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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本：他也只说马来话。
山崎：老奶奶，您的日语记得真清楚啊！老奶奶，您还干过什么活儿？到马来人那里当佣人以外，还……
川本：告诉你吧，我一直给人家当佣人，攒了些钱，用那钱盖了房。
山崎：您一个人过活罗？
川本：我住上面一层的那间屋，楼下出租，一个月十元。
山崎：您就靠十元钱过活吗？
川本：我去旅馆，管吃，还给十元工资。
山崎：啊，出租房屋挣十元，然后您到旅馆干活儿，得十元薪金，您一个月二十元收入罗！
川本：我盖的房子尽叫我操心，雨水多一点儿泥水就上来了，去厕所也担心，冲凉也担心。在家呆不了。我年龄大了嘛！一下雨我就担心。——于是我的朋友告诉我去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只有华侨和印度人去，马来人是不去的。可我在家呆着总担心，所以我就到这养老院来了。
山崎：到这儿几年了？
川本：告诉你，六年了！
山崎：这儿挺好的。
川本：那倒是真的，这里比家里比哪儿都好！
山崎：真不错，还有医生呢！
川本：有医生。
山崎：在哪儿吃饭呀？
川本：人家给端来吃。
山崎：人家不要你钱吗？你一分钱不出？
川布：不要钱。
山崎：总也得有个零花钱吧？
川本：哎……
山崎：零花钱怎么办？
川本：没有零花钱。
山崎：麦德也不在了。
川本：可我的邻居倒常常来看我，给我带些水果。
山崎：啊，他们真不错呀，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
川本：哎，哎，马来人。
山崎：您的房子盖在哪儿啦，是吉隆坡，还是别处？
川本：吉隆坡。
山崎：常来看您的马来人是干什么的？
川本：是当库库达马的，他老婆也工作。
山崎：库库达马？
川本：我脑子不好使，日语怎么说来着，忘了。
山崎：老奶奶，给您零用钱。
川本：什么？
山崎：零用钱。
川本：什么呀！
山崎：这是一些钱，很少，当零花钱用吧！
川本：哎哟，太太您干什么给我这个，对不起那我少拿一点儿吧！谢谢您……
山崎：还有，老奶奶，您知道天草岛有个军浦吗？就在那崎津到大江的路上，那里有个大法师——
川本：过去可能知道，现在已经忘了。几十年前的事儿啦……
山崎：这就是大法师的米，也就是天草岛收获的米！
川本：是天草的呀！
山崎：我的干妈也是被骗到马来的人，现在已经回到日本了，她信仰军浦大法师，给了我这米，说是天草大法师的米，吃了它不会生病。
川本：谢谢啦！
山崎：对不起，从刚才起，外边的汽车就鸣笛催我走了！我下午要去雅加达，时间不够了，汽车催我呢！
川本：是吗？
山崎：只想问您一句话，老奶奶，您想回日本吗？
川本：嘿……
山崎：您不想回日本吗？
川本：……
由于大门外出租车司机频频鸣笛，虽然十分遗憾也不得不跟她告别了。我把十元马来西亚纸币用纸包了送给她当零用钱，还把阿崎婆信仰的军浦大法师的米也送给了她。这些在录音中已有记录了。当我把录音键关了以后，她频频地向我道谢，然后吞吞吐吐地说：“这样跟你要太不礼貌了，你如果有日本钱的话，给我二、三元作为纪念。”放马来西亚钱的钱包在我身上，日本的钱当地用不上，都放在出租车的包里了，我又顺着长长的走廊到出租车里取来，放在春的满是皱纹的掌心里——几枚一元硬币，一枚五元硬币，数枚十元硬币、一枚五十元硬币和几枚一百元硬币。
春在我放一元硬币时仔细地注视着，像是说：“这就是现在日本的一元钱呀。”当硬币的枚数增加时，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嘟囔说：“这么多钱，我可不能要！”然后她说：“那么，我拿马来钱换给你。”从她枕着的旧皮箱里拿出一个空罐，又从罐里拿出一迭整整齐齐折叠的马来西亚纸币，这可能是说没有零花钱的春的最后的一点钱了。
我拼命地解释说：“老奶奶，在今天的日本这点钱绝不是大数目，别担心，拿着吧！”春反复说：“不会，没那事儿。”这样成了僵局。春离开日本的时候才二十岁，那是一九○七年，天皇纪年为明治四十年，她对十元、一百元硬币表示惊愕，恐怕是因她的思想深处还残留当时货币价值的认识。
出租车司机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心急如焚，担心赶不上飞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来送饭的中年马来西亚女职员看到这情景，发觉我的窘境，忙用马来语对春说：“按这个太太所说的去做吧！”又对我使了眼色叫我快走。我说了祝您健康长寿作为短短的告别之辞，慌忙离开了她的屋子跑向大门。
春与经济条件好、虽无血缘关系但和家人一起和睦过日子的“南洋姐”们相比，是老残而孤独的。我不由得悄悄同情起她来。对人来说最终能支持她生命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财富，而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子孙的繁荣。自己的后代可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孤寂地结束自己一生的她无缘得到这种确信。尚处壮年、既有丈夫也有一个孩子的我是很难想象出她的孤独心境的，它是否像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飘落的一枚树叶呢，还是像咀嚼沙子一样的滋味呢？
对被浸透骨髓的孤独折磨的老人，我问过她是否想回日本。她不置可否，这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道：“像受伤的山中野兽恋水来到泉边一样，对人来说故乡是医治他受伤的心灵的唯一去处。”终老在异乡、孤独至极的她为什么不说想回到故乡去呢？
