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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女相比，雪女在遇见小山这个人之后，为偿还预支金仍不得不在深渊里继续挣扎若干年，而芙美却背着大量的预支金，分文末还地逃出了地狱。尽管殖民地花街的经营者尽是些无视法律的地痞无赖，但总之是战胜了他们，这完全是由于她依靠的不是个人，而是根据基督教精神展开废娼运动的“集体组织”的结果。虽然这个组织的规模还不算大，力量还不强，但毕竟发挥了绝非个人力量所能及的威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梅森牧师夫妇他们的废娼运动对众多的南洋姐们来说，不啻于夜空中出现的一缕曙光，标志着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然而，我多么希望——小川芙美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啊。这样的话，我便可以将其与仅靠个人力量与男权社会抗挣的平田雪女作对比，强调她受到规模尽管不大的组织力量的保护的幸福，并对此给予热情的赞扬，写起来心情也要舒畅得多，可遗憾的是，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东南亚旅行回来后，过了不久，也许是由于亲眼见到了阿矫也就是小川芙美曾经呆过的新加坡花街遗址的缘故，我忽然又想了解她以后的情况。于是，经过多方调查，我终于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平田雪女相比曾是相当幸运的她，后半生依然是十分凄凉的。
既然暗示出了她的结局，我也就不得不把寻找她的国内旅行写出来了——我去的是大阪。那么，对于妇女矫风会有关人员都听说过昭和初年前后同一位画家结了婚、后来又杳无音信的小川芙美的去向，我为何要去大阪寻找呢？
寻找芙美的去向，我先是通过妇女矫风会的熟人查了旧传道女子学校的名簿，从那里得知，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里确实有小川芙美的名字，但同时还附有昭和三十九年逝去的记载。于是我想哪怕多知道一些她的出生及家庭情况也好，便按名簿上记载的地址给她的籍贯地有关部门写了信，请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份她的户籍誊本。结果发现，她的户籍中并没有死亡的记载。
面对一份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的资料和一份显示着她依然健在的资料，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不过仔细想来，日本户籍和警察业的发达在世界上都是早有定评的，人都死了，已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死亡报告除极特殊的情况外是不会不发的。如此说来，与旧传道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名簿相比，想必是户籍一方更可信吧——
正在我这么苦思苦想时，我从以前曾在妇女矫风会跟芙美一起工作过的一位老妇人那里听到了这样一件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有一天她在新大阪饭店偶然遇见了正在那里当女领班的芙美。畅叙离衷后刚要说到彼此的过去，芙美就恳求她千万别对饭店的人谈起她的新加坡经历，她答应了芙美的请求，几乎没提过去就跟她分手了。
老妇人的这番话对我来说真是天赐的良言。对于昭和初年没了消息，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死亡的芙美，我终于知道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工作场所了。新大阪饭店——只要到那儿去，即使见不到芙美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些情况。于是，我顾不得东南亚旅途的疲劳尚未恢复，便急匆匆地又去了大阪——
新大阪饭店位于大阪的中之岛。在新饭店簇生的今天，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但仍旧保持着长期居于大阪一流饭店的规格。我头一次来此住宿，但很喜欢这里所具有的近似于东京帝国饭店的那种古寂的气氛，我觉得自己很能理解曾经当过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川芙美选择这里作为自己晚年的工作场所的心情。
在饭店住下后，我当天就到前台找到经理问询：“是否有位名叫小川芙美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在此当领班？”经理回答说：“我来这儿已有十年了，没听说领班中有叫这个名字的。”为了慎重起见，他又为我查了人事处的档案，结果得知芙美确实曾在这里干过，但于昭和三十六年退了职。我为了方便谎称是她的老相识，于是，经理说：“我们有在这儿干了很多年的人，过会儿我让她到你房间去一下，也许她会知道一些情况。”不一会儿，一位老妇人来到我的房间。
这位老妇人——在新大阪饭店已经干了十多年的内山良女士，果然如经理所猜测的那样，认识芙美。不，绝不仅仅是认识，在同僚中恐怕还是相当要好的人呢。
据内山良女士讲，在新大阪饭店当领班时的芙美是一位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单身女人。她很爱干净，每件工作都要干得干净利落，是个十分称职的领班。昭和三十六年她退职后关系一下子就疏远了，但联系一直保持到昭和四十一、二年前后，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接着她说，她现在肯定还在天王寺区内的某个旅馆干着，查一查准会找到她的——
然后，她说了句“你先等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三十分钟后又返回来，递给我一张旧明信片。原来那是芙美寄给内山女士的，寄信人的地址上写着：大阪市XX区XX街四之六。
第二天下午，我准备从饭店乘出租车去找芙美。可是，当我说出要去那儿后，一连三辆车的司机都拒绝我说：“对不起，那边儿不能去。”我有点发火了，质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去，司机回答说：“也许您不是大阪人，XX街在釜崎附近，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到那儿去，一来路不熟，二来回来也拉不上客人。”
