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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的假期大都生活在西安的郊区，是外婆家。外婆是个瘦小但精神矍铄的小老太婆。头发很短。
从前，她在每日的黄昏，天要向晚的掌灯时刻，就撑着细瘦的身体颤巍巍地从家门口晃到村口。听说村口的这户人家里，几年前曾经死掉了一个心爱的儿子，这孩子曾经十分活泼可爱，长着一对懂事的大眼睛，嘴巴很甜，懂得如何恰当并且亲热地称呼每一位长者，赢得很多美誉。总之，在传说中，那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孩儿。
不知道从何时起，外婆所在的那个村子开始流行信基督教，一个法国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居住了多年，并和村子里的乡亲们用西安普通话交流。村子里有一间专门用来布道的屋子，就是由村口死了儿子那家人提供的。也许仅仅是出于对那户人家失去儿子的单纯的同情。村子里的老人们逐渐开始都信这种教了，但他们其中并无多少人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在傍晚无事可做的时候到上帝的脚边去呢。
她是在一个月光不明的夜晚离开的。她离开了她的老头子，也离开了她喜欢的一切。
脑溢血。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全家人回到乡下的老屋子，来了很多亲戚，乡亲们都坐在屋子外面的桌旁聊天。
外婆的棺材早就做好了，吊在后屋的二梁上，和外公的棺材并排在一起，像两口黑色的乌篷船。童年，一去到那个房间，就担心它随时会掉下来，砸在我头上。这棺材都是用春芽木造的。老人们说春芽木是造棺材最好的木料，坚硬的黑色，黑得发亮。
老人们清楚地知道死亡的距离，就在不远处。如同是等待了许多年，就为了这一天。看着漆干了的棺材，他们拈捏着白胡须走上前去敲敲，砰砰直响。看不出这时候他们的内心有一丝半点的悲喜，而是另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甚至，有些带着微笑和调侃。老人们认为，住在乡下，终老有一个儿子送行，还有一口质量上乘的棺材，是件幸福的事。
在他们看来，人死是件自然的事。
中国人称喜事有两种，红喜和白喜。
红喜事是指娶亲、聘女、贺人生子满月、周岁、祝寿、贺迁居、贺开张、贺新屋落成等，皆为红喜，要挂大红布。
白喜事是指丧事。人死之后，中国人也要像喜事一样热热闹闹地操办起来，所以也称白喜。
将悲与喜都放在一起，这正是中国文化中辩证统一的高明之处。
外婆就躺在堂屋里，脸上搭着一张草纸。我见过那张脸，和从前活着时的皱纹一样，在灯光下更加平静，仿佛从未被命运伤害过。她躺在一套崭新的红色缎面被套下。下面有木板，木板被搁置在两条长板凳上。正对着木板的下方，在地板上，放着一盏青油灯。
她突然这么躺着一动不愿动。
一个善良的普通中国女性，一生跟随当兵的外公辗转在中国的大地上，南北东西，思想开明。除了喜欢骂人的习惯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而后在八十年代里她坚信着上帝和耶稣救世的博大之爱，不再骂外公的不修边幅，换成说“你真是个可怜的人啊”。她认为不信教的外公是个可怜虫，成天守在村口守株待兔找人比赛下象棋，自得其乐，一副没有追求没有信仰的村夫模样。
他们可能已经没有爱情，或是已经褪色的爱情。只剩下平静。
而死亡所做的一切，却直抵人心。
就在办理丧事的那几天，大家都一直很关注外公的情绪，特别是妈妈总是一步一步跟着外公，倒是看不出外公有什么特别的情绪。他和村子里的老人坐在一起，一起守着夜晚，守着黑暗中另一个老人的身体。
村子里的老人们都过来抽着自制的烟卷。丝毫看不见伤感。一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婆婆，看上去比外婆还要老，她一直坐在八仙桌的一角，一直喝着很浓的茶叶水。她不说话。
夜晚的风中，一些扎着白花的花圈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发葬那天，八人壮汉抬着棺木走过了水塘边的人家。一个男子侧身立在门口，像一棵桉树。清晨，他赤裸着上身，脖子上挂着一条项链，巨大的十字架垂在胸前，像他健康的肌肤一样闪着浅铜色的光芒。他就站在那里，目送着这一切。我跟在舅舅的后面，后面还有一群送葬的人。走到东边的那块地里，早已有人挖好了一个两米见方的泥坑。
那天清晨下了些小雨，湿润的泥土粘在裤腿上，湿了一大片。
当有人放了一串鞭炮之后，落棺的时刻到了，妈妈开始呼天抢地地恸哭起来，旁边又有人去拉着她，妈妈跪着哭倒在黄土地上。铁锹送着泥土敲打在已经放到泥坑里的春牙棺材上，发出沉闷的啪嗒声。我看见有一束灯芯草被压在落下的石子和成块的泥土下面。
外公随着那啪嗒啪嗒的声音蹲下去。蹲下去，眼泪就来了。一些好似从干枯的泉眼里冒出新鲜的水源来，眼泪沿着他深陷的眼眶顺流而下，像在一条本来枯竭的河床上重新流淌起弯弯的河水。一条浑浊的河流，当它们都流淌在脸上，变得异常纯粹而透明，还有一丝光亮在其中。
但那纯洁光亮的眼泪，成为他最后的灿烂，之后，就变成一片没有重量的哑然。人生是这样悲情。
陪着他辗转南北东西的女人，梦里也回来帮他煮饭的女人，是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是再也不会把他从村口里的象棋圈子里骂回来了；是再也不会在炊烟四起的院子里听她的外孙讲圣经上的故事了；是再也不会拿着扫帚扫净屋墙壁上的蜘蛛网了。
失去颤巍巍的老伴儿，失去布满皱纹的笑声，失去灶堂前亮着火光煮玉米的老妇人。
