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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认为你现在春风得意，”凯乐·维侬说，“当然，如果没有我们大伙儿在就难说了！”
其他人都笑了。他们没有走是因为他们全在我的箝制之下。
“我们的长官正在华盛顿出尽风头，为什么我们却在这地狱底下做着美梦？”弗兰克，带狡黠的笑容说道。
“关他什么事？噢，他妈的狗屎。”
这时候麦克·唐纳多正躺在椅子里，双脚撂在桌子上，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一只手扯着他亚麻色的络腮胡须，好像这样就可以把它变成灰白色。大家都围着他是很自然的，他比我大十岁，也是组里的长者和精神领袖。
“那么，唐纳多，”我假意问道，“卡塔尼娜岛怎么样？漂亮迷人？去海底潜泳了吗？”
他皱了皱鼻子，“你真走运。”
“你妒嫉！”
“你一直在等着这样一个山人头地的机会。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而你和帕姆金却去看到了真正的美妙的海鱼。”
“如果你不是这样叽叽喳喳或许我会让你一道去的。”唐纳多懒懒的回头道。
“嘿，我自己也能去。”
“你以为抓个人就算搞到了去C—1的通行票？”
“我今天就可以写我的调职申请。”
“算了吧，孩子。丢勒·卡特尔才真的想借机调到总部去。”凯乐说。
丢勒·卡特尔是这个组的主管督察，并不怎么讨人喜欢。
“卡特尔已招到太多人的厌恶，”芭芭娜·苏立文是我们的协作员，外号“电脑”，她说道，“他们决不会把他安排到总部去。他们会让他留在这儿，直到腐烂为止。”
“你希望如此。”
“不，我才不这样想。”芭芭娜一面说，一面拨弄着她的金链上的珍珠粒儿，“如果他要腐烂的话，就让他到地狱里去腐烂吧。”
“不过，丢勒做事情不这么简单。”凯乐说，“他喜欢折磨你，把你弄成碎肉条。”
芭芭娜做了个怪脸。
“这是他的话，不是我说的。”凯乐耸耸肩。
“作为一名美国黑人，我认为你最好还是要懂得一点古老习俗。”
“原谅我，”凯乐捏着一副怪嗓，“我只是弄丢了我的性敏感指南，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这么说怎样：‘你！这头白种猪！’”弗兰克答道，我们全都笑了，大家早就习以为常，这里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大杂烩。
“卡特尔不会得到这样的机会了。”唐纳多把脚伸向地板，干巴巴地碾碎了一块饼干，“而你这一票的确干得棒极了。”
我有些飘飘然：“多谢。”
他的眼里充满了暖意：“你已经赢得了资本。”
罗莎琳，在地区分局办公室已干了二十年的行政助手，走了进来。
“安娜？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
“来加入我们的派对吧。”
“你听说安娜的非凡业绩没有？”唐纳多嚷道，“如果还没有，她会告诉你的。”
“安娜，”她仍很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和你说句话。”
凯乐冲着她笑，论年纪，罗莎琳简直可以做他的母亲，不过今天她并没想当这个角色。站在房间中央，我注意到她的神情有点特别。
“出什么事儿了？”
她领着我出门。她的声音压得很低。
“一个带给你的消息，是坏消息，安娜。”
一定是哪件案子出了毛病。哪件呢？我的大脑直到早晨还没有恢复运转。我仍然留在那停车坪上玩着“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我们拐到门口以便私下交谈，我们面面相觑，她比我矮小得多，所以必须仰起头来看我。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被杀了。”
我像一个木偶一样只管瞪着眼睛。
她递给我一张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上面写着：“你不在的时候……”底下是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还有电话号码。我看了看但是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
罗莎琳点点头，她的眼睛有点潮湿，含着些伤感，普通人的伤感。她的眉毛拧在一起，显出同情的样子，这种同情来自于一个已经懂得并珍惜生命价值的人。
她微微耸动着肩膀，似乎是懂得我的慌乱失措。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听到类似的事情也一样。她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
“他们说，她是你的堂妹。”
她看着我，耐心地，等着我作出理解。
第二章
在这间我们称之为“牛栅”的大房间里，有二十多张办公桌，成对地联在一起，我的桌子只是其中之一。顶灯发出柔和的黄色宝光。只有当朝向丢勒·卡特尔办公室的那扇门开着，并且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从他朝南的窗户望出去，你才可以看到韦斯特伍德外面的世界。
但是从我坐的这方看过去，除了一方灰色的墙壁，却是什么也得不到，靠着墙壁有一个金属衣帽架，但此时，唯一挂在上面的是一件老式运动夹克，黑色标识牌L 写着几个字：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衣服的前摆上点缀着大概是好几代人传下来的什么奖章啊，建议啊，地图啊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以及包括从绿墨水到真正的血渍一类的污迹．血渍来自于某次特别行动处的弗兰克，常和一个批发商之间龌龊的口角。
因为我成天都得对着它，所以一度我曾把这件“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看成是我的拍档，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手，是一个辛辣敏感的精灵，他知道我们的全部秘密和答案，但从不多言多语。究竟是谁从他的这种静默感受到更多的孤独？他还是我们？
