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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距日本国家推行海外废娼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已有数十个年头，海外妓女们都已七、八十岁，濒于死亡，老残的灯一盏跟着一盏地熄灭了。但是即便曾生活在天草、岛原的山海间的她们都不在人世了，日本海外妓女的事实也抹不掉。
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侵略中国、东南亚诸国的日本军队带着“慰安妇”——日本、朝鲜的女性。再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驻日本时，向它献媚的卖春妇如雨后春笋。我们还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签订对日和约的日本作为独立国之后，冲绳却还是美军基地，而在基地周围依然活动着许多“特殊女性”。
日本军队慰安妇的服务对象同样是日本人，但在海外流浪不得不出卖肉体这一点，与所有妓女一样。现在的特殊女性不再远渡海外，但对象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像这样的现代妓女，没有人生理想。她们因恋爱失败自暴自弃，理由往往是被强暴失去处女之身而对人生绝望了。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理由，但从根底上看，很少是个人因素而大半是社会原因。社会原因的后面潜藏着贫困问题。读读目前为止出版的几本妓女手记集——大河内昌子编《吉原（妓馆区）》、五岛勉编《日本的贞操》等，对此问题便会有所了解。
那么，她们的贫困原因是什么所造成的？是因为她们及其家族的怠惰吗？不，主要是因为现代日本政府厚待少数垄断资本家而鄙薄农民的政策所致。解决现代的妓女问题，必须解决民众不得不卖身的贫困问题，必须改组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府。进一步而言，必须变革现行的国家社会体制，建设真正体现民众意志的社会。
因此，成功地克服了贫困，现代妓女——活动在冲绳及日本各地美军基地附近的妓女们就会消失，日本的民众及女性全体才可能获得解放。《女性主义》一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原理指出：“包括卖春问题的女性问题现已成为人们头疼的、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并非将女性问题与社会对立起来，而是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前所述，天草之旅之后已经四年岁月的流逝，这四年间想写却为什么没写呢？执笔到此，闭目沉思，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崎津的天主教堂的图景。高耸出平坦的民家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暗灰色的尖塔上，白色的十字架映着如镜一般的海面。步入天主教堂，祭坛前如石像一般端坐着一位老农妇……
我在本书开篇时提及，那位老农妇的长久的深深祈祷的真意是：消灭人间的原罪，将人们救出贫困。海外妓女和老农妇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杆枝条。什么时候才能把她们从赤贫中解救出来，让她们享受常人的幸福呢？为了这一天的实现，我写“天草”，谈“妓女”，进一步探讨“女性解放”问题的时候，眼前不能不出现崎津的天主堂中祈祷的老农妇的身姿呀。
后记
校正印刷前，我又高兴又不安，心情复杂。高兴的是自己的第三册书出版了，长年研究的海外妓女问题有了个结果。担心的是书公开发行后会不会给关系者带来什么不便呢？
本书开章提及我到天草下岛和老妇人阿崎婆共同生活三个星期，那是一九六八年，距今已四年。其间，根据采访体验写出原稿是一九七○年，而后作为研究者完成原稿。说不想发表原稿是不可能的，只是我将它从抽屉抽出之前，谁也没见过。理由有两条：其一，出自反省，我的心真的倾听到海外妓女的心声了吗？其二，原稿发表后天草人会受到什么麻烦吗？
但，两年后各种条件发生了变化。
第一，近年来新闻流行于一种底层指向，海外妓女问题被照明了。人们有所听闻，时而来向我借妓女研究的资料，请我引介妓女人物等等。于是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沉默保密是否有必要。
第二，阿崎婆在我访问之后已经搬家，外部人不容易找到她了。
第三，阿崎婆身体衰弱，我想在她有生之年把书出版了好赠送给她。
全书的构成是纪实文体，但我打算让它成为学术书。作为学术书，不应该去表现主观的感情，但此书的主题性质和取材方法特殊，非纪实文不足以表现它。内容是根据事实精确记录下来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些地名略去，人名用片假名代替。
我曾第三次去天草，带着摄影家山本美智代去拍摄阿崎婆现在的生活，准备将相片和书一起发表出来。
在此特别想记下的是阿崎婆等天草人的善意协助。没有她们，就没有此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书是我和天草人共同写出来的。所借的资料，我将一一归还给所有者。
阿崎婆的话用的是天草土话，曾得到天草出身的小说家岛一春氏的指导。承蒙《娼妇——海外流浪记》的作者宫国谦二氏借给大量资料，允许我借阅他所珍藏的数千册旅行记；还有，臼井吉见先生眼睛不好却将五百页原稿一一读下来；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还应该感谢我的丈夫、儿童学研究者上笙一郎先生给我许多有益的帮助。
最后，想借此登载去年秋天阿崎婆给我的来信。阿崎婆一字不识，代笔写信的是邻居的小学生。这四年间我们之间往来书信达十来封。阿崎婆还经常给我寄来土特产。我从心里把她当妈妈看待。
以下引用的是小女孩代笔的阿崎婆的信——
谢谢你的汇款。我的身体好多了。现在住的房子就在以前你住的房子的……（省略）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也请你把我当妈妈。我四点起床，为你的健康祈祷。
