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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束中日战争状态的条约，改由东京与台北进行双边条约的安排。西方盟国的这项安排，受到苏联与东欧集团的反对，所以他们也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旧金山和约上，对于日本领土的规定，就出现了可怕的政治阴谋安排，因为在旧金山条约内，乘着中国的缺席，「故意」的明文规定，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南沙与西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却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在日本放弃之后，应该归属于那个国家。这是西方盟国分裂中国阴谋策略的伏笔，但却在严格的法理上没有任何基础。
因为依照开罗宣言，明白指出这些领土是必须在战后归还中华民国的（另外开罗宣言还明列东北四省主权属于中国，与列出日本凭暴力侵略的地方，其中包括琉球群岛等地）。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又被波兹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所肯定；在波兹坦宣言的第八条中，重申开罗宣言的领土主张，必须实现。日本投降的基础文件，就是清楚记载日本接受波兹坦宣言，所以有关台湾主权归给中国，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此时由于有了两个中国的政府，所以盟国有意在中国缺席的旧金山和约中，留下了台湾「主权」归属不明的模糊空间，给台海分裂的台独势力，找到一个否定台澎原属中国的借口。
事实上，两岸的政府既然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本和约的签字，当然不能拿旧金山和约，当成中日两国的法律文件。而在一九五二年，台北与东京完成「中日和约」，这时候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任何的实力，要求日本正式的赔偿与道歉，但是蒋介石仍然设法在领土与主权的问题上，弥补旧金山和约的漏洞。
可是，日本这时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它已有「敌人」美国做为靠山，台湾却要看「盟友」美国脸色（看起来，做美国的敌人真好，做美国的盟国可要小心了），所以在签订中日和约的谈判上，日本已经摆出一付无赖的嘴脸，事事都要占了便宜还卖乖，特别是在台湾主权的问题上，日本谈判代表河田烈一直拿旧金山和约内容，做为搪塞，同时态度之恶劣，好象日本是战胜国的样子。
不过，在蒋介石的力争之下，日本还是稍为做了一些妥协，在和约的第四条与第五条规定「将中日两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专约与协议，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也就是包括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在内（其实也包括放弃琉球的天津条约）。另外在中日和约第十条，清楚的记载「台湾、澎湖的人民与法人，全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与法人」。假如台澎的主权不属于中国，那么台澎的人民与法人，如何能够自动的成为中国的人民与法人，日本又如何能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签定中日的和约？
因此在旧金山和约中，所谓的台湾主权未定，在中日双边的条约中，已经加以补正。何况以历史事实而言，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合法接收，所有的台湾人民，都依法恢复中华民国公民身分＇5＇。
此外，台湾依中华民国法律正当治理，台湾人民依中华民国法律所选出的民意代表，依法在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与中国各省代表一样的行使政治权力（包括一九四六年的南京制宪与行宪，以及一九四七年选举总统）。所以台湾的主权自然属于中国，这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在一九七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也完成了另外一份的中日和平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同样的放弃对日本的赔偿与道歉要求，而在台澎的领土主权上，和约第二条载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与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兹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因此日本在这份和约上，也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来自重庆与延安的两个抗日政府，终于分别在法律上，先后以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与日本签订和约，而正式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
但是在日本人民族自卑感的深处，日本人却没有认输，也没有悔过，更谈不上道歉与赔偿，日本在国际强权的暗中支持下，设法否定侵略中国的真相，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仍然充满着可以产生冲突的因素。在法律上，中日之间是完成了结束战争状态，但是离真正的和平交往，仍然有着很多的问题存在。
38。5 没有完全落幕的历史悲剧
回顾整个抗日战争的历史，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与浩劫，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场历史的决战原是可以加以避免的，因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长期历史，原本并无历史的世仇大恨，当时又无绝对的利益冲突。在中国方面，既无能力招惹日本，也很希望能够与日本合作，以发展经济，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日本当时所迫切需要的，一是中国广大的资源与市场，以支持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二是需要中国协助抵抗苏联与国际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战略压力，这两点在当时都是中国愿意提供合作的地方，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需要日本的参予，中国抵抗苏联的侵略，也要日本的后援。中日两个东方民族国家的合作亲善，原是互补互利的。
