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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必要急着报户口。其次，那些没有自信在自己家中把孩子养大的父母，如果要把孩子送给人家做养子或者放到可能被人捡走的地方当弃婴的话，那么报户口则对将成为养子和弃婴的孩子的将来反而不利。再次，对于不识字的穷人们来说，衙门的大门难进，所以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而特意去申报了。
生活在底层社会的“阿崎婆”的户口，是在她虚岁十岁的那年春天已决定把她卖到遥远的南洋时，不忍的哥哥为了证明“还有这么一个妹妹”才去衙门报上的。所以，“阿崎婆”的实际年龄与户籍年龄之间相差十岁。
通过“阿崎婆”的例子也可以看到，户口本上没有记载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即那些既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劳力的、歌谣里唱的“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所以，生为她们的同性的我，不能不把妇女的命运和儿童的命运作为同一个问题来看待。
（原载《新刊展望》一九七七年二月）
译后记
近年来，我于冥冥中被一种生命本体召唤、牵引着投身女性学研究。
去年秋天，参加日本城西国际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女性学·女性文化研讨会”时，聆听了电影《望乡》的原作者、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的报告。山崎朋子回顾了亚洲的下层女性史，尤其讲述了海外日本妓女的悲惨命运，指出她们是日本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牺牲品。福泽谕吉曾明目张胆地说：“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后来日本政府取缔海外妓女，采取逼她们就地自杀的方式……显然，她们是现代社会阶级差别和性别歧视的见证人。看似纤弱文雅的山崎朋子，发言铿锵有力，富有感情。听众席里有人哭了起来。
我不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望乡》。事隔多年，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对妓女们有家不得回或不愿回是不理解的，现在才体会到这种望乡是何等沉痛。所有的妓女的墓碑都背对日本，这是对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声的控诉和无情的叛逆！
会后，城西国际大学的水田宗子校长特意把山崎朋子介绍给我们。山崎朋子说，中国只演过电影《望乡》，要是能把她的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翻译过去就好了。
于是，我们乐而从命。但，这不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血和肉的对话，是灵魂的交流。陈晖老师抱病译了大部分的书稿，我投入这项工作时也几乎处于半病状态。日本学刊编辑林昶同志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们被书中真实的力量深深击中了。女作家不惜琐碎以求真求实的文风，因朴素真切而动人。而且，这种力量竟越过时间和空间，直指我们当今的现实。
译《山打根八号娼馆》，使我们对女性自身有更清醒的认识，对女性问题有更多的思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出版在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之际，有特别的意义。日本国际友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柴田静峰得知翻译此书的事，深表支持。他说日本对慰安妇问题至今还是采取遮掩态度，山崎朋子属于少数派。山崎朋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针见血，要是日本的政治家也能这样，对战争做出深刻反省，世界和平就有保障了。
一个敢于反省自己的民族，才能强大起来。我看《山打根八号娼馆》是一面镜子，谢谢作者。
林祁
一九九七年三月于北京大学
译后补记
六月下旬的一天，正当山崎朋子女士率日本文化座剧团应我国文化部邀请在京上演话剧《望乡》之际，陈晖女士来电话告知作家出版社已同意将她和林祁女士合译的《望乡》原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和续篇《山打根的墓》及一些与此有关的随笔一起以《望乡》之名于近期出版的消息。由于续篇除个别章节外尚未译出，合译者林祁女士又因正处于提交博士论文前的最后冲刺阶段而无法分身，故约我一同参加。虽然我手头工作已积压了许多，但出于对山崎女士的敬慕和为使出版计划顺利进行，加之我本人也有将其真挚自然彻悟人生的随笔介绍过来的打算，遂欣然以诺。
山崎朋子女士是日本著名的女性史研究家、纪实文学作家。一九三二年出生，福井大学学艺部肄业。结婚生育一女后，她从自身的生活出发开始思考女性问题，六十年代中期创立“亚洲女性交流史研究会”，致力于同亚洲各国关系密切的日本底层女性史研究。三十余年来，她始终站在广大底层妇女一边，对日本近代史上曾经出现的“南洋姐”、“大陆新娘”和“日鲜结婚”等历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近百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以及在此过程中将本国广大底层妇女作为肉体资本加以利用的卑鄙行径，呼吁同样曾经沦为日本侵略亚洲政策牺牲品的日本底层妇女和亚洲妇女联合起来，为世界和平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迄今为止，除了本书所收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和《山打根的墓》外，山崎女士还陆续出版了以满洲开拓民和大陆新娘为题材的《被撕裂的人生》等纪实文学作品和《爱与鲜血——亚洲女性交流史》、《火种在自己心中》、《亚洲的女性·亚洲的声音》等有关底层女性史和妇女解放的论普及随笔集多部。
多年来，山崎女士的工作得到了日本和亚洲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赞誉和支持。特别是《山打报八号娼馆》，出版后在日本和东南亚引起了极大反响，第二年便荣获第四届大宅壮一纪实文学奖，不久又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相继在日本和世界各国上演。据我所知，书问世二十余年来不仅在日本一再再版重印，而且在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已早有译本出现，美国的英译本也将于近期出版。我想这一切不光是由于作为一名女性史研究者的山崎女士出于对广大底层妇女真挚同情和对历史真实的执著追求，将从未真正受到世人关注的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在即将因失去证人和证词而永远消失的情况下整理出来公诸于众，还历史于真实，还在于她以纪实的手法把“阿崎婆”这位饱经苦难的底层妇女身上可贵的人格美传给了读者，给物欲横流人心日趋冷漠的世风注入了一股清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从本书所收的《山打报拾遗》的十余篇随笔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感触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于这段历史，没有亲身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日本的青年人，由于多年来日本政府中总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有意掩盖、歪曲历史事实，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几乎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崎朋子女士为揭露历史真相所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和站在日本及亚洲广大底层妇女的立场上所发出的正直的呼声，更显得难能可贵，十分重要。正视历史，是为了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在被侵略者夺走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数遭战火洗劫的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作家出版社决定将山崎女士的作品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确实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
吕莉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于京西六里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