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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第。寇克和他的助手在“动力派克二号”焚化系统旁边忙碌。
他们戴着外科医生用的口罩、橡皮手套和可抛弃式的塑胶围裙。
窗口附近的担架台车上放着一只不透明的尼龙尸袋，拉链已经拉下，里面躺着一个死人，显然是那个即将替代我父亲被火化的流浪汉。他约莫五尺十寸高，一百六十磅重。由于他被严重打伤，我无法估计他的年龄，他整张脸都被打烂了。
起初我以为他的眼睛被凝固的血块覆盖住，后来我才发现他的两只眼睛都不见了，原来我看到的是他眼睛的窟窿。
我想起那个眼睛出血的老人，对巴比和我而言那已经够恐怖了，但和这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当年那意味的是自然的无情，而今这意味的是人心的险恶。
多年以前的那个十月和十一月里，巴比。海洛威和我偶尔还会回到焚化场的窗户进偷看。我们穿过阴森森的黑夜，小心翼翼怕被地面上的长春藤绊倒，我们的肺里充满了四周尤加利树散发出的芳香，直到今日我一直把这种香味和死亡联想在一起。
在那两个月之前，法兰克总共举办了十四场丧礼，但当中仅有三位死者的遗体被火化。其他全用涂防腐剂的方式以配合传统的土葬。
巴比和我老是慨叹防腐室没有窗户供我们使用，那个至高神圣的场所——套用巴比的话说，就是“他们干湿活的地方”——位于地下室内，不让我们这些大胆的间谍有机可乘。
私底下，我其实很庆幸我们仅能观察法兰克。寇克的“干活”，我猜巴比也一定松了一口气，虽然他假装一副很失望的模样。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猜想法兰克通常在白天做防腐的工作，把遗体火化一律在夜晚进行，这让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参与。
当年那个笨重的焚化炉比桑第现在使用的“动力派克二号”原始得多，虽然它能以相当高的温度处理遗骸，而且号称有排气管制装置，但仍免不了让袅袅的烟雾从烟囱窜出来。法兰克选择在夜晚进行遗体火化主要是出于对死者家属和亲友的尊敬。白天里，他们若是从山脚下的城里朝山丘顶上的殡仪馆遥望，很可能会看见他们心爱的家人或朋友变成一缕灰朦朦的轻烟散人天空中。
对我们十分方便的是，巴比的爸爸安森刚巧在月光湾公报担任主编。巴比可以轻而易举的运用他的关系以及对报社的熟悉，提供我们最新的意外和自然死亡的消息。
只要法兰克一有新鲜的尸体，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但是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要进行防腐还是火化。只要太阳一下山，我们便迫不及待地骑着单车前往邻近的殡仪馆，然后偷偷摸摸潜入馆方的私有土地，在焚化室的窗口守候，直到火化的手续展开或我们确定这一个不会被火化为止。
葛尔斯先生，国家第一银行六十岁的总裁，在十月底因心脏病过世。我们看着他被推进火炉。
十一月的时候，有位名叫亨利。埃姆斯的木匠从屋顶上失足摔断颈椎。虽然埃姆斯最后也被火化，但巴比和我并没有目睹这个过程，因为法兰克。寇克或他的助手这次记得把百叶窗的叶片关上。
然而，十二月的第二个礼拜当我们跑去看萝贝佳。爱琪兰的遗体被火化时，百叶窗则是敞开着的。她嫁给一位名叫汤姆。爱琪兰的初中数学老师，巴比曾在那所初中上过学，但我没有，爱棋兰女士是市立图书馆的馆员，她只有三十岁，育有一名五岁的儿子名叫戴伟霖。
爱政兰女上静静地躺在担架台车上，全身从预子以下都覆盖着床单。她看起来是如此的美丽，在我们的眼里，她的脸庞不仅如梦似幻，也在我们心中占有相当的份量。我们几乎无法呼吸。
找猜我们都理解到她是一名美丽的女人，不过我们对她从本产生任何非分之想。毕竟她是图书馆员，而且也已为人母，况且我们在十三岁的时候其实还不懂得欣赏这种如银河洒落的星光般沉静，和如雨水般清澈的美。扑克牌上那种火辣辣的裸女才够吸引我们的注
意力。在那日之前，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爱琪兰女士，但我们从来没好好注意过她。
死亡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因为她走得很快。据说是由于脑动脉血管壁的缺陷造成，无疑是先天性的，只是一直没有被发现；肿胀到最后终于在某日午后突然破裂。没有几个小时之后她就死了。
她躺在担架台车上的时候，双眼是阖着的。她的五官看起来是如此安详，仿佛正在睡梦中一般；事实上，她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正在做一场美梦。
当两名负责火化的人员将床单掀开以便将爱政兰女士放入纸箱中的时候，巴比和我看见她纤细的躯体，细致而匀称，她的可人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那种美远超越肉欲的吸引力。我们带着赞叹的眼光看着她，不带有一丝杂念。
她看起来是这么的年轻。她看起米永远不老。
殡仪馆人员将她推入火炉的动作显得非比司常地温柔和充满敬畏。当火炉的门在她身后关上，法兰克。寇克立即将橡皮手套接下，并用一手的手背轻轻擦拭三眼的眼角，然后又擦拭有限。他拭去的不是汗水。
以往在遗体火化的过程当中，法兰克和他的助手几乎从头到尾部在轻松地闲话家常，虽然我们听不清楚他们说话的内容。但是今天晚上，他们几乎一句话也没交谈。
巴比利我也无言以对。我们将长凳子搬回内院，悄然离开寇克殡仪馆。
