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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草就，请原谅！
秋元的信追记部分对我来说很有转抄的必要。一个对战争一无所知的青年，在此信中表现了他的惊恐和复杂心情，他的先辈的船员所告诉他的并非胡说。二战中，日本军队虐待虐杀山打根居民的事确实发生过，我回国后查过文献资料的。
例如，《太平洋战争史》中关于山打根之战的记述有三个人站在不同立场的记录。其一，阿库勒斯·柯斯著《回归的三人》，作为日本军队的俘虏从殖民国英国人的立场出发描写的生活。其二，山崎阿英《虚伪的南十字星》，控诉了殖民地人民的痛苦情状。其三，松本国雄的《基拉巴鲁之东》，道出占领军后勤供给被切断后饿死的日本兵之痛苦。
阿库勒斯·柯斯的《回归的三人》一书，我从古旧书店里买到了。除此之外，其余两本书手头没有。我读过山崎阿英的《虚伪的南十字星》，其中写到日本军队杀害许多当地村民的事。作者的丈夫曾经是战时歌尼加娃市知事、进步政治家山崎剑二。战后当地的妻子多数被抛弃，她是唯一被带回日本的幸运的女性。她的这番经历使她对日本军队较为宽容是不奇怪的，但她还是不得不写出日本军队杀死大量当地村民的事实。另一本松本国雄的《基拉巴鲁之东》写道：士兵只有少量的粥，怎么办？于是每天都有人随机应变，到村落去用各种残酷的手段获取食物。
作为又饿又累的日本占领军的一员，松本曾经像野狗一样去寻找过食物，在被占领地居民的眼里日本兵一定是像狼一样，说“不择手段获取食物”，当然包括使用暴力。这和前面秋元信中提到的大扫荡是吻合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打根日本陆军墓地前耸立的华侨殉难碑，必定是以反日罪名被日本军队杀害的华侨了。哀悼这些殉难同胞，以民族的感情纪念他们，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队侵略过的东南亚各国纷纷建立起这样的殉难纪念碑。还有些地方应该建却没有建起来，不胜枚举。
东南亚地区很大，有菲律宾、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仅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有不少被日本军队暴虐的记录。作为“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协力国，日本军队虽未对其大屠杀，可天理不容的事也做得很多。
我在探访海外妓女之前，读过世界教科书读书会编的《军国主义（从东南亚教科书看日本）》。东南亚各国的社会教科书，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有日本侵略亚洲的记载。印度尼西亚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用的教科书《我们民族的历史》（R·毛哈蒙多·阿力著）记述如下：“日本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许多要塞。我们被迫去要塞做苦力。我们被强制去的，我们成了劳工！不论农民、工人都被当成奴隶，被迫离开家到沼泽地、海岸等处服劳役。他们的生活如何？食物很少，住在猪窝般的小屋里。结果，死者上千，饿死、病死、被虐待死的人有几千人啊！”
这里说被虐待致死的有几千人，而在中学三年级用的课本《世界中的印度尼西亚》说，“日本军队在占领中将数百万的爪哇青年强制送到国外去，大部分生死不明。”其人数和前面的数字悬殊，哪个确实，暂不作判断，总之，许多男性受难，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苏加诺自传》——苏加诺借一位美国女记者的口述自传中谈道：日本兵“长期缺乏性生活”被作为一个危机的、“若不解决将引发若干问题”的大事，因此设立士兵慰安所。单单巴东市就有“百二十人的女性被集中到隔离场所，即收容所。发给士兵们每人一张卡片，让他们一星期前往一次，一次盖一个章”。
但即使防止大鱼吃小鱼，日本兵久饥的性还是像巨涛似的阻挡不住，偷偷涌向一般民众。日本印度尼西亚中心一九七○年出版的《徘徊于印度尼西亚》小册子，真实地记录了现代印度尼西亚的生活风俗。其中写道：“战时和日本人的混血儿达四万人”。可见有数倍于四万的印度尼西亚女性成为日本兵的饵食。印度尼西亚一国如此，类推东南亚全地域，那又有多少女性被害呢？
不知何时，我紧闭的眼睛睁开了，我乘坐的双引擎飞机的小窗外的世界尽在眼底。右下天边的浓绿的热带树林消失了，出现的是玻璃镜一般平静的碧海，大概飞到马六甲的海面上了。
南方上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耀着，视线广阔，那一端是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市。离着陆时间不远了，阳光减弱下来，但外面的树林反而更明晰了，只是我的心情如铅一样沉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不过是个少女的我虽然没有直接责任，但我的同胞践踏了东南亚各国，欺虐了那里的民众——一想到这点，我的心情就异常沉重。
而且，日本国家战败以来三十年并没有向东南亚诸国的民众谢罪，事实上对恶行虐迹轻描淡写，所以对涂炭东南亚人民犯下的罪行并没认识。
我最近从一些人的口中听到“日本的亚洲经济侵略”的说法。没有资源的日本从一九六○年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国土如此小，却成为经济大国的事实说明在日本资本主义前所未闻的繁荣背后，理所当然，一定有被榨取的人们。
这些人是谁？国内是劳动者、农民及小市民，国际上则是以东南亚为主轴的各国。作为证言的有：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现代的日本农民和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反日运动。
日本的经济侵略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就开始了。那是战败后的十年。一九五五年版的《经济白皮书》记载：“并非战后”，日本资本主义从战败的痛处站起做新的飞跃。首先，着手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罪行的东南亚各国赔偿。对此，总理大臣吉田茂指出。“如果东南亚诸国不喜欢说投资，就按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使用赔偿一词罢。但就我们的立场说还是投资。”
