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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宣传，往往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她也自诩为天草的名人啦。如果听萨娜讲讲过去的事情，应该会了解到上层海外妓女的生活，从她的谈话中也可以捕捉她今天的意识与感触。
我跟阿崎婆说我想见萨娜后，她的反应并不很积极，穿上她磨破的草鞋，就把我带到盖农·萨娜家。她家外观自然是农舍的模样，从院子里进屋，外间屋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箱，还有外国制的摇椅和一块漂亮的外国地毯。在阿崎婆家呆久了的我，见了这些，感觉十分刺目。
阿崎婆叫了门，过一会儿，从里边走出来一个大个子、圆脸、模样周正的老太太——这张脸确实像是不止见过一次了，但不知是在哪儿见过。她迈着四方步从里边出来，左手拿一只外国烟袋，右手点燃一根香烟，一边走一边抽，她无言地将站在外屋的阿崎和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说：“找我有事吗？”
阿崎婆的态度谦卑，口吃地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亲戚，这半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我家，说是想见见你。”我照例寒暄一番，说承蒙她关照一类的话，还补充说：“这次我到阿崎婆家来，听她讲外国见闻很有意思，也想听您介绍一下外国。”萨娜吐着烟圈问：“录音吗？还是一般的采访呢？”
一瞬之间，我简直不懂她的话，又问了一句才知道她说的是录音还是采访，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说：“我既不是电视台的，又不是杂志社的，只不过是阿崎婆的亲戚。因为我感兴趣，才想请您谈谈在外国的事儿。”尽管我恭敬地再一次提出请求，萨娜像是遇到麻烦似地说：“今天我神经痛。”明明白白地拒绝了。
硬叫她讲，既不符合礼貌，也会引起她的警戒。我也就默认了。但我还不死心，想再约一个时间。我说：“那么，明后天等您身体好点的时候我再来拜访。”可萨娜冷冷地说：“我这种神经痛不好治，五天十天也好不了。再说，关于去外国的事儿，和阿崎不一样，我没什么有趣的话头儿。”
话虽说得绕弯子，但她已明明白白地让我得知她和阿崎婆不是一类人，像我这种人再次来找她是给她找麻烦。阿崎婆认为我可怜，从旁插嘴为我说话，我感到她的态度和话语过分小心。萨娜的傲慢——蔑视阿崎婆和我的态度，直到我们恭敬地告别之前丝毫没有改变。
想听益农·萨娜讲她在外国生活经历的打算，是彻底地告吹了。那天晚上，我一边抚着跳到我身上来的猫，一边琢磨，萨娜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新闻界的记者开着新式的汽车，带着电视摄像机、录音机采访她的时候，她肯谈在东南亚的生活，为什么单单拒绝我的请求呢？在我提出请求时，萨娜问我是录音还是采访，如果我是记者，手里拿着录音机，采访结果登在报章杂志上的话，她会答应我的请求，把我让进里屋的。
萨娜拒绝我的原因，一定是因为我是阿崎婆的亲戚，虽然不能肯定地这么说——萨娜当初出国的时候也许是做海外妓女出去的，但她与有资历的欧洲人结婚了，丈夫活着时，她过着安逸的生活，死后也有遗产，在去外国的日本女人里面她是发迹了的典型，而阿崎婆和她正相反，一直生活在海外妓女的底层，到了晚年还过着最最悲惨的生活。
萨娜的头脑里自然存在着身份地位的意识，这也是人之常情。设想一下，一个至今还抽外国烟的阔人和一个到处拣人家烟头儿的穷人之间，怎么会有共同语言呢？对萨娜来说，阿崎婆这种落魄的海外妓女自称熟人前来套近乎，伤了她的自尊心。要光阿崎婆一个人倒也算了，还有一个谎称亲戚的来历不明的女伴，要听她讲海外经历，就更有损她的自尊。为此，她认为我和阿崎婆身份比她低，板着脸连里屋也不让进，拒绝了我们的来访。
我倒不在乎自己的类似后悔的不快之感，我更担心的是让阿崎婆扫了面子。除了这点心理负担外，我认为对盖农·萨娜的访问形式上是失败了，但实际上取得了大的成功。因为我采访她的目的是想了解上层的海外妓女的生活与意识，对于她的生活虽一无所获，但对她现在的意识至少还亲身感受了。
在见到了盖农·萨娜并遭到冷遇之后，我才认识到阿崎婆为人的伟大。阿崎婆肯收留我在她家住三个星期，也不问我的来历，不管我是不是离家出走的女人，要是萨娜能这么做吗？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她我要回东京时，我更加感到她为人的伟大了。
惜别——再见吧，天草
拜访过盖农·萨娜之后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到本渡镇买下了两张塑料的铺席和十张包装纸，还买了裱糊拉门的窗户纸、浆糊和图钉。回东京之前，我至少应懂事地为她里屋铺上塑料席面，把掉土渣的墙蒙上壁纸，把煤烟熏黑的拉门和隔扇整个儿糊上新纸。因为无论哪家店都没有壁纸卖，所以只好买了包装纸。
第二天早晨，我说：“哎，妈妈，今天咱们把屋子弄得更漂亮一些吧。”阿崎婆高高兴兴地按照我说的去做了。首先用粗绳子捆了些竹枝叶，把墙上的煤灰拭落，用图钉把包装纸钉在墙上，然后费力气地在里屋蹋踢咪上铺塑料席面。我们把拉门和隔扇运到下边的小河边，光着脚下了河把拉门和隔扇整个儿浸在水中，把麻绳裹成团儿，使劲地搓上边的沾满煤烟的纸。那些糊在上边的纸多是电影广告，被水一冲全都显现出来了。它们是林长二郎青年时代的剧照和山田五十铃童星时代的剧照。对此，我着实吓了一跳。
黄昏时分，拉门与隔扇全部糊上了新纸，安放回原处，我感到一向光线微弱的电灯今天分外明亮。阿崎婆说：“真漂亮啊，简直像宫殿一样，这全是托了你的福啊！”她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在这种时候对阿崎婆告别说要回东京，实在有些残酷，但是我又不得不说。