我感到一种不安袭上心头。正像司机说的，我的确不熟悉大阪，可釜崎的名字我是知道的。既然他说XX街在釜崎附近，也住着许多穷人，那么XX街恐怕也是贫民区了。对于曾长期当过一流的新大阪饭店领班的芙美来说，住在那里决不能说是生活得不错——我不由得这样想道。
也说不清是第几辆了，我终于坐上了出租车。可是，刚到电线竿子上标出“XX区XX街”的地方，我就被半强制地赶下了车。仔细看看标志，上面确实写着XX街，可那里是一丁目，四丁目在哪个方向根本无从得知。我只好见人就问，问到第四、五个人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正好也要到四丁目去的中年妇女，于是我就跟着她走了起来。
也不知走了有多远，终于到了XX街的四丁目。这条街的前街是商店街，极为普通地排列着一些食品店、菜店、米店、鱼店等，可当你一迈进侧街、后街，印象就全变了。路面坑坑洼洼的，两侧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经久失修几乎是半朽的十分简陋的二层楼房，一片凄凉的景象。而且，走进这一带后，地址标志时有时无，几乎无法确认。
这么空转了一阵子后，我想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于是又回到前街，走进了一家点心铺。向主人讲了情况后，主人给我拿出了一张XX街四丁目街委会制的地图。这张图有一平方米大，除了街道门牌号码外每家主人的姓也写在上面。
然而，奇怪的是这张图上任凭你怎么找唯独不见四丁目的六番地。就连在那儿住了很久的点心铺的老夫妇也无奈地说：“的确，好像是没听说过有六番地这个号，六番地是不是本来就没有呢？”于是，我按他们指的路来到五丁目，可那儿的人也不知道我要找的六丁目在哪儿。
我想恐怕只能挨家挨户地去碰了。由于这时已近黄昏，我肚子也空了，便在前街的一家中华面馆儿吃了碗面，稍事歇息后又出来做最后一次尝试。
方才多云的天空此时已下起雨来，虽说刚刚七点，周围却异常地昏暗，从前街走进小巷，黑得更厉害了。我把为防止空调过冷带在身上的线衣取出顶在头上挡雨，踩着凹凸不平满是积水的小路，逐门逐户地查找着门牌标志。
没有一盏街灯，也没有一家装着像样的门灯。在这些贫民们居住的小巷里，我只好划着火柴一家一家地查看门牌。而且，这门牌也是时有时无的，即便是有，也是几十年前写的木制或纸制的，上面的字迹根本无法确认。好容易碰到一个勉强可以辨认的门牌，火柴微弱的火光又被雨水击灭，我不得不再划上一根火柴。
这种难免被认为形迹可疑的探察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累得肩、背和腿肚子像铅一样地沉重起来。周围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不知如何是好的我只能做出这样的联想：
XX街的四丁目六番地原本就不存在，没准儿从有这条街时就是一个空号。即使不是空号，也是一个很久前就消失在这个贫民区的尘埃中的死号。
就在我失望地打算返回饭店时，我无意中迈进的小巷的一角上一行几乎快要消失的字迹“XX街四之六”映入了我的眼帘！啊，新大阪饭店昔日的同事山内女士告诉我的地址不是虚构的——
擦亮火柴盒中所剩不多的火柴，我发现门口写着这个号码的总共只有十二、三家。房主的姓名有用墨汁写在木板上的，也有用图钉把名片钉在上面的，还有把家庭成员的名字都写在纸片上的，以及用万能笔直接写到柱子上的。真是五花八门。可是，无论怎么找，也不见小川芙美的名字。
也许我应该敲开每一扇写有这个号码的房门，挨门逐户地去问：“您家里有没有叫小川芙美的人？”然而，在虽说是夏天却带有微微寒意的夜雨中，我凝视着眼前这些破旧的二层陋室，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不该再找芙美了。
在旧传道女子学校毕业生名簿上写着昭和三十九年死亡，户籍上却没有记载，而据以前的同事讲，直到昭和四十一、二年还有过来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还有，在工作的饭店里遇见过去的熟人时她恳请对方为她的经历保密，而我来大阪找她，却发现其住址在破落的贫民区的正中。
将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不认为芙美她是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自己的过去。从本是“南洋姐”之一种的艺妓到基督教的传教士，一其前半生命途多舛又可歌可泣。然而，从她不仅躲避艺妓时代的熟人而且也疏远传教士时代的朋友，听说她结了婚，却完全过着单身生活这些情况看，她后来的生活决不能说是幸福的。如果允许我做进一步想象的话，虽说无法得知具体的原因，但我想她心里肯定充满了不仅对人而且包括对她曾经相信过的神的绝望，因此才有意选择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贫民区作为自己藏身之地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现在一定还在那个陋巷的某间屋子里，那么，即使找到她——一心要与自己的“过去”绝缘的芙美，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她眼里，这只能是“过去”向她伸来的触手，也许只能在她虽然孤独潦倒但还算平静的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招致这样的结果，既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没那种权利。不去找她，才是合乎她心愿的做法——站在淅沥的雨中，我渐渐地坚信了这一点。
当天夜里我像落汤鸡似地回到了新大阪饭店，第二天便乘东海道新干线列车返回了东京，雨过天晴。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阳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从车窗向外望去，我仿佛看到了新加坡的夏日景色。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我真想对着什么去祈祷。——啊，小川芙美，尽管在一部分人的心里你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我仍旧祝愿你在这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健康地活着，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芙美，虽然你并不知道，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