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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鹿儿岛的明治十年，在马来街就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战争爆发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
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八十岁）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
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
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
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
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
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
平田雪女的故事
关于平田雪女悲壮的一生，我是很偶然知道的。我得知这件事的过程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洋姐”这个女性的悲剧，并非仅仅埋藏在某个特定的场所；只要你有心挖掘，那么在表面看来风平浪静的市民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发现。
只要对社会福利事业和幼儿保育工作多少有些关心的人大概都听说过位于东京新宿的二叶保育园——近代日本母子救济事业的草创，至今仍在育儿、保育领域作着贡献——的名字。近十年来，我与那里的园长德永恕先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德永先生从明治四十年代起直到昭和四十八年一月去世为止，一直致力于贫困儿童的保育工作，一九五四年被授予为数不多的东京都名誉都民。我和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六三年，最初是为撰写与丈夫合著的《日本的幼儿园》（幼儿教育史）而去采访先生的。被无数人视为母亲、成就了伟大事业的德水先生，对别人的功绩极力赞扬，对自己的献身却只字不提。我深为先生的人格所打动，渐渐地便把先生作为自己“心中的老师”敬仰着。不知为何，先生也挺喜欢我的，从那时起直到先生过世，我们一直像一家人一样来往着。
高龄的德永先生很少外出，所以大多是我到二叶保育园去见先生。在那儿，我常常会遇见一些与先生有深交的人。这些人中有男有女，有有名的也有无名的，有相当有钱的也有临时雇的日工，五花八门。其中有一位在东京开业的牙科医生，一位身材不高、举止优雅的老绅士——平田清先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平田先生仅仅是偶尔在德永先生那里遇见时彼此问候几句或是聊上会儿天的关系。我也从未想过我们之间会有更进一步的交往。可是，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他对我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在此之前他跟我讲话是出于对德永先生的礼貌，而那以后则是出自对我这个人的亲近和关心。
起初，我不明白平田先生的态度何以会产生如此变化。半年后的一天，我十分意外地得知了这一变化的原因——
我由于底层女性史的关系对亚洲的女性问题也很感兴趣，办了一个题为《亚洲女性交流史》的小杂志，并在上面连载以各种形式与亚洲各民族有过交流的日本女性的手记。——也实在是偶然，德永先生的亲妹妹梅森几美女士是深得植村正久信任、作为基督教牧师长年在新加坡从事传教活动的梅森豪勇先生的妻子，是一位在生活上和精神上都与当地人有着很深交流的女性。因此，我在几美女士因老毛病住院期间，利用她正住得无聊请她写新加坡时代的回忆录，她很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谁知，读着写在信笺上寄来的几美女士的稿子，我不由得大为震惊。我原以为她这部以《一个亚洲传教士的妻子》为标题的手记，作为一部从牧师妻子的角度写成的大正期东南亚传教记录，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我没有想到，其中还记录着许多她与“南洋姐”们的交往，更没有想到的是，与她交往最深的一位南洋姐——平田雪女竟然是平田清先生的姐姐！
平田先生态度变化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平田先生的心中一定深藏着对薄命的姐姐一生的记忆，这种沉重的心情也许通过拙著《山打根八号娼馆》得到了些许安慰，从而使他对我的态度变得亲切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平田牙科医院拜访了平田先生，听他亲口讲述了雪女的事情。根据那次谈话和几美的手记，我得以在此向读者描绘出一位与资本和歹徒顽强抗争的可敬的“南洋姐”形象。
前言写得有点长了。那么，按顺序现在该从平田雪女是怎样当上“南洋姐”的经过开始讲起——明治二十年前后，她出生在山口县的获市。家业不明，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长兄和雪女是父亲前妻的孩子，其余五人是父亲后妻生的，可父亲和后妻都先后丢下孩子离开了人世。于是，原本就不富裕的家里，生活一下子艰难起来。也许由于抚养弟妹的责任落到了长兄和雪女身上的缘故，雪女决心外出挣钱去。
据雪女后来对梅森几美讲，她决心外出打工时——大概是她十七、八岁也就是明治三十七、八年前后——一个偶然相识的男人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