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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几多沉浮？几多辉煌？而从另一方面看，我的情感历程也承受了极度的考验
：从萌情初恋到结婚生子，从中年丧子到父母双亡，从错位恋情到最终婚变……
这里边几多甜蜜？几多张惶？几多悲哀？几多渴望……我经历得真是太多太多…
…
第一节
“西方国家有私人侦探，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在沈阳成立的一家叫克顿调
查事务所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创办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这是
新生事物应予以支持。”
儿子死了，我的心也似乎被儿子带走了。生活中，我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
有快乐，干啥都觉得没有意思的木头人。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和儿子生前的合影，我痴痴呆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出生在沈阳城西北郊区的四方台村，这个村子隶属于现在的于洪区解放乡。
村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村里的老年人对外说起这个村子的时候，却常常好把它
和当年的乾隆皇帝联系在一起。说是，乾隆皇帝当年到盛京来的路上曾途经此地，
还说当年村头有座小桥叫四方桥。乾隆帝走上四方桥的时候，心血来潮曾出了个
上联叫跟随他的宰相刘罗锅子对句。乾隆帝的上联说：“四方桥，桥四方，站在
桥上望四方，四方四方真四方，”而刘罗锅子对的下联则是：“万岁爷，爷万岁，
站在桥下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只要了解点野史的人都清楚，这是
乾隆微服私访时的一段民间传说。
据父亲讲，我家祖籍山东曲阜，是地地道道的孟子后代。到了太爷那辈，山
东遭灾，地里颗粒不收，太爷只好领着几个兄弟闯关东，最后就在四方台村扎了
根。但究竟是先有的村子然后接纳了我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是此地原本荒凉一
片，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落脚之后垒土为屋才慢慢形成村落，这我没有考证。不过
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最初的四方台村村民大多是我们孟姓人。我现在也
深信，在我的身上，打小就带有祖上那种敢于闯荡，勇猛无畏的遗传基因。
不过，我太爷长得什么模样，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
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先是靠给地主当长工，后来靠偷艺掌握了烧酒和做豆腐的技术，
并在离家不远的平罗堡谋得了一份为人烧酒的活计，慢慢得才把家庭建立起来。
和许许多多圣人的后代一样，我爷爷尽管自身没有文化，但却把文化看得比啥都
重要，因此，在他经济还不十分充裕的时候，就咬着牙把我父亲培养到了国高毕
业。
父亲正是凭着爷爷给打下的经济基础和本身识文断字的优越条件，才娶到了
有“小家碧玉”之称的我母亲。在同龄人中，父亲当年极具文化优势，因此刚刚
实行“土地改革”时，新婚不久的父亲就当上了土地改革工作组的文书，待共和
国成立之时，父亲已是乡里干部。当年，父亲还有一次肯定会改变自己一生的机
会，那就是沈阳城解放之后，新闻战线缺少文化人，区里正式推荐父亲到《辽宁
日报》社工作。父亲带着这个消息回家后赶忙请示爷爷，爷爷抽着蛤蟆烟沉思了
大半天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你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而你弟弟却刚刚成
年，又没啥事干，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弟弟，如果你愿意进城，将来再另找机
会。”父亲绝对是个孝子，对爷爷的话不论对错，就知道一个执行。于是，叔父
顶替了父亲的名额，高高兴兴地进了《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则在乡里干了几
年之后，就遵从爷爷的安排，赶着一挂马车进城做起了拉脚生意。
那时候，父亲特别好摆弄马，有时候没活，父亲就到马行去和人家一起谈马
经。总想把看好的马买下来。好在那时候城里的机动车极少，父亲赶车拉脚的收
入也相当可观，不过父亲所挣的钱除了养活全家六口人外，大部分都给了爷爷，
父母为此也经常争吵。那年爷爷卖掉了收获的高粱，加上积攒的钱给我们在城里
买了房子。后来，爷爷和奶奶干脆也从四方台老家搬到了城里。这样，父亲拉脚
所挣的钱，等于是养活了两家人。
50年代，父亲在沈阳城小北边门拉脚的时候我才三四岁。那时只要天气好，
父亲拿着鞭子一说走，我就会嚷着闹着要跟父亲去。妈那时又怀了我弟弟，对我
也顾不过来。而父亲则让我坐在马车沿板上靠近他，赶车就走。中午饿了，父亲
就给我买上两个杠子头和一碗豆腐脑吃，困了，就让我躺在他怀中睡一觉。
我8 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沈河区令闻二校上学读书。那时候学校抓得不紧，
作业也不多，家长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因此，放学之后和星期天，我和般般
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没说没管的放羊状态。
我敢说我打小就具备组织和领导能力，并颇具谋略。当时我家居住在惠工街
的山东堡，那里和我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每条巷子都有十多个，我们这条巷子
的孩子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只要我招呼一声，他们都会响应。慢慢的，
我们以巷为界，形成了孩子帮。有一次，我们帮里有一个男孩儿被别的巷子的孩
子给打了，他被打后不是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找到了我，我一听就叫了几个帮