我按照留言纸上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听到话筒里传来拉丁语电视的嘈杂声，然后是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Bueno？”
“古特瑞丝夫人？我是FBI特别行动处的安娜·格蕾。”
那边立刻传过来一串急促的西班牙语。
“对不起。我不会说西班牙语。”
“不会？”惊讶，“没问题，我可以讲英语。对你堂妹的事，我很难过。”
我的直觉一向正确，就像这次在银行这样。现在我却觉得是不是某人在对我搞什么恶作剧。
“等等，夫人，可我并没有一个叫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堂妹。”
“但是，她谈起过你，你是在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脑袋里转着念头：什么叫作某人的“替美国政府做事的大堂姐。”
“我很抱歉。但是我从来没见过奥尔瓦尔多小姐。”
“没错的。现在，你的家人需要你的帮助。”
她既武断，又荒唐，让我差点笑了起来：“那不是我的家人！你瞧，我出生在加利福利亚的圣莫尼卡——”
“而你父亲的家族来自萨尔瓦多。”
我一下子感到不安了。多年来已没有人提到过我的父亲。他据说是来自中美洲，但我从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国家。自从很小的时候他抛弃我们以来，在我们家里他一直是个忌讳的话题。母亲和我与她的父亲住在一起，他是个警官。我是被新教徒和白人抚养长大的；你不可能和白种人有更深的关系，否则就会像我们的维京祖先那样满头卷发，可是碰巧我的头发又浓又密又黑，如同高加索人。那么拉丁美洲血统就可能是我的另一来源了。
更加冷淡：“你为什么找到我，古特瑞丝夫人？你想要什么？”
“不是为我，是为了维奥莱塔的孩子们。他们在这个国家里没人照顾。”
我心里的某个部分仍在顽固地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我敷衍着他们的虚构看这场戏如何演下去：他们一定是先找一个死了的穷人，再找一个未曾谋面的亲戚（真正的或者虚拟的），接下去是敲一笔钱“照顾孩子们”。迟早会有人出于内疚寄上一笔款子的。我开始作一点笔录。说不定这会成为一条证据。
“是吗？”我一边写，“他们叫什么名字？”
“克里斯多巴和特瑞萨。”
“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因为我们都是从萨尔瓦多来的，所以关系很好。她做工的时候，我就帮她照看孩子。只不过她一死这里就没有人了。”
“她怎么死的？”
“在街上被枪杀的，是在离这儿两个街区的圣莫尼卡大街。死得很惨连手掌都被打飞了，他们把她抬进棺材的时候只好套上了白手套。”
“警察说什么了？”
“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话筒里一阵喘息和啜泣声，女人的音调变得急促起来，充满了渴望：“谁将照顾这两个孩子呢？”
职业反应来得最容易：“我会安排你同慈善机构联系——”
她打断了我：“维奥莱塔受雇的最后那位女士还欠她一笔钱，如果你能拿回那笔钱，我可以来照顾孩子们，直到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家。”
她说“家”的时候，带有一种亲切的信服感，就像虔诚的人们谈到上帝一样，让我感到发窘。我的家是我外祖父的，生活中缺少上帝的关照，我自己仅仅在玛丽娜·德·瑞有一个带家具的卧房。还有我的1970年造普利茅斯巴罗库塔篷车。每周有六十、一百个小时呆在局里，中午一顿便餐，每天在泳池里游一个来回。工作如此紧张，你只能寄希望于升职。最直接的途径是作特别行动处的主管助理，甚至成为特别行动处的第一个女主管，拥有一间像戴文那样舒适的办公室。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要求至少在五年期间你得恪尽职守，把每一部分工作都熟透，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松；不许漫无头绪，不许出错，不许发胖。
我必须做到这些。“我还是希望你去找社会服务机构。”
“不，”这个陌生人顽固地坚持己见，“那样不对。这些孩子是你的血亲。”
“这恐怕有点荒谬。”
“维奥莱塔和你父亲来自同一个村庄。”
“什么村？”
“腊帕玛。”
“从未听说过。”
“她说这是个小地方。大概离圣萨尔瓦多有一百英里，有一个黑沙滩。”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零碎中，确实有一块瓷片一样的东西，就像是被海水洗磨过的玻璃那样闪亮：“当你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是在那块黑沙滩上玩耍的。”
这让我有点震撼。
“古特瑞丝夫人——很抱歉，可我还得接另一个电话。祝你好运。”
我挂断电话，抬头凝视着“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袖子是空的。我心里有种轻飘的感觉。
之后我意识这个不速之客已骚扰我很久了。芭芭娜·苏立文还有事找我哩，关于银行劫案的。
第三章
在芭芭娜·苏立文的办公室里，有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劫犯们的照片，这是摄相机拍下来的。对那些没受过太多的训练的眼睛而言，除了性别、人种、武器型号等显而易见的特征以外，他们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站在那儿令人作呕，你还得克服显影剂冲鼻的味儿，那些鬼影铺天盖地向你迫来。大多数相片颗粒太粗，焦距不准，你不得不借助放大镜来寻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