因为给拉门和隔扇换纸，简省的晚饭比平时吃得晚，把被子铺好之后只剩下就寝这一件事了，猫儿们在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一只不剩地聚拢来。这时，我正襟危坐着叫了声妈妈。阿崎婆一抬脸问：“什么事？”我下定决心地说：“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受您老的照顾，我明天就要回东京了。”
阿崎婆一瞬间仿佛没听懂我的话，问了一句：“嗯，你说啥？”于是我又说了一遍，她好像好容易才理解了我的意思似的，脸上分明露出了些不乐意的表情。我垂下眼睛盯着铺席上的花纹，断断续续地说，我来天草已经三个星期了，总担心留在东京的孩子会不会生病，虽然对妈妈依依不舍，但还是必须回东京去，等等。
阿崎婆可能是为了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把她身旁的猫抱到膝上，抚摸着它的后背，默默地听着我的话。我说完之后，她沉默了好大一阵子，依旧无言地抚着猫，过了一会儿，她把猫从膝上放下去，用平静的口吻说：“是吗？我知道了。还是回去好，早些回去吧。你也担心孩子不是吗？孩子更想妈妈啊！”她不仅说了这些，还说：“你早晚也是要走的人，难为你这么长时间住在我这儿。实在太感谢了。这半个月以来我渐渐地真把你当成我儿媳了，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啊！”
我这闯入她生活的人对她来说肯定是一个负担，使她经济更紧张。但反过来我的到来确实使她孤独单调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这自然也使她很欣喜，所以我曾设想也许她会挽留我的。可是，当我一提留在东京的孩子让我不放心，她二话没说就让我回去了。因为她年仅十岁就被人贩子带到南洋，知道想家想妈妈是什么滋味，所以她才能站在离开妈妈生活的美美的立场考虑问题，体谅我挂念女儿的心情，这次她连挽留我的话都没说。
阿崎婆这样体谅我，我实在感谢。仔细想来，她不止一处为我着想。从我借故住进她家直到今天，正因为她周到的照顾，我才没受到村里人公开的攻击，因为有了她，我才能访问大江富美的亲属以及阿霜、阿邦生活过的地方。
可是，我最最感谢她的，是她从不过问我究竟是什么人。
在村里人面前，她一直说我是她儿子勇治的媳妇，可是只有她最清楚我不是她儿媳。而我也仅仅对阿崎婆说过自己是东京人，有个女儿叫美美。所以她应该比任何一个村民更想了解我的身份。而且我在她家住，她也有问我的权利，但她就是不问。
在我刚住进她家的时候，我曾经准备了一套话来应付，如果她问：“朋子啊，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呀？”我就会说我和丈夫吵架了离家出走或者想到天草来自杀呀什么的。可是过了五天、七天到第十天头上，因被阿崎婆的纯真善良所感动，我也不愿意向她撒谎了。因此，如果阿崎婆那时问我的身份，我一定会如实告诉她。那样的话，也就不可能进行采访了。可以说，正因为她不打听我的来历，才使我能在她家栖身，使采访海外日本妓女的历史获得成功。
但我有义务找个时间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她，而且履行这义务的时间非今夜莫属。可是我在说出来之前，倒想问问她为什么不问我的真实身份。我先说了一句“妈妈，有件事想问问您”，接着就问：“这三个星期您让我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到您家里来，为什么不问我的真实身份呢？难道您真的不想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吗？”
阿崎婆此时抱起了另外一只猫，仍然以平静的口吻说：“当然想问啦，村里人怎么说的都有，其实我比他们谁都更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接着她又温和地说：“可是，你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说出来方便的话，我不问你自己也会说。如果人家不说呢，自有她的理由。你不说的事，我也不好问，对吧！”
听到这一席话，我感到阿崎婆瘦小的身躯顿时高大了起来。这些话是何等的有阅历的人说出来的啊！
确实，人的苦恼如果说出来可以得到解脱的话，说说也无妨，但是说出来也解脱不了的苦恼，就越不愿对别人说。轻率而不体谅人的人。总想探听别人不愿讲的苦恼和秘密。而深谋远虑、体谅别人的人呢，就让苦恼着的人按他本人的意愿去行事，他无法替代别人，只能远远地暗中保护，自己控制好奇心。这事只有有过此种经历的我最知道。
前边我已经讲过，我的脸在十几年前因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故受过伤，留在脸上的伤痕成了阿崎婆和村民接近我的原因。在十几处伤疤还很新的时候，我的苦恼是深刻的。在路上与人擦肩而过时，路人一定回过头来看我，朋友们也疏远了我。当今的社会，容貌的好坏成了女人的魅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结婚的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可以说我失去了结婚的资格。我的心底黯然，如把苦恼向人倾诉，自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同情。可是，廉价的同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过了不久，我决定对谁都不谈起自己的苦恼了。对我来说，体谅的人就是不问我脸上伤疤来由的人，而不体谅我的人便是拿同情心作交换刨根问底的人。多数人采取了为我着想的态度。但有个别的人号称从最高学府毕业，具有优良学识，却对我的伤痕的来历问个不停，甚至还用手指尖去数，更有甚者问我用头发遮盖的面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