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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负责个屁！”胡家辉没想到一向温和儒雅的院长说出这么不堪入耳的话，知道院长是真动怒了，就闭嘴不做声了，但心里面还是很不服气的。
自从那天开完会以后，胡家辉明显感到院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头了，同事们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谁也不敢和他多说一句话，见了他惟恐避之不及。其他院领导见到他，也都没有了以往职业的微笑，差点就横眉冷对了。这样过了没多长时间，胡家辉就突然被“提拔”到了安北区人民法院来当刑庭庭长了，蒋一根的案子也彻底让他负责个屁了。当时中院有不少人私下里也在为胡家辉打抱不平，说市委副书记太小心眼儿，明明自己说错了，还不容下面同志提出来。
胡家辉离开中院的时候，刑庭庭长和他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以一个老大哥的身份告诫他，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以为自己水平比领导高，“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水平高，能高过五岳去？能高过上海的东方明珠去？庭长还说，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要以为领导的胸襟有多么大，说什么“宰相肚子里能撑船”，那也得看看是条什么船，不论多么开明的领导，当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向自己提意见时，心里都是很不舒服的，没有哪个领导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下属给自己提意见的。庭长最后说：“我是觉得你胡家辉人品不错，业务也过硬，才和你说这些的，也许你现在还接受不了，到了安北区法院以后你自己再慢慢琢磨吧，什么时候琢磨透了，什么时候你就没有亏吃了。”
但胡家辉对自己的再次被贬，仍然显得一点也不在乎。他还跟那些给他打抱不平的同事们讲：“基层法院是审判的第一线，接触的案子多，更能锻炼人。”好像这次让他下到安北区法院当个庭长，是为了重用他而先下去锻炼锻炼似的。就这样，不管别人看他的目光怎么样，胡家辉还是乐呵呵地到安北区人民法院走马上任了，没带来一点不满的情绪。
但是现在，已经50岁出头的胡家辉却急切地认识到，自己的脾气是应该改一改了。
从孙院长那里回来，胡家辉简直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心跳越来越快了。
刘大建案发后，在整个京津市是引起了一番很大的震动的，这不单单因为刘大建是一个堂堂的正区级领导干部，而是因为在刘大建的头顶上长期以来有着太多太多的耀眼光环，人们一时还难以接受这么大的巨变。就在纪委对刘大建问题进行审查的同时，有关刘大建执政为民、甘做公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光辉事迹还在民间口头传诵着。在这个城市里，不管在安北区还是在安南区，有不少普通百姓都能讲出一些关于刘大建廉洁奉公的先进事迹。这么一个有政治影响和群众基础的党的领导干部，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腐败分子了呢？人们怀疑着、迷茫着、伤心着、愤怒着……
《刑庭法官》第二章（4）
刘大建事件在全市法院系统的震动就更大了，简直不亚于一场七级以上的地震。因为刘大建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全市法院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全市青年法官的一面旗帜。后来，他又当上了安北区人民法院院长、安北区委政法委书记、安北区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一直跟司法工作打交道，是政法机关的领导者。所以，本市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他都比较熟悉。坦白地说，这些年来，刘大建主持安北区的政法工作，对安北区政法机关的支持力度一直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但在大会小会经常讲党政领导干部要为司法机关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而且在法检两院的基础建设和人员职务的提拔调整上，他都说了不少话，出了不少力。就是现在，安北区人民法院的办公大楼与市里其他区的相比也是建得最壮观的。所以，在京津市法院系统尤其在安北区人民法院相当一部分同志的眼里，刘大建俨然是一个护法使者。
离开法院到区委工作以后，只要工作不是太忙，刘大建还经常到法院来。他常跟法院的同志说，自己不是以领导身份来检查工作的，而是以一个老法官的身份来回娘家看看，请大家千万不要不欢迎他。到了法院，刘大建总是表现得很有人情味儿，他从来不进包间吃饭，就在职工大食堂里吃工作餐，和大家围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他说他喜欢法院这里的气氛，大家都是清清爽爽，一身正气；干起工作来兢兢业业，朝气蓬勃；办起案子来坦坦荡荡，铁面无私；说话底气足，腰板挺得直。刘大建经常向同志们回忆起自己当法官的日子，说有时自己真想再回到法院来，摆脱掉那些日常的庶务，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法官，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献出自己的余生。大家虽然也知道刘大建的这些话里面有为官做秀的成分，是故意跟同志们套近乎的，是为了密切群众关系的，是领导干部的客套话，但大家伙儿就是爱听，听不够，听着舒服，听着受用。如果隔一阵子见不到刘大建主任到法院来，大家还真的很想他。所以，刘大建案发以后，安北区人民法院的空气好像都有些变了味道，大家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会念叨起他来，言语中透着惋惜和不解。尤其是几位院领导，连平时的表情都有些严肃起来，对刘大建案的进展情况更是讳如莫深。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关于刘大建一案是否要异地审判的问题上，市委常委会上也经过了一番激烈的争论。有人建议，因为刘大建在安北区政法系统工作多年，关系盘根错节，相当复杂，应当指定其他区起诉审判；有人认为，刘大建位高权重，应由市中院直接一审。后来，还是市委书记一锤定音：“异地？能异到哪里去？本市就这么巴掌大个地方，移交到哪里都会有认识的人。”