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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首先就应该是军权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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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和宝鼎集中军权的设想遭到巨大阻力。
老秦人、楚系和关东系以各种理由和现实困难给兵制改革制造重重障碍。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武烈王肯定要“反击”，始皇帝肯定要控制军权，而老秦人又成了众矢之的，冯氏则时刻提防对手的打击，méng氏则必须考虑到自身利益，所以各方都存在着妥协的必要xìng。
关键问题是，妥协的突破口在哪？显然就是进一步扩大分封了，但假如始皇帝借助这次北疆诸军统率人事调整而进行的兵制改革没有取得实质xìng进展，没有在军权集中上取得实质xìng突破，咸阳宫就绝不会在分封上让步。
咸阳关于为了进行南北战争而建设新北军的讨论意见传送到北疆四大镇戍官长的手上。
代北镇戍官长代王公子将闾和代北镇戍统率白公差、辛胜、屠睢以最快速度联名上奏，同意建设新北军，坚决遵从咸阳的命令。
晋西北的镇戍官长méng武、méng恬父子也很快上奏，表示无条件服从中央。méng武同时上奏，自己年老体衰，恐怕难以胜任北伐重任，恳请始皇帝让更多的年轻将领统率军队，以承担起守疆拓边之重责。
接下来就是老秦人的态度了，假如镇戍西北疆的王翦、麃公、羌廆和镇戍东北疆的王贲坚决反对或者设置障碍，那事情就比较麻烦。
然而，当前政局的发展，尤其是méng氏在关键时刻的妥协，让老秦人不得不果断决策。
王翦、麃公和羌廆三位老将联名上奏，支持始皇帝和中枢做出的建设新北军的设想，同时他们考虑到北伐的重要xìng，恳请始皇帝起用更多的年轻将领，以保证秦军的强悍武力。东北疆的镇戍军统率王贲也在奏章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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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一后的兵制改革顺利展开，其核心就是军权集中于中央。
始皇帝如愿以偿。盛夏之际，始皇帝下令进行兵制改革，建设大秦主力常备军队新北军。
按照新兵制，大秦武官职设一个上将军，设一个太尉，设一个护军中尉，设一个大监军，位同三公，参与中枢决策。设中尉卿、卫尉卿、左右前后中五位将军，设将军若干，位同上卿。设山东、两淮、江南、江东和岭南五个地方镇戍统率，主掌区域郡**事，位同上卿。
上将军、左右前后中五将军，将军是统兵官长，征伐时领统兵权，拥有战场指挥权。中尉卿和卫尉卿则是中央卫戍军官长。
始皇帝下令，撤消北部疆域四大镇戍机构，王翦、méng武、麃公奉旨回京。
大秦太傅、武烈王公子宝鼎兼领大秦上将军，为秦军最高统率。
武安公公子腾出任大秦太尉。
武成公王翦出任大秦护军中尉。
郑公méng武出任大秦大监军。
广武侯麃公、通武侯王贲、安平侯司马尚、临洮侯羌廆、北平侯辛胜为大秦左右前后中五将军。麃公为中将军，在京领蓝田大营，戍卫京畿。余者在外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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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下令，北军设常备兵力三十万，北疆诸边郡、封国等地方镇戍兵力十万，均接受北军最高统率部指挥。
北军最高统率部大行辕设置于离石要塞。
北军最高统率由大秦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兼领。
北军设左右副率，右率为尊，通武侯王贲为右副率，安平侯司马尚为左副率。
北军设监军，由代王公子将闾出任。
因为北部疆域太过辽阔，北军在陇西狄道、代北平城和燕南蓟城设北军东西北三大行辕。陇西狄道的西行辕官长由临洮侯羌廆出任，代北的北行辕官长由安平侯司马尚兼领，燕南蓟城的东行辕官长由北平侯辛胜出任。
北军下设十军，由十个将军统率。
十将军分别为李信、méng恬、司马断、章邯、白公差、曝布、屠睢、máo子睿、熊庸、任嚣，各自在外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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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武官任命，震动咸阳。
谁能想到，咸阳政局的发展如此惊心动魄，如此扑朔mí离，从加建封国到武烈王回京，从武烈王“壮士断腕”到各方势力争夺地方控制权，突然之间又转到了兵制改革和建设北军上。等到军队人事完成调整之后，咸阳的文武百官们才大概看清了这一轮政治博弈的走向，那就是以军权集中来换取分封，以强大武力来保证分封后的中土的统一。
这其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直接推动军权集中和咸阳政局发展的就是武烈王公子宝鼎。
在这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始皇帝的最终目的竟然是集中军权于中央，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武烈王竟然把军权还给了中央，始皇帝竟然奇迹般地成功了。
武烈王兼领大秦的上将军，大秦的上将军又兼领北军统率，由此不难看出，武烈王的主要职责是太傅，是辅佐始皇帝主掌朝政，而不是常驻北疆直接统率军队。换句话说，始皇帝只要牢牢控制住了武烈王，便就控制住了北军，控制住了大秦武力。
武烈侯终于回京了。
武烈侯回京了，把北疆武力的控制权全部jiāo给了中央，那王翦、méng武、麃公、羌廆、王贲这些统军大将们还敢继续对抗中央？当然也是仿效武烈王，纷纷回京。
始皇帝和本土老秦人的关系就此得到了根本xìng的改善。
老秦人把军权归还于中央，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地方控制权，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进行妥协，但接下来，就该轮到始皇帝和咸阳宫在分封上让步了，因为现在获利最大的是始皇帝和咸阳宫，他们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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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北军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老将军们陆续返京就任新职，咸阳政局似乎正在逐渐归于平静。
