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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悲伤和焦虑。
“请给我您的护照，好吗？”
她恍如梦中，对列车员的话毫无反应。他站在门口又重复了一遍。埃尔西·杰弗里斯似乎猛然间醒来。
“对不起，您刚才说什么？”
“您的护照，女士。”
她打开手提包，掏出护照递给他。
“好了，女士。我会随时听候您的吩咐。”稍作停顿，他又说，“我将一路为您服务，直到斯坦布尔。”
埃尔西掏出一张五十法郎大钞票递给他。他摆出一种公事公办的态度收下了钱，然后问了些诸如什么时候要他铺床，她是否要进餐等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他退出房间。几乎就在同时餐车服务员沿着过道奔来，一边拼命摇着小铃，一边吆喝着：“第一轮服务，第一轮服务。”
埃尔西站起来，脱掉厚重的毛皮外套，稍稍照了照镜子，拿起她的手提包和珠宝箱走出包厢。她刚走了没几步，就遇见餐车服务员又沿着过道往回赶。为了避开他，埃尔西退到她隔壁包厢的门口，那房间现在空无一人。正当服务员经过后她准备继续往餐车走的时候，她的眼光不经意地落到了放在座位上的一个皮箱的标签上。
那是一个结实的猪皮箱，微微有些磨损。标签上写着：“Ｊ·帕克·派恩，去往斯坦布尔。”皮箱上则刻着“Ｐ．Ｐ．”字样的缩写。
埃尔西吃了一惊，她在过道里犹豫了一会儿，又折回自己的包厢，从桌上她放下的一些杂志和书籍中找出一份《纽约时报》。
她在第一页的广告栏中搜索着，但却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东西。她皱了一下眉头，重新走向餐车。
侍者将她引到一张小桌子边，对面已经有一位客人在用餐，就是她在过道里险些撞到的那个人。实际上也就是猪皮箱的主人。
埃尔西偷偷地打量着他。他看起来非常温和平静，非常善良慈祥，而且也说不出是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让人舒心的安全感。他的举止是保守的英国作风，直到水果上了桌他才开始说话。
“这地方可真热。”他说。
“是的，”埃尔西说，“要是有人能把窗户打开就好了。”
他遗憾地笑了一下：“这不可能！除了我们，在座的人都会反对的。”
她也笑了一下，作为回答。他们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侍者送上咖啡，还有像往常一样让人难以辨认的账单。
埃尔西在账单上放了些钱，突然间她鼓足了勇气。
“打扰一下，”她低声说，“我在您的手提箱上看到您的名字——帕克·派恩。您是——您是否正好是——”
她踌躇着，他马上替她解了围。
“我相信我是的。也就是说，”他引用埃尔西曾在《纽约时报》中不止一次注意到的广告语：“‘您快乐吗？如果不，请咨询帕克·派恩先生。’是的，我就是那个帕克·派恩。”
“果真是这样，”埃尔西说，“多么——多么不同寻常啊！”
他摇了摇头。“并非如此。在您看来也许是不寻常，对我来说却不。”他朝她笑笑，以打消她的疑虑，然后向前探了探身子。大多数用餐的客人都已经离开餐车。“那么您不快乐了？”他问道。
“我——”埃尔西欲言又止。
“否则您就不会说‘多么不同寻常’了。”他指出。
埃尔西沉默了一会儿。她好像觉得只要帕克·派恩先生坐在那里就能给她带来安慰，这真是奇怪。“是的，”她终于承认，“我——我不快乐。至少，有件事让我忧心忡忡。”
他同情地点点头。
“是这样的，”她继续说，“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到底该怎么办，我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那就说给我听听怎么样？”派恩先生建议道。
埃尔西想起了那则广告。她和爱德华以前经常谈论它，并且觉得很可笑。她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也……也许她最好还是不要……如果帕克·派恩先生是个骗子……但是他看起来真是个好人。
埃尔西下定了决心。无论怎样她也要消除这个顾虑。
“我将把一切都告诉您。我要去君士坦丁堡和我的丈夫会合。他做一些和东方有关的生意，今年他觉得有必要去那里。他是两个星期前走的，去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好让我去与他会合。只要一想到这个，我就兴奋极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外。我们在英国呆了六个月。”
“您和您的丈夫都是美国人吧？”
“是的。”
“那么你们结婚的时间也还不长吧？”
“我们结婚一年半了。”
“幸福吗？”
“噢，是的！爱德华是个不折不扣的天使！”她迟疑了一下，“也许，不是很机灵。有点儿，嗯，可以说是过于严谨，继承了很多清教徒式的传统什么的。但他真是个可爱的人。”她匆匆加上了一句。
帕克·派恩先生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说：“请继续说。”
“那是在爱德华离家大约一星期后，我在他的书房里写一封信。我注意到吸墨纸是全新的，而且很干净，上面只有几行字的印记。我恰好在读一个侦探故事，其中一条线索就是从吸墨纸上的印记中找出来的，于是仅仅是为了好玩，我把它放到镜子前。结果真是令人吃惊，派恩先生——我是说，他是那样一个温顺善良的人，谁也想不到把他和那种事联系在一起。”
