通知才使人们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不幸。
在安葬鲍里涅维奇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帕霍姆穿上最好的西服、新皮鞋，戴上呢帽。以前，这身衣服他只是过节到大皮罗戈大街上散步时才穿。今天这身打扮是要去阿尔巴特街看望教授。教授在一个旧楼房里，有三个房间。这座楼房一边对着街心花园，另一边对着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邻近两个房间裹住着人口众多的邻居。曾经是很宽敞的住宅现在显得很拥挤。客厅成了教授的书房。卧室里摆着贵重的日本花瓶。钢琴没有固定的地方摆，经常从一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最后只好摆在饭厅里。
教授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体重减轻，并在缓慢地衰老。但他从不说自己有病，还说自己健康，只不过需要休息而己。长年患肝病并没有给他造成不便，肌体组织似乎还比较正常，但老人已是风烛残年。大夫们感到棘手，请同行协助。而被邀请的大夫又同另一些大大会诊，都耸耸肩膀，认为是内分泌腺的毛病。但他们没有询问病人夜间都在想什么，哀伤是否使他苦恼，能否及时得到友好的帮助和慰藉。两年之内教授失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鲍里涅维奇之死彻底破坏了教授的精神状态。只有这个没有文凭，职务是工友的“医生”还没有失去医治好他的希望。
工友经常来看望病人，他坐在教授床前并不询问病情，只是同他进行仔细准备好的谈话。
“科洛科洛夫，您看每天的日历吗？”工友一本正经地问道，“不看？真可惜。上面写着很多的道理。”
“是吗？”教授感到奇怪，“真的，我还不知道。”
“比如说五月虫吧，”工友说出早已想好的证据，“自己就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可据说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如果要是我们人也能拖动比自己体重重一百倍的重物的话，那就需要十吨载重卡车。”
病人不想使老朋友失望，认真听他讲。
“甲虫还算不了什么，”没有文凭的医生继续说，“您看跳蚤能跳得比身体高一百倍。我们如果要跳这么高，那得要跳过四十层高的楼房……”
教授笑了，以玩笑来回答玩笑，特别认真地猜着谜语。
“科洛科洛夫，我来出几个医学方面的谜，您来猜，好吗？”工友善意而略带粗鲁地提议道。
教授欣然同意猜谜语。
“我们身上有多少块肌肉和骨头？”医学上的数学爱好者问教授。
教授故意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出，肌肉是七百五十决，骨头是二百二十四块。
“我们六十年呼吸多少次？”
教授又一次猜对了。
“五亿次。这是精确计算出来的。那么，心脏跳动多少次呢？”
“不知道。没有计算过。”对手只好沮丧地承认道。
“两亿五千万次……六十年以后还要跳动。”他先是安慰，接着又劝道：“您还是读读日历吧，您还不知道这一点。”
他俩就这样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分别了。他们都等待着下次再会。
这一次帕霍姆情绪不佳，甚至有点心慌意乱。他也开玩笑，也猜谜语，但总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好象藏着什么心事。教授坐在桌子旁，两手支撑着脑袋。面前摆着一本翻开的书，但他并没有读。眼镜放在书上。两眼虽然闭着，但他已猜出工友出了什么事，并生怕不得体的问题引起他难过，只好沉默。工友没有谈他从日历上读来的新鲜事。一开始就抱怨自己的记性不好，说有一具尸体从另外一个陈尸间运来的。他一下就知道这是阿里道夫干的，但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直到第二天才想起来。
教授听着工友的话，心中却在想，他不必把事藏在心里。如果他能坦率地讲出来，那两人都会感到轻松一些的。
“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