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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10年来聚敛钱财5000余万元，日均捞进一万多，巧取豪夺，强买强卖，无所不用其极。其斑斑劣迹无情地亵渎了“人民警察”的崇高名誉，足以让中国的执法战线蒙羞，是执法队伍的奇耻大辱！
林福久案极大地震惊了中国的老百姓，也为公安队伍出现如此败类感到酸楚和茫然。人们不禁要问：是谁成就了大款警察？是谁慷慨地给了大款警察生存空间？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这么大经济损失，究竟谁该为林福久案买单？
这已经不仅仅是司法机关无法破译的疑问，也是新闻媒体极其关注的话题。
记者从鞍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1998年，林福久之所以能当上税侦分局局长，是因为“一直有人在背后帮他”。当时大家都反对林福久当税侦分局局长，可“到了第二天下午，他还是被宣布出任税侦分局局长”。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说，“当时打算让林福久到内保分局，可有人打电话不同意！〃如果没人在背后支撑，他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地步吗？难道他是游离于整个公安队伍之外的“独行侠”？是谁使他“带脖一路飙升？又是谁为他的腐败大开绿灯？
林福久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恶棍、强盗，却能在鞍山这块地盘上，长期占据着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公安局内保分局局长这些要害部门的要害岗位，这该是谁的责任？这不等于把硕鼠放进了米仓，把强盗迎入了银行吗？
在2000年政府机关103个处级行风评比时，他任局长的税侦分局全市倒数第一，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领导干部，没有不对林福久有意见的。“可他为什么依然能够稳坐泰山呢”？一个普通警察“如果没人在背后支撑，他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地步吗”？
可怕的事实是，这些不仅没有给林福久带来丝毫“麻烦”，他还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有魄力的好干部？
公安历来是双重领导，对林福久这种坏人的任用，有关地方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是无意失察？还是故意放纵？当初提议和拍板重用林福久的人，如今要负什么责任？总不能让那些本该选贤任能、造福社会的人，却滥用职权、重用作奸犯科之徒，而不付出必要的代价。
林福久在鞍山市横行数年，恶贯满盈，臭名昭著，怨声载道。“林福久太黑”、“林福久是酷吏”、“是霸王警察”、“富豪警察”、“流氓警察”，在鞍山市几乎路人皆知，到处疯传，民众早就多有揭发举报。有关部门为何充耳不闻、不及时作为？是麻木不仁、渎职，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据新华社消息，此案由于中纪委的直接介入，才势如破竹、真相大白。这又是为什么？按我国行政序列级别论，鞍山是地级市，该市的公安局是副市级或县处级而已，而公安分局的局长，按常理则是名副其实的科级干部。以上推测倘若成立的话，林福久官位再大，充其量不过一个副处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副七品芝麻官”，一个小小的“腐败麻雀”，竟有劳中纪委的“大驾”，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是否因为涉罪案值巨大？还是关系网错综复杂？如果中纪委没有插手，或者说至今仍袖手旁观，那么林福久会怎么样？能不能依然逍遥法外？对此，当地有关方面要负什么责任？
还有一个现象在这起案件中更值得注意：那就是当地有关单位，一直对新闻媒体封锁消息。是的！清水衙门出了一个“富和尚”！鞍山的法律部门出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贪官！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理解鞍山的纪检司法人员，都有强烈的荣辱感，家丑不愿意外扬。鉴于案情重大，牵扯面太宽，怕案情传到社会上去，会影响正常办案；每位专案人员都有很强责任感，有严明的纪律，怕新闻媒体惹是生非，帮倒忙，一直守口如瓶。反正整个案件在爆发那一天起，一直是在严格保密、严格纪律的状态里进行的。直至今天被告人的律师，还不愿意提供判决书。其高度保密的程度就可见一斑。
还好，我们的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千方百计把案件的进程，尽快地报道出去。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了近万条消息，在各大网站也贴出了几千条新闻。无疑，这些对案件的进展，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为此，我们再设想一下，假如我们的新闻单位没有声音，网上没有消息，那么，这个案件能〃奇〃书〃网…Q'i's'u'u'。'C'o'm〃不能这么快结案呢？
林福久本该是人民的卫士，正义的化身，却异化为明火执仗的强盗，其种种方便条件和宽松的环境，是谁提供的？我们不能因为林福久被绳之以法，就淡化和模糊了有关人员的责任。
在我们侦破的所有贪污腐化的大案要案中，都有一个铁的规律，那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林福久案却很神奇地成为孤立的惟一。难道这正常么？这可能么？总之，应当有人为林福久案“买单”，或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或绳之以法。我想总不该叫林福久寂寞地唱独角戏吧！
副部长走向被告席
海剑
李纪周案发时近５８岁，是副总监级警衔的高级警官，同一级别的警官全国仅！〃０人左右，相当于军队的中将级军衔。他被定罪，成为自1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定罪的最高级别执法人员及纪律部队官员。李纪周案件，被誉为中国公安反腐第一大案。
中纪委和监察部在通报李纪周案件时，还透露了李纪周为赖昌星干的其他事，诸如：帮助远华公司办理香港、内地两用汽车牌证，指示福建公安部门要为远华走私的汽车上牌照等等。据称，李纪周在回答有关方面询问赖昌星所给的钱是否属于贿赂的时候，显得很无奈，几次说的都一样：“按照中国法律，算吧。”