永远，也不回来了。
“怎么这样儿呢，话都不说一句呢？”
“她怎么这样儿呢？”
“她怎么这样儿呢？”
外公似乎觉得她不应该话都没有说一句就走了，外公是不相信她最后连一句话都不和他说一声，就决定离开他的，而且是永远地离开了。
这些，也许只有他一个人能体会，永远不回来的那个人曾经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风雨，回忆起来，可能就是一种相似的天气，但只有牵手一起走过的她才能帮助他在年老的记忆中想起那些经历过的一点一滴。
没有人可以替代她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以。
我从未关注过外公的皱纹，这天发现它的沟壑比冬天冰冻的田野还要埋得深厚，像勾勒着人生几十年风雨兼程的感受，饱含外婆与他一路走来的艰辛。
他显得十分苍老，只因永远的失去不是悲恸就能说明的细节，每一处温暖都可能使他流泪，即使他渴望的只是再多一点时间一起牵牵手路过，这样温柔相亲的动作，远不是哭泣和眼泪可以充分表达的失望与无奈。
走来的人，一定会走去。
黑乎乎的一切，坚硬如同尘埃落定后的寂静。
几日来，我都无动于衷，并无悲伤，心底像一片死亡的寂静和空虚。妈妈和外公都哭了，亲戚们都哭了，我的眼眶还是干的。
外公看起来很疲倦，没有力气，突然就苍老了许多。
要返城的下午，外公坐在竹椅上抽起旱烟。这是许多年前的一个礼物，她出嫁的时候，送给他的一件旧物。也许是她父亲的。或者是她父亲的父亲的。外公不习惯抽旱烟，总是被呛着。这天下午，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呛得鼻子和眼睛都红了。不时地望几眼山坡上的土地，好似只有在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那么多年之间，她和他的点点滴滴，突然就在这一次断了线，当他以为早年的事已经快褪色变成空白的时候，过去又都回来了。也许他想起了某个细节，那里闪动着温暖的光泽。陌生的旱烟味道呛出了眼泪，将他一生所经历的际遇都串联起来，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永不在场了。这袋旱烟就是一个老军人的直觉，际会，因缘和命运……只是离开了她，曾经熟悉的黄土地反而使他感到陌生，孤独，又更加茫然。
坐在外公旁边，我也望向山坡上小小的新坟，想起儿时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些事。那些年的春夏和现在仿佛是不一样的春夏，过去的阳光更加温和而不是粗暴地晒着地面。没有鸡飞狗跳，也没有混乱。我不明原因地奔跑在阳光底下，并且从不觉得太阳是多么灼人和令人不舒服，汗水打湿了我海军蓝的小背心，而且顺着后脚跟儿，扬起薄薄的一片尘土。
这次使我思考人死了之后会走向何处。看起来，那个小脚的老太婆不过是长长地睡了过去，只是装入棺材前她的身体已经变凉，僵硬。
僵硬，身后一片空白。
那天下午，脸盆一样红红的太阳却停在我回忆的脑海里，长久地挂在西边的天空中，像一张不真实的风景名信片，温柔地慰藉着黄昏，和黄昏下一个孤单的老去的军人。
金黄的落日优柔地落向远方的山坳，它将必然埋进夜的黑暗，一切都将以不知觉的形式悄然隐去，黑夜接踵而来。
回到堂屋里，我有点发冷。堂屋里空空的，那盏青油灯也不见了，外婆前几天躺的床板也不见了，堂屋里归于寂静。站在空空的屋子中央，我转了转身，周围还是空空的，那一刻突然觉得心里堵得发慌，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9。勇敢的爱人在我的怀里
但时光也聋哑的，
对一切将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
都在脑海里成为幻想的注脚。
我畏惧着这样的心灵，
被想像力禁锢，
成为它的受害者。
艾米丽从不在我的寓所留宿，也从未与我连续在一起呆过二十四小时，也许她认为没有爱情的人不需要粘在一起，而我却希望每夜都抱住一个简单的女子，在临睡前用我的手指帮她梳理头发，然后拥着她的身体安然入睡。
但独自成眠，实际早已成为我的习惯。
早上，收到一封E…mail，苏晨在星期二晚上十点多寄来。
南：
春天就快要过去了。我的稿子散落一地。
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整整三年，我一直感到身体里有个巨大的空洞，是一个缺口，风声来来回回地穿过它，我敏感地想要记录下来； 敏感地想要去刻画每一个虚构的细节，希望总有一天这缺口可以用字填满，可是虚幻却不给我机会。
不真实的，就像没有结果的爱情一样。
笔折断了，我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被自己困在这里，无法前行，也不能后退。
楼上住着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每天清晨都会站在窗台上拉小提琴，两个月前，突然从窗户摔下来。那时，我正写一个报道的结尾部分，心里充满恐惧，时间被抽干了的夜晚，像难民一样饥饿的眼睛，又像卡夫卡笔下怪异的城堡。可这害怕的滋味我又无法确切地说出来，只是留在心里发慌。
这一刻，天光透着灰白色的苍茫，朦胧地影印着嘉陵江上早起的船只，像生命一样来来往往。今天是无数平凡日子当中随意的一个，我来到窗边，幻觉是你我都行走在空泛的河床之上，这些周围的事情，变，亦不变着，却与我们无关。我甚至也弄不清究竟是被它们阻隔还是粘连着，被隔离，又甩不开。
曾有一段时间，我试图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