里的小伙伴，埋伏在巷子口，堵住欺负他的那个小男孩儿就打，直打得他跪地求
饶才算罢手。事后，为了感谢我们几个小伙伴的仗义相助，找我帮他打架的那个
小男孩儿还从家里偷出了一瓶酒。有了酒，我们都回家取了个小饭碗，然后分别
用别针将手指肚扎出点血滴在酒碗里，模仿着江湖好汉的样子，歃血为盟。此后，
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这帮小伙伴几乎是整天在一起玩耍。有的时候，我把小伙伴
们分成两伙，用废纸包上土当做炮弹对攻，常常打得满脸满身全是脏土，整个小
巷乌烟瘴气。
第二节
十来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干的另一件淘气事就是扒火车。那时候，我
家的房后就是火车道，又恰好是火车刚刚出站的转弯处，每有火车通过，行进的
速度就会放慢，每当经过的货物列车放慢速度时，我们几个身手敏捷的同伴就快
速爬上去：火车拉煤，我们就往下扒煤；火车拉水果，我们就往下扔水果，扔了
一阵，待火车转过弯去加速之前我们就会飞身跳下，然后和在下边接应的小伙伴
们一起收拾战利品，由我给他们每人分得一份之后各回各家。我领着小伙伴们在
外边淘气干坏事，父亲知道的不多，后来我的二弟和三弟也加入了我的队伍，这
才引起了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是个讲究家教的人，但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决不是老祖宗
孟夫子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每当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淘气回来，父亲就会命令
我们站成一排，然后让我们伸出手来，他用竹板子逐个地打我们的手板。有一次，
父亲知道了我带头扒火车的事，气得把我吊在了房梁上一顿暴打，直到呵护我的
姑妈来和他拼命他才把我从房梁上放了下来。父亲对我们管教得很严格，但他除
了叫我们别淘气，别惹祸之外，并没提出什么太具体的要求；倒是妈妈常常苦口
婆心地谆谆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遇事要多动脑子，将来也好有些出息。也正是
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才对学习十分用心，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60年代初，父亲的车马已拼入城里的交通运输联社。那时的父亲患上了肺结
核病，家中的担子便落在了母亲的身子。一边要给父亲治病，一边又要养育六七
个孩子，逼得实在没有招了，妈妈便带上我和我的两个姐姐，春天到郊外去挖野
菜，秋天就拉着带车子（人力车）去郊区蔬菜地里捡菜帮子卖，以此艰难度日。
后来，母亲看有人从沈阳往黑龙江偏远山区倒药有利可图，就到药店买了一些止
痛片等常用药，带上我乘火车闯入了黑龙江偏远的乡村和山区，除了挣了一些钱
之外，还换回了一些苞米面。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妈妈当年所具有的商品意识
和敢于闯出去的勇气，我父亲的病无钱医治不说，我们这个八口之家也很难顺利
地度过那三年大灾之年。但母亲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的身体刚一康复，
母亲就得了肺心病和气管炎，从此，每到冬季，妈就要在医院住上二到三个月。
父母相继生病，使我们几个当儿女的一下子就长大了许多，家里的活我们几
个大一点的孩子都抢着干。在学习方面，我也更加勤奋努力，并争取到了每月7
元钱的二级奖学金。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领到的7 元钱奖学金亲
手交给妈妈的时候，妈妈含着眼泪对我说：“刚儿，妈不要你钱。这钱你除了用
在学习上，剩余的你就买点东西吃吧！咱家困难，妈顾不过来你们。”我知道妈
的心思，妈是看我的身体正在一天天瘦弱，她想让我自己买点吃的补养补养，可
我对吃的并不太在乎，除了买些学习用品外，剩余的钱都让我用去看了电影。不
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特别迷恋电影，若是让我看电影，哪怕是让我不吃不喝都
行。除了看电影之外，当年我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看书。这两大爱好也使我养成了
少年时代的两大恶习，一个是：一见着自己喜欢的书没有钱去租阅就会想方设法
悄悄的装进书包。另一个是：没有钱时为了能看上电影，常常从电影院的围墙上
跳过去混到里边，有时为了多看一场，常常躲到厕所里去躲避清场，待到重新入
场才悄悄的溜出来。但不管这样做对与不对，看书和看电影确确实实给我的童年
带来了快乐，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的儿子的童年，似乎比我的童年更快乐，除看书看电影之外，他还有写字、
画画、踢足球的快乐。可是他死了，死神碾碎了他所有的快乐，也带走了我所有
的期望……
看到我仍然沉浸在丧子的痛苦之中，家人都想尽办法让我开心，朋友和同事
们也都经常劝慰我，让我振作起来。来自方方面面的劝慰中，一位好朋友的话真
正的打动了我。他说：“广刚，你怎么能消沉下去呢？在你儿子心目中，你是一
个坚强的父亲，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因此，就算是为了你儿子，你也要
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
我一直自认为是一个男子汉。我的经历虽不及许多英雄人物那般曲折，生活
的锤炼也给予了我足够的坚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好16岁，在沈阳市第17中学念初中二年级。
这年秋天，看到一些初三的学生都纷纷组织起来出去进行什么革命大串联，我的
心也活了。我私下联系了8 名同学，找学校开了一张介绍信，告别流着泪水的母
亲，我们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对其他8 名同学来说，这次串联是第
一次出远门，大家还都是孩子，谁都没有主意，一上了火车就都有点懵了。可对
我来说却完全不同，我曾跟母亲去过黑龙江，对出远门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