我能做的事就这么一点儿，我一心一意地祈祷。你也许会碰到不少苦恼，但，努力吧。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再来时，带你的小孩来。
我等待着你的到来。
山川阿崎 九月十九日
（冈田幸子）
等本书出版后，我一定带着书去天草。我只知道天草的夏天和秋天，这回若去，应该看看天草的晚春初夏吧。我的心早已飞往天草的山、海和阿崎婆身边去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
山打根的墓
令人头晕目眩的太阳，从早到晚热辣辣地照着甲板，浩波万顷的碧海无休止地涌现在我面前。这天早晨，我醒来后在水平线的远方看见了淡淡浮现的岛影。船长告诉我，那就是我的目的地北婆罗洲。我的心情竟像澎湃的大海不能平静了——啊，远方那重叠的岛影就是过去几年多少次想去的，时时在睡梦中见到的婆罗洲吗？我想如果真是婆罗洲的话，应该望得见基纳巴卢山呀。于是，我不顾强烈的海风吹乱我的头发，站在前甲板瞪圆眼睛望那远远的岛影。
许多人曾对我谈起基纳巴卢山，使我已经产生了亲近感。基那巴卢山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岛的北部，是东南亚最高的山，海拔四千一百零一米，比富士山高一点儿。然而，它的形状和给人的印象与富士山正好相反。富士山只有一个山峰，左右对称，山顶终年积雪，而基纳巴卢山有七个山峰，连起来像锯齿，由角闪花岗岩构成，不生长树木，看上去像是史前的爬虫类。基纳巴卢的名字在马来语中是中国寡妇的意思。之所以给它这样不吉祥的命名，恐怕与它那魁伟的风貌不无关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在水平线的那边微微浮现的岛影里还不能识别基纳巴卢山。直到昨晚，我对船的速度并不怎么上心，然而，现在我开始嫌船走得太慢了，不知不觉地在心里念叨着：“船呀！你快点走。”
虽然我很着急，但船依旧慢速行驶。过了几个小时，太阳照在头顶的时候，在海平面那端重选的岛影的中央地方已可分辨出那耸立的巨大的山巅的影子。黑色山脉之中格外醒目的巨峰像恐龙的后背一样，给我的感觉像是鬼城一般。但那座山的确是基纳巴卢山啊！我终于如愿来到婆罗洲啦！我觉得周身有一阵电灼般的感觉，心在摇荡，血在沸腾。
什么原因使我对赤道下的婆罗洲岛，对奇形怪状的基纳巴卢山的出现那么激动呢？
对有志研究日本女性史、亚洲女性交流史的我来说，高耸着基纳巴卢山的婆罗洲岛，包括婆罗洲岛在内的东南亚各国都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还是稍加些解释为好。去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山打根八号娼馆》。这奇怪的书名的副题是“底层女性史序章”。该书主要反映了幕末到大正年间从日本全国渡海去东南亚的海外日本妓女即“南洋姐”们的生活。其主要人物是至今还在九州天草岛生活的阿崎婆，是一本纪实的史录。
我之所以把“南洋姐”作为底层女性史的序章来写，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女性在阶级与性两重枷锁下长期受压迫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我相信她们的遭遇反映了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实际地位。这本书以阿崎婆的个人历史为主导，是因为她可以说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她九岁被卖，十三岁开始接客。她的青年时代和壮年时期的大半向异国男子卖身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这耸立着基纳巴卢山的北婆罗洲的山打根。
我与阿崎婆同吃同住的三周时间里，不知道她有多少次提到这山打根和基纳巴卢山。在把她的一生写成一本书的辛劳写作的过程中，对研究底层妇女史的我来说，基纳巴卢山和婆罗洲岛成了我十分向往的地方。
但仅只这一点不足以使我实地访问海外日本妓女洒泪的婆罗洲。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我非去一趟婆罗洲的山打根看看不可了。
——那是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的当晚发生的事。盂兰盆节又称祭祖节，日本人相信那一天祖先的灵魂都要回到其子孙家，那天所有儿女都要回老家，祭祖父母灵魂。那天，由于酷热难当，我终于躺下歇息小睡一会儿。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拿起听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是山崎女士吗？木下邦的墓找到了。”对我来讲，这个消息很突然。
一瞬之间，我还反应不上来，好半天没说话。但我意识到他是在告诉我《山打根八号娼馆》里提到的老板娘木下邦的墓在山打根市找见了。于是，我对打来电话的人问道：“拍了照片了吗？”他告诉了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消息，他尖声说：“我马上把照片拿给您看。”
读过《山打根八号娼馆》的读者已经知道木下邦的事情了。她在魔鬼一样的妓院老板之中算是唯一有人情味的、被苦命的妓女视为亲妈一样的人物。当时日本人到东南亚游历所写的游记中没有一本不提到她的。我写的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衰老的阿崎婆就在木下邦的妓院送走了漫长的岁月，与阿邦仿佛是母女一般。我听阿崎婆说过木下邦生前就决定在山打根长眠，在能看见海的小山丘上建造了自己的墓地。建墓的石材还是从日本运来的。不，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墓地周围的土地用做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因她们没有亲人来上坟，所以每年阴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