在重新取回脚踏车之后，我们骑着车沿着最阴暗的街道横越月光湾。
我们去到海边。在这个时间，这个季节，整个宽广的沙滩露出水面，看起来一片荒芜。在我们背后，城市里的灯光就像凤凰缤纷的羽毛般在山丘和枝叶间闪闪烁烁；在我们面前，则是辽阔的太平洋和它如墨水似的浪潮。
今夜的海浪很平缓，浪和浪之间的距离拉得颇远。平缓的碎浪滑上岸边，懒洋洋地激起闪着粼光的浪头，然后自右向左地崩塌，就像一层白色的皮从海水黑色的肉上剥落。
坐在沙滩上凝望着海浪，我心想再过两个礼拜便是圣诞节，我不想去想圣诞节的事，但它却一直在我脑海里叮当作响。
我不知道巴比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不想问，也不想说话。他也一样。
我想到小戴伟霖，不知道失去母亲之后的他要如何度过今年的圣诞节。或许他的年纪还小，根本不懂死亡是什么。
不过她的丈夫，汤姆。爱琪兰一定知道什么是死亡。无论如何，他应该还是会替小戴伟霖布置一棵圣诞树吧。他哪里还有心力把金银丝绕在树枝上？
从我们看见尸布从爱琪兰女士身上掀开到此刻，巴比首次打破沉默：“找们去游泳吧！”
今天的天气虽然相当温和，但终究仍是十二月天，况且今年没有圣婴潮从南半球携来温暖的潮水。海水的温度相当不宜人，而且风有点凉。
巴比褪去衣衫，为了避免衣服沾到沙，他把衣服叠好堆在一团干燥纠结的昆布上，这些昆布白天被海水冲上岸，随后就被太阳晒干了。我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他的旁边。
我们赤裸着身子涉入漆黑的海水，然后逆着潮流往外游，游到离岸边好远的地方。
随后我们掉头往北，顺着与海滩平行的方向流。拨浪很轻松，打水电几乎不费力气，我们熟练地乘着退潮的海浪前进，游了相当危险的一段距离。
我们两个都是游泳好手——不过现在却显得有点大意。
通常游泳的人在泡在水中一阵子之后，会逐渐减轻对冷水的不适感；随着体温的降低，体温和水温之间的差距便会慢慢拉近。除此
之外，肢体的运动会让人产生身体发热的错觉，这种容易让人大意的错误讯息极可能导致危险。
可是现在，冰冷的水温一直随着我们体温的降低愈受愈冷，我们始终没有达到令人感到舒适的温度，不管温度是真的上升还是假的上升。
要是我们当时有点常识的话，游到这么北之后，我们就应该游到岸边，然后沿着海滩往回走到放衣服的位置。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只在原处稍稍停顿。我们不停踩水，一边吸气，一边直打哆降，吸入的空气冷得足以把我们珍贵的体热从咽喉冲刷得一干二净。然后，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同时转身沿着原路南游，当时离岸边还很远。
我感觉到自己的四肢愈来愈沉重，胃部也十分吓人地抽筋。光是我顶着波浪的深重心跳就足以将我推入海底深处。
虽然迎面而来的浪潮和来时其实一样平缓，但感觉上却汹涌得多，仿佛它们不断用那冰冷涂牙般的白沫撕咬着我们。我们并肩前进。小心翼翼不让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冬日里夜空无法提供任何安慰，都市的灯火就像星光一般遥不可及，连大海也心怀不轨。我们唯一拥有的是彼此的友谊，我们心里都很明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们都会奋不顾身地拯救对方。
当我们回到原先的出发点时，几乎连走出海水的力气都没有。
我们把苦涩的海水味吐掉，整个人精疲力竭、恶心反胃，浑身剧烈地发抖，脸色比沙滩上的沙还苍白c 我们被冻得连焚化炉的火有多热都回想不起来。即使后来把衣服穿上，还是觉得冻得要命。那种感觉真不错。
我们推着脚踏车离开沙滩，穿过沙滩外缘的公园草皮，走上最近的街道。
巴比骑上单车，骂了一句：“狗屎。”
“骂得好。”我说。
然后我们便骑车各自返家。
虽然觉得不太舒服，我们还是一回家倒头就睡。沉睡，作梦，生活就这样继续。
那次之后，我们没有再去过焚化场的窗口，也没有再提起爱琪兰女士。
经过了这么多年，巴比和我依然是毫不犹豫愿为对方肝脑涂地的至交好友。
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啊！那些我们可以用感官起初体验的东西——像是巧夺天工的女体结构、自己的骨头和肉、冰冷的海水和天上的星光等等——反而比我们碰不到、尝不到、嗅不到或看不到的事物还要不真实。脚踏车和骑脚踏车的小男孩或许并不如我们内心的想象般真实，也不如爱、友谊和孤独这些比世界更持久的情感实在。
在这个三月夜里，焚化场的窗户和里面的景象比我料想的还要真实。竟然有人凶残地把一个搭便车的人活活打死，而且还挖掉他的双目。
即使杀人的动机是为了和我父亲的尸体掉包，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挖去他的眼睛呢？有什么理由非得要这个可怜的家伙连眼睛都没有就被送人火坑？难道毁尸的动机纯粹只为了追求卑鄙下流的刺激？
找想起那位理光头、戴着一只珍珠耳环的彪形大汉，他宽大粗犷的脸，还有他那双冷面杀手的眼睛，又黑又镇定。他说话的声音就像铁一样冷冰冰，还带点铁刀生锈的刺耳。
他这种人的确有可能以别人的痛苦为乐，在人肉上划刀就跟在野地里随意攀折树枝一样泰然自若。
焚化室里，桑第和他的助手正将担架车前往火炉的方向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我满怀罪恶感地赶紧从窗口闪避，好象是我不小心触动警铃一般。
当我再度靠近窗口时，我看见桑第扯下口罩，并从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