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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土著信仰的亲身体验是在九州的天草下岛，神的名字叫“大师”。我跟村里一位信仰大师的老婆婆一起去拜访过几次住在隔着一座山的邻村的大师，总算知道了小部落里的大师信仰是怎么回事。
大师的“房子”在山脚下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里。说“房子”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神社的样子，只是一间普通的农舍。唯一的不同，是在一进门的房间里，有一座不到两米宽的祭坛。祭坛上面挂着一小块紫色的幕，中间用绳子系着。我没想到，老婆婆笃信的对象竟被这么简单地供奉着。然而，更令我吃惊的还是侍奉大师的那个巫女。
跟我同去的老婆婆管这个巫女也习惯地称作大师。她的使命是：信者来了，她替信者向大师祈祷，然后接受大师的意旨，再代替大师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信者。可是，这位“大师”白天几乎根本不在大师的房子里。
这么说，读者可能会想她大概是去传道了吧，其实不是。她白天大抵是在地里锄地施肥。也就是说，“大师”平时跟村里人一样只是个普通的农妇，只有当她披上白披肩，拿起念珠，在信者面前祈祷时才变为“大师”的。因此，去拜大师的人，要先到附近的田里把大师找到。“大——师——”只要你大声一喊，那位大师准会一边乐呵呵地用毛巾擦着晒得黑黑的脸，一边向你走来。“大师”跟来访者边聊着庄稼的长势边向家里走去。进了门，“大师”给来访者端上一杯粗茶，再拿出一大碗那个季节的腌菜，然后，就山南海北地扯开了。来访者讲出自己的牢骚不满和得意事都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话“大师”可能听过几遍几十遍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附和着耐心地听着。
到这里，访问者——信者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于是，“大师”便站起身来，往干活儿的衣服上披块白披肩，坐到祭坛前。随着她囔囔的祷告声，信者大多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她的祷告词很特别，往往把几分钟前喝茶时听到的话都编了进去。如祈祷时说：“去大阪挣钱的儿子不来信，使我放心不下。”而将神的旨意传给信者时则又说：“大师会全力保佑他，请你放心。”这时，信者紧锁的眉间开始舒展，来时的愁云不见了。于是，信者心情愉快地回家去了。
可以依靠的年轻人都进了城，而社会福利的保障又不完备。对于这些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农妇打扮的“大师”给他们心灵带来的安慰是无法衡量的。然而，面对那些孤岛和偏远地区正在复活和蔓延的庶民信仰，已无所谓信仰的我既感到羡慕又不得不为之悲哀，因为它无疑是现代日本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
（原载《Junon》一九七四年一月号）
我的“母亲”
人生许多事都取决于偶然。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亲子关系了。人，无论如何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尽管如此，正如“血浓于水”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亲子的纽带固然是十分牢固的。
不过，我从三十五、六岁时起就开始觉得，人除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外，也应该可以有通过自己意志选择的“母亲”和“父亲”。而我现在就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这位还是个孩子时就被迫离开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于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门外想到她也许会死时吓得几乎要背过气的狼狈模样，她会怎么想呢？恐怕一定会说：“朋子，坚强点儿，我没有那么没出息的女儿。”不过仔细想想，从昨晚我全身透湿地进屋时的表情中她也许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关墓地的问话，送给我一副有关人生终结的手杖。——无论怎样，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活着的时候一定再见。”说着每次都重复的话，我登上公共汽车，离开了天草。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又飞向了“母亲”身边。
（原载《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阿崎婆讲道理，一面给她提供营养均衡的美味饭食，每周还要精心地给她做几回内容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