于是，一九六○年上任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进一步推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将东南亚各国当成原料供给国及产品的输入国，向它们推销国内的滞销产品，日本资本主义十二分的赢利。
我反复思考这次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三国旅行的所见所闻。山打根、新加坡的路面上行走的多是日本车，商店里有各种日本产品，城市的周围盖了大量的加工厂，吐着黑烟、白烟。
汽车的情况不知如何，钟表、收音机的价格则比日本贵得多。可能是加关税的原因，也可能因货物奇缺而使贩卖者待价以沽。于是，当地工业衰弱下去，合资企业增多——换言之，容许日本的资本进出，结果以东南亚劳动者的牺牲换来日本资本家的富裕。
综合所见所闻，这些合资企业存在惊人的“民族差别”（歧视）。且举一例，合资企业的干部全部或过半是日本人，工资比当地人高得多，竟有高达十五倍的。同时以接待日本上层官员为名目开的酒吧、舞厅也不少，拒绝日本人以外的客人。更有甚者，合资企业中的日本职员的家庭都雇有人工费低廉的东南亚保姆，对雇工的蔑视就很普遍了。
我很希望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地能一直保存下去。这些日本女性的存在证明，阶级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性差别”这两大差别。能将这控诉声传给后代的东西，没有比妓女墓更好的了。她们的墓是日本底层女性史的重要证言之一。因此，我反对以任何理由拆迁妓女墓。
但是，在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眼中，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是战败后又继续资本侵略的一个民族。因此，即便个人对海外日本妓女的不幸寄予满腔同情，但从民族的政治立场来看，它毕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环。于是，我向着近百年岁月中深受过日本侵略政策之苦的东南亚各民族请求说，请保存日本底层女性史的证言——海外妓女墓地吧，就算我喊裂了嘴巴也无济于事。
我途经香港飞往东京，机舱内宽敞，座席很舒服。乘客有欧美人、东南亚人，但最多的是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人跑东南亚去，说日本的经济侵略并不过分吧。
一方面想起死在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底层女性，另一方面想到受日本经济侵略之苦的东南亚各国的民众，我的心情异常复杂和沉重。
后记：我的这趟旅行使我强烈感到海外日本妓女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一员。对于海外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初期的“肉体资本”这个问题，我原只是从理论上认识到而已，前著《山打根八号娼馆》显然是把海外妓女作为被害者来写的。这回踏上北婆罗洲、新加坡等地，从众多的所见所闻中感到，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多亏这趟旅行，使我能站到东南亚人的立场上理解问题。
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供奉死在异国他乡的海外日本妓女之魂，而且也奉献给东南亚各国的人们——作为曾用军靴践踏过你们的国土，而今又实行资本侵略的日本民族之一员，向你们谢罪了。
山打根拾遗（十二篇）
关于《山打根八号娼馆》
去年五月我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出版后，听说读者中有许多高中生，而且是女高中生。起初，我对于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中所写的是从明治到大正年间为向外国人出卖肉体而流落在亚洲各国被称作“南洋姐”的海外卖春妇们的生活，是我女性史研究的一部分，与今日高中生们所关心的事情相距甚远。
可是，当我读了通过出版这本书的筑摩书房转来的读者来信和在读书征文竞赛中获奖的静冈县高三学生蒔田直子的文章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的确，南洋姐的存在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知识范围，她们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写着：“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悲惨的生活。”然而，她们由此所受到的冲击与初次获知未知事物即所谓发现秘境式的震惊是截然不同的。发现秘境的时候，自己和对象之间泾渭分明，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越大，获得发现时的喜悦也就越强烈。可是，得知了南洋姐的生活之后，女高中生们的反应却是完全相反。
她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南洋姐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渐渐地在南洋姐——主人公阿崎婆身上看到了自身的投影。蒔田在文章中写道：“那种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一种如同身受的屈辱感遍及全身，我不得不一次次地放下书闭上眼睛。”是什么原因使蒔田这样的女高中生们得以超越时代和环境的差异，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南洋姐的痛苦呢？
我想，原因之一是由于我没有把南洋姐的生活仅仅当作一个以往的女性哀史来写，而是以一个与曾经当过南洋姐的人一同生活的人的笔记形式写出来的缘故。所以，现在的高中生们也能把南洋姐视为自己身边的人。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些女高中生们正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这一点上。
蒔田文章的一开头就写着：“这是阿崎婆十二岁初次接客的前一天拍下的照片。”给我来信的女高中生们也都对南洋姐的年龄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就是说，由于女高中生们跟南洋姐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