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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达九州。这次从天草五桥直接乘公共汽车到达天草，下午三点就到了上次遇见阿崎婆的有冰水屋的小镇——崎津镇。虽说我决心已下，但不由得心里发虚，不敢马上进阿崎婆居住的村庄，为了镇静下来，我访问了上次旅行中丰原女士参观过而我未曾参观的天主堂，遇见了一心祈祷的老农妇。这一幕我在序章中已详细记叙了。
同住——在阿崎婆家
在崎津的天主堂见到祈祷的老农妇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海外日本妓女的决心。在夕阳下山之际，我来到崎津镇唯一的一家出租车公司雇了辆出租车去阿崎婆的村子。民俗学研究领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民俗学研究者必须步行进村。我不是不知道这事情。我害怕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走小路被村人见怪。
在村里杂货铺前我下了车，天已全黑了，待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我过了架在河上的小木桥，登上通向北方的平缓的山路。右手不远的地方有几户人家，草屋顶下纸拉门处电灯闪烁发光。我要去的阿崎婆家的破门前，只有微弱的光，像古老传说中狐狸的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阿崎婆付不起电灯的安装费。电灯公司给安不起电灯的人家免费安一只三十瓦的灯。所以与别人家比，她家光线分外昏暗。
站在她家门前，看见破窗户纸上有无数人影晃动，当我判断这些人影是一个人时，我一下用劲拉开重重的拉门，飞也似地进了屋，好像外边有人追一样赶紧关上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可能陷入一种轻度的心理异常状态。我想应该说几句寒暄话，而从我嘴里意想不到的叫出来的竟是“妈妈”，这是上次访问时在两个同村人面前不得不叫的称呼。
阿崎婆好像正要站起来干什么事，口里发出像是噢又像是喝的声音，她把手里的猫放到地上死盯着呆立着的我。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崎婆对我说：“大黑天的，你真找着我家了，快上蹋蹋咪，快进来。”我边说，“真想见见您，所以又来打扰了。”边上了蹋蹋咪。
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与阿崎婆第二次见面只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她问我吃晚饭没有，我说吃了。她与上次一样给我倒了白开水，用亲切的目光打量了我，问我这两个月生没生病，还说我比以前胖了些，其余的什么也没问我。按常理她该问我为什么这时候来她家，来干什么，更应该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她一概不问。我受她这种态度影响，关于自己的事一句也没有提。谈了一阵话，阿崎婆说：“你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累了，早些休息吧！”从里边的壁柜里拿出被子。我本想如果没有被子的话，明天去崎津镇或本渡镇去买，有被子给我用实在太值得庆幸了。
解开旧的雨斗篷，阿崎婆打开的是手织的黑条纹棉布褥了和廉价的红被子，看来被褥本来就没有被套和褥套。
我想帮她铺床，阿崎婆制止我，让我等一会儿，用鸡爪子一样的手拼命拍打褥子，拍打得很用力，不像是掸掉灰尘。可能我露出了诧异的神色，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用婆罗洲的木棉做的芯。木棉与日本的棉花不一样，必须这样使劲拍打。”约莫拍打了十分钟之后才给我铺上。
那天夜里我虽然身体很疲劳，但是几乎一夜未眠。我睡在那条装着婆罗洲棉的褥子上面很不好受，因长期没人用，褥子潮气很重，人好像泡在冷水里一样。但我睡不着的原因并不是这个。阿崎婆刚才拍打褥子时的一席话刺激了我，虽然疲劳得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睡。
阿崎婆说这个褥子是从外国带来的，这样想来是她在当妓女的时代常用的吧！在美丽的南国之夜，各种肤色的外国男人轮番来到她这里，出钱玩弄她的肉体，铺垫的就是这条褥子吧。所以这条褥子给人冷冷的感触。那准是饱蘸了阿崎婆的泪水。这些泪水是背着别人流下的，为的是悲叹自己向几千名异国男人出卖娇小身躯的无奈。不，不仅是阿崎婆一个人，像她一样的成千上万流落海外以卖淫维持生活的日本女性的泪都洒在这褥子上。
后来，阿崎婆告诉我这条褥子的确是她当妓女时常用的。她被卖到东南亚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改嫁了。母亲为了让她穿上一件新衣服，到村里各户人家去借棉线，熬夜纺成条纹布，连裁带缝赶做了一件新衣服。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家里做的衣服。她就是穿着这件衣服被卖出岛去的。到了婆罗洲妓院后，老板骂道：“穿这么素的衣裳怎么接客。”可她不想把离别时母亲亲了缝制的衣裳收起来，就把它改成一条褥子，里边装上婆罗洲的木棉，这就是我身下这条纹褥子的来历。
我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三周一直睡在这条褥子上。说实话，我时刻担心这褥子上还会不会残留梅毒、淋菌。但是，我能躺在作为阿崎婆妓女时代的见证物的这条褥子上，对于要亲手书写她们隐匿历史的我，是最有意义的体验，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鸡鸣声此起彼伏，差点儿让一直当做枕头的座椅靠垫从我的头下边滑走。我一睁眼，天已大亮了。阿崎婆拉着我到附近人家去串门。昨夜睡觉前我告诉她，我买了三四袋小包装肉包子，她说：“那么，明天去村里的我的亲戚家串串门。”