李纪周当公安部治安局局长的时候，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是当时中国警察中局长的最高标准。任公安部部长助理后，月薪一千元左右。当了公安部副部长，薪水又涨了三四百元人民币。
就这样的收入标准，李纪周却拥有至少数百万的财富。他的妻子的工资比他还低，李纪周的财富从何而来？
方工为首的专案组揭开了这个谜底：李纪周把他的“乌纱帽”——他的警衔当做挣钱的工具，把执法权力作为“寻租”的筹码。
李纪周案的公正审理，揭开了中国打击司法腐败史上的重要一页。方工和他的战友们以出色的公诉向世人警示：执法权力不容寻租！
２０００年８月初的北京，热浪还在肆虐，酷暑还在抖着余威。
８月９日，举国关注的成克杰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即判处成克杰死刑），看到裁定书，作为成克杰案第一公诉人的方工终于可以稍稍松口气了。当然，他松口气的感觉和表现纯粹是朴素的“相对论”。他不抽烟，不可能“一壶酽茶一包烟、吞云吐雾赛神仙、优哉游哉一天又一天”。他也不大会一张报纸一杯水安安稳稳坐够半小时。不是因为他缺乏坐功，事儿太多，仅仅日常的听取案件汇报、阅批案件就够他忙活的，何况众所周知的他工作主动、细致，为人随和、热情。
８月！〃０日，方工并没有休息。像往常一样，桌上排着四五摞案卷，堆得高高低低、略显凌乱。他翻看着、记录着、批写着。虽然他常教育属下案件不分大孝一律认真对待，不过，他现在的确是没有前些时办成克杰案时那么大压力，那么沉重的受挤压的感觉。释去重负的心情，甚至使他感受到了早秋的丝丝凉意。
电话响了：“方工，我是老叶。下午一同到高检开会。！〃点钟走。”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叶上诗说话历来简明扼要。
这个很平常的电话却让方工隐隐有了一种大案又到的预感：分院副职一般不会参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议；自己一直主管办案、直接办案，去高检开会当然与办案有关；以往所办的大案，都是在高检检委会上接受的任务。今天去开会，没准儿又有案子交办，有案子还小得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会议室。
下午！〃时，叶上诗、方工和市院副检察长刘漳南准时到来时，高检院副检察长梁国庆、赵登举、赵虹、张穹、政治部主任邱学强、公诉厅厅长姜伟、副厅长白贵泉已经就座，没有其他人。方工的预感愈发强烈。
赵登举：“通报一下对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立案侦查以来的进展情况……”
果然！
梁国庆：“北京市检一分院办理过不少高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司法界、法学界和社会舆论都反映很好，中央和高检院也很满意。今天上午，高检院党组研究决定：李纪周案由北京一分院负责公诉。为提高效率、加快进度，明天就提前介入案件侦查，与侦查部门合作，梳理现有的证据，提出补充侦查建议。……一分院尽快成立专案组。公诉厅建议方工同志担任第一公诉人，大家看怎样？”
领导们赞同的目光集中向方工。
方工看到了诸位领导眼神里面的信任和期待。
虽然方工给人的印象多是平静、沉稳，这么多领导的如此信任还是让他有些激动。他知道，这样的案子备受国内、国际广泛关注，影响大，整个办案过程要求极严、质量要求高，要经得起时间和公众的检验。这类案件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取证难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李纪周是一个老公安！作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高级官员，反侦查能力自不待言。对于他方工，一言以蔽之：任务艰巨、公诉难。高检院领导直接点名让自己担任第一公诉人，何等的信任！方工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责任重大。他的语调显得有些不稳，但很坚定：“一定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遴选新的公诉人
从高检院归来，刘漳南、叶上诗、方工立即向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海峰做了汇报。汇报后，一分院党组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专案组的组成人员。
方工提议从公诉一处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其他同志的意料之外。因为按多年来的惯例，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一般由公诉二处办理，他们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公诉一处办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是长项，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力量相对弱些。如此重大的案件交给这类经验不怎么成熟的公诉一处，作为第一公诉人的方工，是怎么考虑的？
方工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公诉二处几位业务骨干办结成克杰案刚刚二十来天儿、办结李平案刚刚十来天儿，都很疲 ü，应适当休整；二是办理大案是培养、锻炼人才的最佳途径，应该给公诉一处的同志锻炼机会；三是这类案子虽非公诉一处的强项，但公诉一处有几位同志也具有承办如此大案的足够的基储条件和实力：
王忠华，市检一分院公诉一处处长。1９７９年从部队转业到海淀区检察院干了十年起诉工作，承办过各式各样的大案要案；因为业务能力强、办案质量突出于1９８９年调至市检分院（一分院前身）起诉处经济案件组（公诉二处前身），当时方工任起诉处副处长；1９９！〃年底到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参加过半年培训，1９９６年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本科学业，1９９９年完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研究生班学业；1９９２年６月起任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