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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马来人当中，我是去拜访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尽管我的礼数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对我十分怀恋。
走进停车场再次回头看，在树荫中只能见到鹤子家的屋顶和板壁了。这时，绢子婶自言自语地说：“啊，心里真难受啊！”这句话充满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绢子口中说出来的。虽然别人介绍说，她是九州人，姑娘时代来到东南亚，她与英国人结过婚后来成了寡妇，实际上，她的生活经历大概与鹤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鹤子的无法排遣的乡愁。
在加影的养老院
在访问了至今还住在吉隆坡和周边的“南洋姐”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请绢子婶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饭，一来是表达我对她引见那些人的谢意，二来是与她惜别。这饭店是华侨经营的，所以店堂陈设与装饰全是中国风格的，饭店前边的绿地很大，上边栽满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头凉风徐徐吹来。
我好久不曾这样安心地吃一顿饭了。我接受太田与绢子婶的劝告，旅行的下一站将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棉兰。第二天下午的飞机票业已预定好了，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畅的感觉。在绢子婶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莲巴住着她女儿，吃完晚饭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兴。
我和绢子婶面对面边吃边谈，心中浮现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绢子婶这样一个好向导，所以才见到了四名过去的“南洋姐”，但是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南洋姐”的实际情况呢？
正如上一章仔细描写的野中鹤子的例子中反映出来的，我见到的四名过去的“南洋姐”虽身在异国思故乡之外，经济上还都有一定保障，她们的生活有开朗热情的东南亚人的照顾，生活得还不错。可是能不能代表在当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为止我庆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应该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还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们的境遇与那四个人完全不同，她们不知生活在哪个角落，这种想法势必引起我的不安。
上餐后甜食时，我把这个想法与绢子婶说了，绢子婶的表情似乎在说“那是当然的”。她说：“我认识的只有这四个人，你都见过了。至于贫穷的过苦日子的老太太过去也是有的，都死光了。”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人了。
于是我说出已经快淡忘的一件事以使她参考，那是从前听爪哇岛归来的某人谈起的一位老“南洋姐”的故事——那位老“南洋姐”的姓名是山屋竹，十四岁的时候由于轻信别人说给人看孩子会有很高的月工资被卖到新加坡来，其后从马来半岛辗转到苏门答腊。二次大战后她已老了，在苏门答腊岛的最北端沙磺成为马来人的一员苟且偷生着。但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失调，眼睛就此瞎掉了，找着一点儿关系到了棉兰，好不容易进了养老院，这样才放下心来不用愁衣食了，不久也就故去了。
于是绢子婶说出来：“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不知谁对我说的，加影的养老院里有一个日本老太太呢。”我欠身过去想再详细打听一下，谁知她所了解的信息仅此而已，再没有更可靠的线索了。
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在瘴疡之气蔓延的南国孤独地度过老年的日本人，在马来西亚的养老院度过余生的老女人——她不是“南洋姐”会是什么呢？如果绢子婶的记忆力不好，此事是她刚听说的话，那么不知姓名的老妪是否健在令人担心。而绢子婶讲明因为与女儿有约在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陪我前往了，我明天下午又要去印尼，无论怎么看条件都不具备，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养老院访问。
那天晚上我住进旅馆，第二天早晨准备了小小的礼品，叫了辆出租车奔向吉隆坡与迪克森港中间的加影。离开吉隆坡市区，汽车飞驶在白色的道路上，两边是椰子树和橡胶树，风景单调但说它大方也很大方。时时出现叫作“干蓬”的小村落，村头有几家商店，加影是不是这种小村落呢？连出租汽车司机也不知道。
于是我每逢见到小村落出现便到处找有没有在村头写着加影的字样，但这种努力也是枉然，车还是开过了加影，幸亏有辆车的司机告诉我们。我们终于回头找到了加影，但还是不知道养老院的所在。
司机在一排房屋前停了车，这里有几家商店，最顶头的是加油站，管理人像是华侨，他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得已拿出笔记本写了“养老院”三个汉字，他立即懂了好像是在说我给你们带路吧，与司机打了声招呼坐进了出租车，但他的话我依然不懂，正在这时，邻家的美容院前站立着的、刚才一直在看我们的一位女子突然对我说起英语来——