首先去串的一家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从门前小路向小河的方向走，半路上就可以见到它。阿崎婆告诉我这里边住着什么人：“夏天你来时，你见过户主。头发染成金色，眼睛看不见，那是我死去的哥哥的媳妇。”然后又串了一下她嫂子家西边的两户人家，这两家是金发盲眼人的儿子——阿崎婆的外甥们住的。
姑且不论上次见过的嫂子，我想这次阿崎婆对外甥一定也会像上次一样介绍说我是他的儿子勇治的媳妇吧。可她只回头看看我说一句“这位太太要在我家住几天”。我正要装阿崎婆的儿媳妇，阿崎婆的话把我的锐气都挫掉了。我没办法，只好说一句，“请多关照吧！”把那包子拿出来。孩子们向点心包扑过去，咬着包子，这情景我在东京从未见过。
说起来，访问这几家等于是这个村子接纳我的仪式，它宣布我要在阿崎婆家呆上一阵子。村里也正式接纳了我。在这个仪式勉勉强强地结束之时，我与阿崎婆的共同生活便开始了。
实地体验一下，阿崎婆的生活比我以往所见所闻要贫穷得多。后来我才听说，阿崎婆的生活费由京都的儿子寄来，每月才四千元，除了这经常迟误的赡养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日本《生活保护法》经常被人们批评为弃民政策，连这政策都规定农村老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为九千五百八十七日元，而阿崎婆衣食住一切只有四千日元，连《生活保护法》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她还要拿这钱养活九只被抛弃的濒临死亡的猫。她常说：“它们也有生命的，多可怜啊！”
按衣食住的顺序描写一下她的生活，先谈谈她的衣着。阿崎婆只有几件衣服。在崎津镇冰水屋遇见她时她穿的是出门的衣服——褪了色的粗糙的蓝裙子和洗掉色的波纹绉的衬衫。那天是她每月一次拜她所信的军浦大师的日子，所以她才穿的，平常家居的服装是条灰色的旧棉布裙子和一件短袖的单薄的人造棉衬衫。人造棉是二战期间生产的纺织品，波纹织物是战后不久流行的。只有村里人办丧事的时候，阿崎婆才会从旧五斗柜中取出一件铭仙丝织物的和服来穿。这是特殊又特殊的，是不知何时从别人家分赠来的遗物。
鞋呢，除了她经常穿的里子磨损厉害的橡胶草鞋外，只有一双木展。木展带子十分破旧，木纹也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双木展平常总收起来，我与她同住的期间，她只有在参加别人葬礼时才穿。从这点看来，这是她做客时的鞋。夜里的被褥有一条婆罗洲棉的棉被，没有枕头，也没有睡衣，她每天晚上穿着白天的衣服睡觉。
我和她只是短期共同生活，所以除了床上用品与我直接有关外，我对于她的服装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是，关于她维持生命的饮食，问题要深刻得多。
首先，别人家有厨房，阿崎婆没有，找遍全家既没有井，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下水道，屋里有一个她用粘土捏成的炉灶，上边放一个熏黑的水壶。侧面有一只装过橘子的包装箱，上面只放一只铁锅。在旁边放着一只漏水的脸盆，里边放着五、六只碗，这就是她全部的厨房用具。既没有汤碗，也没有盘子。饭菜全盛到饭碗里吃。
做饭不可缺少的水怎么解决呢？房门人口的房檐底下，放着一只一米高的水缸。水是从二、三十米远处小松树底下的井里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打来的。
那口井几十年前可能是一眼井，而今只不过是路当中的一个直径八十厘米的大洞，当然没有井盖，连井边石头围子都没有。往里一瞧只见有少量积水，用凹凸不平的铁皮桶上的粗麻绳吊下去汲水，打上来的水总漂浮着树叶和小虫。她把水放进水缸里慢慢使用。阿崎婆告诉我，这个水缸是两年前她妹妹一家举家离村去名古屋时给的，在这之前的长时间内，需要水的时候才到井边去打。
在这个不能称做厨房的厨房里，阿崎婆做些什么吃呢？我住进去的第二天早晨，阿崎婆给我做的是一半米与一半棵麦混合起来的饭。在我住在村里的那段时间，再没有比这次用米多的时候了。阿崎婆后来告诉我，那也是她为欢迎我做的最高级的饭。平常她吃的是放很多棵麦的饭。米麦各一半的时候，由于米是劣质红米，温热的时候还可以，一冷就干巴巴的难以下咽。如想热一热又没有蒸笼，拾来的柴和枯叶还要节约使用，所以她总用大锅一次做好，为此我们只好使劲吃又硬又冷的饭。想就点菜吃，也只有盐或菜油煮的土豆泥，既没有大酱汤也没有咸菜。她一周以十日元从卖鱼的货郎担那里一次性购买不大新鲜的三条小竹荚鱼，把它与土豆泥一起煮来吃是唯一的好菜。这三条十日元的小鱼据阿崎婆说也是为猫买的。邻居家时常做面条，煎炸些好吃的，阿崎婆家根本不可能做。从早到晚，每顿饭都得吃干巴巴的裸麦饭和盐煮土豆泥。
与东京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比较，饭食如此简陋，其原因确因她每月只有四千日元生活费，是低收入者。此外与阿崎婆不会做饭也有关系。村里到处可以采到可食用的野菜，如果会做的话，饭菜的花样会更多一些。但在少女时代本应学习烹调。缝纫的时光，阿崎婆在海外当妓女，所以根本不懂怎样做饭。
不仅阿崎婆一个人这样，其后根据我的观察，过去曾在海外当妓女的女性大抵如此。会不会做饭是当主妇的重要资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当主妇的资格就这样被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