“是的，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
“要认出那些字并不费力。先是有‘妻子’字样，然后是‘辛普朗（辛普朗山口，在瑞士、意大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口，附近有铁路隧道。译注。）快车’几个字，再下面是：‘最佳时机是即将到达威尼斯的时候。’”她停住了。
“奇怪，”派恩先生说，“非常之奇怪。是您丈夫的笔迹吗？”
“噢，是的。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会在怎样一封信里他需要写这样几个词。”
“‘最佳时机是即将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派恩先生重复道，“非常奇怪。”
杰弗里斯太太略略前倾满怀希望地看着他。“我该怎么办？”她直截了当地问。
“恐怕，”帕克·派恩先生说，“我们得等即将到达威尼斯时才能决定。”他从桌上拿起一份小册子，“这是本次列车的时刻表。明天下午两点二十七分到达威尼斯。”
他们对视着。
“交给我吧。”帕克，派恩先生说。
两点零五分。辛普朗快车晚点十一分钟。大约十五分钟前刚过麦斯特。
帕克·派恩先生和杰弗里斯太太一起坐在她的包厢里，这趟旅行到目前为止还是令人愉快的，而且一切风平浪静。但是现在时刻已到，如果真有什么事要发生的话，它就该发生了。帕克·派恩先生和埃尔西面对面坐着。她心跳加速，用一种饱含着痛苦的哀求的目光看着他，试图从他那儿得到安全的保证。
“充分保持冷静，”他说，“您很安全。我在这儿。”
过道里突然间传出一声尖叫。
“啊，快来人哪！快来人哪！火车起火了！”
埃尔西和帕克·派恩先生跳起来冲到走廊里。一个斯拉夫面孔的女子正惊恐不安地指点着，车厢前部的一个包厢里浓烟滚滚。帕克·派恩先生和埃尔西沿着过道跑过去，其他人也都跑过来。那个包厢里已经浓烟密布，先到的那几个被烟熏得咳嗽不止，连连后退。列车员出现了。
“那包厢是空的！”他大喊道，“不要惊慌，女士们先生们。火势一定会被控制住的。”
人们惊魂未定，七嘴八舌地询问着，议论着。此时火车正驶过连接威尼斯与大陆的大桥。
猛然间帕克·派恩先生转身从他身后聚集的一小群人中挤出一条道路，匆匆向埃尔西的包厢跑去。那位斯拉夫面孔的女子正坐在里面，向着打开的窗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对不起，女士，”帕克·派恩说，“这不是您的包厢。”
“我知道，我知道。”斯拉夫女子说，“对不起，我吓坏了，心脏有些受不了。”她缩回到座位上，指了指打开的窗户，大口大口地深深吸气。
帕克·派恩先生站在门口，他的声音充满父亲般的慈爱，令人心安。“不必担心，”他说，“我相信火势并不严重。”
“不严重？啊，感谢上帝！我感觉好多了。”她说着便打算起身，“我可以回自己的包厢去了。”
“暂时还不行，”帕克·派恩先生轻轻地把她按了回去，“我想请您再稍等片刻，女士。”
“先生，这太过分了！”
“女士，您必须留下。”
他冷冷地说。那女人僵直地坐在那儿瞪着他。这时埃尔西走了进来。
“好像是个烟雾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可恶的恶作剧。列车员快气疯了。他正让每一个人——”她顿住了，盯着包厢里的第二个人。
“杰弗里斯太太，”帕克·派恩先生说，“您那个暗红色的小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的珠宝。”
“能不能麻烦您看一下它们是否安然无恙。”
斯拉夫女人立刻连珠炮似的说了一连串话。她改用法语，以便能更好地表达感情。
就在这时，埃尔西拿起了珠宝箱。“噢！”她叫道，“它被人打开了。”
“我要向列车公司起诉你们！”斯拉夫女子结束了她的咒骂。
“全都不见了！”埃尔西大声叫道，“所有的东西：我的钻石手镯，爸爸给我的项链，还有翡翠和红宝石戒指，还有一些漂亮的钻石胸针。谢天谢地我刚好藏着我的珍珠项链。噢，派恩先生，我们该怎么办？”
“请您把列车员找来。”帕克·派恩先生说，“我会保证在他来之前这位女士不会离开这里半步。”
“歹徒！妖怪！”斯拉夫女子尖叫着。她继续谩骂。火车到达了威尼斯。
此后半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无须详述。帕克·派恩先生用若干种不同的语言和若干位不同的官员打交道，但均告失败。那位涉嫌偷窃珠宝的女士同意接受搜查，但结果表明她是无辜的。珠宝不在她身上。
在从威尼斯到的里雅斯特（意大利一港口。译注。）的路上，帕克·派恩先生和埃尔西讨论了这桩珠宝失踪案。
“您最后一次真正看到您的珠宝是什么时候？”
“今天早晨。我放好昨天戴的蓝宝石耳环，拿出一副珍珠时。”
“珠宝一样不缺吗？”
“嗯，当然了，我并没有一一检查，但看上去和往常没什么不同。就算可能丢了一个戒指之类的，但仅此而已。”
帕克·派恩先生点了点头：“那么，列车员今天早晨什么时候收拾的包厢？”
“我去餐车的时候随身带着箱子——我总是随身带着它，除了刚才跑出去那会儿。”
“这么说来，”帕克·派恩先生说，“那个受到伤害的无辜的苏贝斯卡女士，或者随便她怎么称呼自己，一定就是小偷。但她究竟怎么处理那些东西了呢？她只进来呆了一分半钟，刚来得及用配好的钥匙打开箱子，拿出珠宝——好，可是接下来怎么办？”
“会不会是交给别人了？”
“不太可能。那时我已经转过身往回走。如果有人从这间包厢里出来，我应该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