那女子问我说：“你是日本人吗？”她穿着深绿色的裙子，橙色无袖上衣，小个儿，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我回答她说“是”，她亲切地微笑着，然后说自己的祖母也是日本人。
由于太突然了，我感到手足无措。她解释说：“我想你一定是日本人，因我感到亲切所以才跟你搭话的。”据她讲她祖父是到南洋谋生的中国人，从体力劳动干起，后来也攒了些钱生活好了。讨了吉隆坡叫秋子的日本女人做妾，秋子只生了一个女孩，那女孩长大也和中国人结了婚生下她。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日本战败了。秋子被英国人带走，从此便失踪了。
穿深绿裙子的女人最后补充了一句，“我不知秋子奶奶是不是在战争的混乱中死去了，或者因日本战败英国舰艇强制地把她送回日本去了，不论怎么着她都不可能在人世了。但我想到在我的血管里流着日本人的血，所以见到像你这样来旅行的日本人我都觉得亲。”
她的祖母无疑是日本的“南洋姐”，但我不知道她是否了解她祖母的真实身份。可是，无论如何，看上去平凡的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里，仔细挖掘也可以发现“南洋姐”的痕踪，这使我十分茫然。
总而言之与绿裙子女人谈了约十分钟之久，由加油站的老人带路，我终于来到雪兰莪州立加影养老院。整个建筑物给人以明亮的感觉，周围被草地和鲜花环绕。办公室是现代建筑，白墙瓦顶。老人居住的是木结构房屋，涂成白色，每栋房屋之间有遮阳的水泥顶走廊，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的表情十分有生气地充满微笑。我不知不觉地拿它与日本同类设施比较，不禁十分羡慕。
进了办公室我对负责人谈了访问的目的，如果有神明的话，我真该祈祷一番了。我的根据只是绢子婶的一句话，我一边担心是否能赶上飞机一边特地到此访问的，如果人家说没有日本人住在这里又会怎样？或者结果是确实有日本的老女人住过这所养老院，但老人几年前死去了，又怎么样？想着想着，我的心情便激动起来。
多么值得庆幸啊，接待我的年轻的马来人女职员告诉我，养老院里的确住着一名日本老妪，她的名字叫川本春。我告诉女职员我不是她亲属，是旅行者，想探访一下本国的这位老妪。女职员笑眯眯地把我带到川本春的房间里。
川本春的住室在长廊的尽头，许多老人和她一起住在一间明亮的大屋子里。这房间有学校的小礼堂那么大，墙壁两边开着大窗户。室内放着两排床，老人们的头都靠窗，有十几位老妪穿着沙丽，有坐有卧的在休息。左侧中间放着川本春的床。
川本春穿着浅蓝色上衣，裹着淡黄色的沙丽，一只旧的茶色小皮箱当作枕头靠在她身后。女职员大概在告诉她我的来意吧，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她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边从床上立起身来。春的头发按从前日本人梳头的方式全部绕到脑后，已经全白了。黑框眼镜后边是一双大眼睛，年龄约七十岁左右，给人一种温和柔顺的感觉。如果由这样一位老奶奶看护小孙子的话该多么合适，对孩子对老人都是一种幸福。
“您好！您是川本春吗？我是从日本来的，听说养老院有日本人，特意到这里来看您。”我把准备好的小礼物送到她手里。川本春凝视着我，慌慌张张地劝我落座，然后用地道的日语对我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真少有啊！我真高兴，您还送我这样的礼物。”
我看到春与野中鹤子不同、还完全记得日语，就大大地放心了。为了使她的心理放松下来，我也需缓一口气，就先拉拉杂杂地聊闲天儿。后来我对她说：“老奶奶，能把你过去的事讲给我听听吗？”得到她的允许，话题就转向她的成长历史和“南洋姐”的生活了。
对同种的采访，过去我尽量避免使用录音机，我只把要点记录在笔记本上。可这次旅行我带了小型录音机，因为我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旅行日程安排得很紧，光用日语速记不起作用所以我带了这台录音机以备不测。这台录音机放在我喜爱的黑包里，皮包的形状像一只随便躺卧的狗，我把拉链打开，悄悄地按了录音键，为此川本春的话原封不动地录了下来。
下面我就把我和她的对话按当时的录音全文抄录如下。我没有加任何润色将它发表。读者也可以通过它了解我平时采访时提问题的路数。
山崎：您是哪儿生人啊？是岛原还是天草？
川本：天草一町田的。
山崎：啊，一町田，那您知道那里有个XX旅馆吧？
川本：一町田XX旅馆……那是我远亲开的。
山崎：啊，您是XX旅馆主人的亲戚呀！我前些时候去一町田还在那里住过一夜呢！
川本：我呀，血都涌上头了，什么都听不见啦！
山崎：您是高血压吧？您多大岁数啦？
川本：高血压？我不是高血压，一听说您住过XX旅馆，我的头都要炸开了。我今年八十六啦！
山崎：都那么大岁数啦？
川本：不是八十六就是八十七啦。
山崎：您是明治多少年生的？
川本：我没上过学，不知道。
山崎：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川本：二十岁的时候。
山崎：是到新加坡吗？
川本：只在新加坡住了三个月。
山崎：那么立刻到这边来了吗？到吉隆坡……
川本：什么？
山崎：老奶奶，躺下说吧，能成吗？您在一町田是农民吗？
川本：我们老家全是农民。
山崎：是啊，在一町田一一二兄弟姐妹还在吗？
川本：兄弟姐姐全死了，只剩下我和最小的妹妹了。
山崎：他们要都活下来，有几个人啊？
川本：有八个人。
山崎：有八个呐，那你父母可够受的。你来新加坡是被骗来的吧！
川本：是啊，人家说到新加坡的旅馆工作工资可高呢！于是我就来了！
山崎：那么说，老板是高浜的人吗？就是劝你到南洋来的那个男人。
川本：不是我们当地人，是外地人。
山崎：不是天草人吗？
川本：不，是外地人。
山崎：来的时候是不是呆在船舱底，我认识一位老奶奶，她来时就是只吃一条干松鱼，被关在木箱里……
川本：不，我们来得晚，来的时候没进底舱，和乘客一样乘的船。
山崎：有护照吗？——贴着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