秋收刚刚开始，中央和地方为争夺赋税，矛盾骤然爆发。
中央以进行北伐为借口，进一步增赋加税，而地方势力若想扩张自己的实力，首要之务就是稳定地方局势，稳定地方局势的首要条件就是轻赋薄徭，要让黔首贫贱在辛苦劳碌一年后，有饭吃，有衣穿，于是地方郡县必然要想方设法截留赋税。
如何阻截中央对地方的掳掠？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纵容甚至暗中推动地方暴民发动叛luàn。
第一个爆发叛luàn的就是山东胶东。
冯毋择镇戍山东，冯氏自然要打击méng氏势力，而打击méng氏的最好办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征缴赋税。méng氏要截留，冯氏则打着中央的旗号拼命征缴，最终的结果就是山东之民遭到疯狂洗劫。山东的齐人愤怒了，揭竿而起。
齐王公子骧一怒之下，上书弹劾，矛头直指冯毋择。
接着山东各郡太守紧随其后，不但弹劾冯毋择，还指责中央增赋加税的政策，其矛头直指负责拟制增赋加税政策的治粟内史府及其官长冯去疾。
叛luàn迅即蔓延到两淮，接着江东楚人也乘机发难，藏匿在南岭大山中的六国余孽纷纷下山烧杀掳掠。
两淮和江东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到咸阳，楚王公子昌和吴王公子高并两地军政官长一致指责中央的增赋加税政策是亡国之策，恳请始皇帝以大秦的和平和统一为重，马上修改政策，惩戒拟制这一错误政策的中央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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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是始皇帝所坚持的，也是经过中枢廷议后决策的，但结果是jī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联合公子腾、王翦、méng武等中枢大臣奏请始皇帝，暂时搁置北伐之议，集中力量稳定国内局势。
国内暴*四起，中央和地方矛盾jī烈，这时候还谈什么北伐？所以始皇帝和中枢廷议之后，一致决策暂停北伐，转而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危机。
宝鼎再奏，为防止关中、陇西和北地等大秦本土地区也爆发叛luàn，请太子代替始皇帝，马上出巡，安抚大秦本土国民。
始皇帝准奏，命令太子扶苏出巡关中、陇西和北地，郎中令méng嘉、客卿司马空和博士淳于越等大臣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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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王在廷议上，极力主张轻赋薄徭之策，并建议即刻实施，今秋就诏告天下减免赋税，减征徭役，以稳定民心，缓解国内危机。
道理很浅显，大家都懂，心里也都明白，但民受利了，官之利岂不受损？贵族利益岂不受损？所以“轻赋薄徭”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武烈王“气势汹汹”，宗室、老秦人和楚系则把矛盾一致对准了冯氏。
既然增赋加税引爆了危机，这个罪责肯定要人来承担，而治粟内史冯去疾现在是“千夫所指”，山东镇戍统率冯毋择更是众矢之的，始皇帝即便有心保全冯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御史中丞赵高代表御史府上奏弹劾冯去疾、冯毋择。
冯氏是关东贵族集团的核心力量，如果冯氏遭到重创，关东贵族集团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地方上，都将实力大减，这对关东贵族集团来说可谓是致命打击，所以不管是méng氏等关东军功贵族，还是以李斯为首的关东寒mén贵族，包括关东博士集团，都开始了全力反击。
但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关东贵族集团的领袖人物郎中令méng嘉和博士淳于越等人正在随太子出巡，méng武则去离石要塞巡查北军建设了，都不在咸阳，而御史大夫冯劫因为要避嫌，又不能公开出面，关东贵族集团仅靠廷尉卿李斯、内廷长史周青臣和博士叔孙通等人无法阻挡对手的攻击。
形势越来越危急，始皇帝在宝鼎、隗状、王绾、公子腾等大臣的催bī下，不得不下令罢免治粟内史冯去疾和山东镇戍官长冯毋择，以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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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4章 放手一搏
冯氏是关东豪mén，早年为帮助大秦攻占晋中立下汗马功劳，而自始皇帝继承大统以来更是忠心辅佐，深得始皇帝的现任。统一前后，冯氏借助千载难逢的机遇飞速扩张，其mén生子弟遍布朝野，势力范围从晋中的太原、河东和上党三郡一直蔓延到中原、山东、两淮等地，可谓实力强劲。
冯氏主张分封诸侯，这与始皇帝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但始皇帝需要关东系的力量对抗大秦本土贵族集团，所以他又不得不依靠冯氏这个豪mén贵族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来凝聚关东系，同时又利用冯氏的分封理念和李斯的集权理念在关东系内部形成抗衡，以便于他牢牢控制关东系。
冯氏是始皇帝手中的一颗棋子，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假如冯氏被赶出朝堂，关东系的实力遭到打击，对始皇帝掌控大秦政局发展的主动权非常不利，而假如冯氏全军覆没，彻底消失，那么受到致命打击的不仅仅是关东系，还包括始皇帝和咸阳宫。
从实现中央集权这个角度来说，始皇帝当然要打击冯氏，尤其现在冯氏在分封一事上表现得非常“猖獗”，应该狠狠敲打一下，让冯氏发昏的头脑冷静下来，但从大秦政局的平稳发展来考虑，又不能把冯氏打得太狠，不能自毁“手足”。
所以秦王政虽然罢免了冯去疾和冯毋择，却没有追究两人的罪责，不但保留爵位，连俸禄都没有罚没，至于冯氏一系中的其他官员，更是没有受到丝毫波及，这明显就是让他们临时充当一下“替罪羊”，待时机合适，征召再用。
老秦人却不想错过这个铲除冯氏的机会，只要摧毁了冯氏，关东系必遭致命打击，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