市委书记还说：“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有领导干部犯罪，就要搞什么指定管辖异地审判？人们常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遇到具体事情上为什么就不能平等了呢？是不相信我们的司法机关吗？再说了，区领导犯罪可以移交到另一个区，市领导犯罪可以移交到另一个市，那么我们的个别国家级的领导人犯罪了呢？难道还要移交到另一个国家不成？这样做的本身就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现。”市委书记越说越激动，他大手一挥，做出决定：“刘大建一案哪里也不去了，就交由安北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起诉审判。”市委书记最后说：“刘大建这个案子，也是考验我市政法机关能否不受外来因素干扰、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司法部门不老是埋怨执法环境不好吗？现在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刘大建这个案子我看有谁敢给你们打电话递条子？有谁敢出来干涉你们办案？”
安北区委接到这个任务时显得很紧张，区委书记亲自召集区检察院和区法院两家的领导开了几次协调会，反复强调两院一定要集中最精干的办案力量，排除一切外来干扰因素，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和法律精神，起诉审理好刘大建一案，确保该案的起诉审理工作让市委领导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
安北区人民法院的领导们接到任务后，既显得激动和兴奋，又倍感压力和责任重大。个别院领导甚至连觉也睡不好了。他们知道，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要面对“尊敬”的老领导刘大建了。
对于刘大建的东窗事发，胡家辉没有像法院其他同志那样感到太大的意外。这并不是说他多么有远见或者多么高明，而是因为，他以前曾经从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那里听到过关于刘大建的一些传闻，尽管当时他不相信，认为是那个朋友在胡说八道，随意猜测和诋毁领导干部，记得当时他还把那个朋友好好教训了一通。但现在看来，朋友那时跟他说的那些话绝对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确有一定根据的。
胡家辉那个朋友叫侯标，是他在东北插队时认识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止是一般意义的朋友关系，还有其他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在东北插队时的胡家辉，与到法院工作之后的胡家辉，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的他性格腼腆内向，是个不善言辞不善交际的年轻人，是众多插队知青中最为沉默的一个。平时，他干起活来总是闷声不响，没活干的时候，他也很少像其他知青那样聚在一起瞎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躲在一边看书看报，或者一个人到田野间去散步，看空中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看原野花开花谢草木枯荣。
《刑庭法官》第二章（5）
胡家辉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性格，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一个姑娘的芳心。那位姑娘是大队侯支书的女儿，叫侯燕。当时侯燕虽只有17岁，却出落得很成熟稳重，模样长得也很标致俏丽。侯燕正儿八经地读完了中学，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平日爱好写点诗歌散文什么的。在那样疯狂的年代，在那样偏僻的乡村，侯燕算是一个才貌兼修不可多得的女子了。所以，她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从城里来的那些男知识青年的梦中情人。知青们在一起时，话题不由自主地都会聊到侯燕的身上，常常拿人家姑娘开玩笑，但真正看见了侯燕，却都又憋着不敢做声了。胡家辉没有加入以侯燕为主题的闲聊会，但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那侯燕看自己的目光有那么点不一样。胡家辉预感到，他和侯燕之间可能有点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果然，有一天，大队侯支书把胡家辉叫到了家里，直截了当地要给他提亲，要让他做自己的女婿。说实话，胡家辉当时也从心眼儿里喜欢侯燕，虽然他从不与其他知青一起议论侯燕，但他曾经在梦中多次遇见她，梦见他和侯燕两个人一起在麦田里放风筝，在棉花地里摘棉花，在高粱地里捉迷藏……胡家辉还偷偷地为侯燕写了一首情诗，在诗中亲切地称呼她为“我的小燕子”。当然，这些他是不会与任何人讲起的。现在，对方主动示好，支书亲自提亲，他当然求之不得，就很利索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点头应承了下来。侯支书见状非常高兴，当晚留胡家辉在家中吃了晚饭。吃晚饭的时候，胡家辉又认识了侯燕的哥哥侯标。梦中情人最终花落身边，胡家辉当然很是兴奋，吃饭时经不住侯支书爷儿俩左右相劝，一斤的东北小烧酒很快就下了肚，直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是怎么回到知青住地的，他都完全不知道了。
第二天，胡家辉醒来睁开双眼，发现太阳已经出得老高了，同屋住的知青们早已上工干活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房间里。胡家辉一想不好，昨晚自己喝得实在太多了，早上根本醒不过来，胡家辉心里在埋怨同屋的伙伴们，怎么没有一个人叫醒他？这样想着，胡家辉赶紧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牙也不刷了脸也不洗了，扛上工具就要去上工。他刚走到门口，迎面就碰上侯标侯燕兄妹俩。
侯标上前一把把胡家辉的工具夺了下来，说：“支书说、说了，今天你不用去干、干活了，今天上午你的任务就是搬、搬家，要我们两个过来帮、帮你！”侯标说话有点大舌头，结结巴巴的。
胡家辉如坠云里雾里，有点不知所以然，问侯标：“搬家？搬什么家？”
侯燕在一边抢着回答说：“俺爹在大队部给你找了一间屋子，让你搬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