柳田国男的自传《故乡七十年》的卷首写道，故乡是五十年内可称故乡的。春二十岁离开了家，现已八十六岁了，回到老家也没有熟人了吧！与其做一个浦岛太郎似的人物去备尝辛酸，不如在马来西亚小镇上的养老院更安心。她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她拒绝回答我提出的是否想回日本的问题，恐怕我只能认为是她对祖国日本的不信任。这种类似焦躁感的对日本的感情一定沉积在她的心底吧！我脑海里浮现了山打根南洋姐的背朝日本的墓。我终于明白了出于无奈在异国度过残生的原“南洋姐”的内心想法。
棉兰荒凉的墓地
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后，我跟前来迎接的安田明夫与四口茂先生说：“风闻最近雅加达把南洋姐的墓地拆除，我想在拆除前看一看，能带我去吗？”在吉隆坡我好不容易赶上飞机，到雅加达与其说是傍晚不如说是入夜了，我是在距机场不远的饭店的咖啡厅里对他们提出要求的。
安田给人的感觉很温厚，是搞日用杂货贸易的，三十五岁左右。介绍人说过他父亲大半辈子都在爪哇岛生活，致力于印尼与日本的友好，人们给他一个绰号叫日本的民间领事。田口先生今年六十五岁，二战之前就在雅加达经营杂货铺，对此地日本人状况了解得很清楚，
对我的要求，他们回答说：“不知您听谁说的，单说南洋姐的墓妨碍市政要拆除，那就太言过其实了。雅加达共有几处墓地，但没有日本人专用的墓地。各国的人可以利用公共墓地。其中有一部分日本人的墓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正在建骨灰堂收纳骨灰，明早我们尽快带你去。”
第二天一早他们俩到旅馆大厅来接我，我穿上适合去墓地的衣服下了楼。田口先生见了我的打扮对我说：“山崎女士，对不起，你把表摘下来，把胸花也摘掉吧！”我显得十分惊讶，安田说：“前些日子找朋友的妻子去旅行时叫人把项链揪断了，日本来的商社职员眼镜也叫人抢走了——总之雅加达的贫民是很多的。”
听了安田的说明，我感到从昨天下飞机起的一种不安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次旅行我打算访问三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这回来到最后一站，感到形势很严峻。机场的海关对旅客的物品检查得比任何地方都严格。一出机场就见到失业的青年和壮年无所事事地聚集在一起。饭馆或市场的厕所里一定有两、三名男孩或女孩蹲在那里，客人一进去就伸手要钱。按这种印象推测，只要人们一看见不熟悉印尼社会的外国人，就会抢他东西去卖高价，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除了炮火刚刚熄灭的印支半岛之外，东南亚其它国家的生活是那么安定，印尼为什么例外呢？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主要是由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婆罗洲岛南半部等岛构成的。过去马来人在那里建过几个王国，这些王国都有悠久、独立的历史。在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印尼属于荷兰的势力范围。今天的雅加达长久以来称巴达维亚，正因为荷兰统治的这个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巴达维亚族。
自那以后过了二百年，印度尼西亚也发展了民族统一运动和独立建设国家的运动。在苏加诺的领导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本投降后获得独立。荷兰此时卷土重来，印尼又进行五年的独立战争打败荷兰军队，所以经济建设非常落后。其后按苏加诺提出的建国五原则精神积极开展了经济开放政策。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文盲率极高，农村劳动力不能立即转换成城市工业劳动力，经济发展不平衡。其间，随着世界人口增长的风潮，印尼的人口也急剧增加，农村的多余劳动力拥进城市的长期打工族，但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为非作歹。
安田、田口好心提醒我，但我根本没什么珠宝，只不过有一只经常戴的手表和廉价的胸针。但我还是解下来了。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我坐上停在旅馆前边的安田的小汽车。
他们最初带我去的墓地是塔那般墓地，据安田介绍这是雅加达有代表性的墓地，很好地保存了原先的风貌，让我在去日本人墓地之前先看看它，作为参考。一下车，就见到一个像回教寺院般的巨大建筑物，白色的大圆柱子直径足有一米。这是墓地大门也是管理办公室。走过昏暗的门洞，我看见一大片墓地。
墓园是用水泥墙环绕起来的，由于墓园占地面积很大，我只看到一边的墙，其它三面墙根本见不到。墓地的管理人尽管常来锄草，但是南国的草还是在疯长，整个墓地由绿草覆盖着。墓园里的墓碑按各民族、各阶层人们的喜好建成，有成百上千。既有带屋顶式样的华侨墓，也有棺形带十字架的荷兰人的墓碑。最感动我的是一些这样的墓碑，一个与真人等身大小的大理石少妇像拗哭着扶身于棺木上的墓碑造型，表示失去丈夫的年轻的妻子永存的悲痛；还有一个石刻幼女像，她双手合掌向天祈祷，这是失去爱女的父母为她建的墓，希望她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平安。
我们信步走在广阔的墓地里，日本人的墓不出我们所料是不多的。从历史上看爪哇岛并不像菲律宾、马来半岛，日本人很少到这里来。其中，单身女人的看上去像是“南洋姐”的墓就更少了，我们只发现了两处。
一处背靠北面的石墙，墓碑像是西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