但是，日本这个极度缺乏历史安全感的海岛民族，对于力量有着高度的崇拜，在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分裂与衰弱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对于日本一再的侵略，在国力落后的状态下，一直抱着「以和为贵」的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与欺凌是百般的忍让，结果反而激起日本这种吃硬不吃软民族的侵略凶性，在日军少壮派军官的误导与把持之下，对中国进行永无止境的分割与蚕食。
反观日本念兹在兹的「敌人」苏联，原是日本皇军创始者山县有朋一再担心的皇军「终极决战者」，日军参谋本部更是将苏联当成建军备战的假想敌，但是在斯大林一再展现硬碰硬的作风之下，日军竟然不敢冒然的对苏联采取断然的行动，甚至不敢利用德苏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全面大败的历史良机，对苏联作战，反而选择中国与美国进行作战，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与美国，都希望能够以和谈与退让的方式，换取避免爆发战争的机会，结果反而被日本误解为示弱，最后彼此之间的战争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日两国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对于关东军的谋画，全都应对失误，加上斯大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势利导的扩大中日冲突，才会造成这个事件成为中日历史决战悲剧的起源，中国的不抵抗政策，刚好给关东军的冒险出击，提供一个致命的诱惑，日本政府模糊软弱的不扩大方针，更让关东军敢于突破政府的约束。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
假如当时中国在东北布置了全面的就地反击准备，日本政府又能断然的处置关东军抗命的行为，那么九一八事变，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了。当然，假如斯大林拿出行动的决心，坚决的要保护苏联在北满的利益，日本政府势必只有对关东军的行动，做出断然的处置，那么关东军也就没有办法在日后，逐步将日本卷入战争漩涡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泡制了满洲国，扩大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这个侵略，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复兴，中国开始凝聚力量，准备抗日，而由七七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的战争，可以说是有些意外与突然，对于中国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实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当时局势变化到，连蒋介石也压不住要求决战的民意压力，日本军方的扩大派，更是以为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良机，结果成为日本无法结束中国事变的梦魇。
若以战力而论，日本若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全力的投入作战，日本是可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但是日本始终没有进行这样全力一掷的总攻击，日本一再的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与投降，结果让中国竟然能够撑到最后一刻，而终于拖垮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所做的牺牲与付出，无论在生命、财产与时间上，都超过任何一个反法西斯作战的国家，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若是处在中国当时的失利状况，早就放弃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先进国家面对德国侵略的表现）但是中国就是在面对山穷水尽之时，仍然想尽办法的支撑下去，绝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为盟国的胜利，奠定了战略结构上的基础。
而在整个中日战争之中，最难令人接受的事实是，日本军队经常所展现出来那种毫无军纪的烧杀掳掠的行为，由于日军在中国境内，对于战俘与平民的这种普遍性暴行，使得日军在不少的时候，更像盗匪劫掠而不是军队作战，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杀等等），显示出日军的行为更是像禽兽，所以中国所忍受的战争伤害，要比其它的国家与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战状况，还要严重许多。中日之间不只是战争，根本就是对中国的浩劫。
就中日之间的战略而言，日本表现最差的是，在漫长的八年全面战争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就一天不能脱困，结果是，日本决定「战」，又不能彻底动员而在中国的战场上求胜，日本决定「和」，又斤斤计较于所获取的小利，最后日本是费尽心机，无论是和战的策略，都没有办法解决中国事变，日本也就无法与其历史决战的大敌美苏，进行倾力一搏，日本在最后决战中，虚掷兵力到华南，只给苏联创造了侵略的历史机会。也许这就是岛国的文化与心态，没有大开大合的心胸与眼界吧。
若是以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角度而言，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战争，又不完全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国际强权就算是与中国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也一样没有放过对中国的计算与欺凌，苏联始终就没有放弃过利用中国与侵略中国的策略，英国也是始终一贯的提防中国因此发展壮大，美国则是受到马歇尔、史迪威等人的影响，对于中国既有帮忙，也有参与出卖中国的阴谋。
中国战区的成立，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与盟国并肩抗日的起点，竟然成为盟国「防中」的阴谋设计，蒋介石两次的留任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更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历史错误选择，因为由史迪威所发出的完全与事实不符的错误情报，正好可以配合英、美、苏反华的西方势力，不仅扭曲了中国战区的价值，也削弱美国对于中国战区的战力支持。
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是正式的结束了，但是就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制度而言，国际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至今仍然留下历史的伤痕。最大的损失，就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集体失忆症，让中国这段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