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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母亲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去了东京，那时还叫江户。出走到东京去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到了东京干什么活儿我也不知道。十五岁时回二江一次，以后又去东京了，这次去是受到住在横滨的英国人的照顾了。这个英国人是来日本教日本人浦铁路的，每月从政府领好几千日元的工资，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结束工作离开日本回国。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我母亲受这英国人的关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佣人，有厨子，家务活儿有下人干。为了打发时光，开始学日本画，我父亲就是教她画画儿的老师。
我父亲叫宫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取消了俸禄，家里一大群孩子日子过不下去了，为养家糊口把当侍臣时学会的日本画技术拿出来，当个教画先生。不知是什么缘故，他的学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画需要铺开画布，我们家地方狭窄，孩子多，于是我父亲就上门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虚岁四岁的时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阴历七月十五还是年根上，我养母带礼物访问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宫田家穷、孩子多同情我们，还是她指靠的英国人回国了，她太孤单，或许因她三十五、六岁还没有孩子，总之她收我做了养女。宫田家我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阿密，养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现在只有亲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养母一起在横滨生活到我九岁那年。小时候的生活我还记得。在横滨的时候生活可好了，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丝绸和服，用茶色底子带白色斑点的友禅丝织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国人离开日本的时候给养母留下好多钱，我们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养母把我寄养在她二江的娘家，一个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亲已经过四十岁了。她为什么决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后来我想想养母所做所为，推测因她长期与英国人生活在横滨有关。横滨是贸易港，她觉得和南洋人做买卖有意思吧。
母亲先购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里已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开杂货铺，开技院。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后来母亲听说山打根几乎还没去日本人，将来肯定会开发，就立即赶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亲认识了一个广东长大的中国人，他穷得光着膀子。母亲对他说：“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卖出去，用那钱经营咖啡屋。”母亲长期和英国人一起生活，英语很流利，那中国人也懂英语，这样才能交流。于是那个中国人说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时候让那朋友给我母亲批发些酒、咖啡什么的，到月底再付给那批发商钱。他给我母亲写了封介绍信，这样我母亲就开始经营咖啡屋了。
那时山打根好像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中国人倒有不少。现在看像说笑话似的，那时候我母亲进货也从中国人那里进，来回收旧瓶子的也是中国人，卖废品也卖给中国人。后来，那两个中国人赚了大钱成为南洋屈指可数的富翁。他们每逢经过我母亲的商店就一定来问安，母亲叫他们老爷，他们忙说：“您可千万不能管我们叫老爷，您对我们有恩啊！”母亲家雇的厨子做了三十年饭的也是中国人，那个老爷子的名字好像叫阿变。
母亲开始经营咖啡屋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十五岁时从二江到山打根，养母的咖啡屋经营得可好呢！我十五岁是明治三十年，去山打根不是养母来接我，而是托船长和海关的人关照，我一个人去的，先是从长崎到香港，再从香港到马尼拉，又从马尼拉经普里昂岸到了山打根。在山打根湾，那船一半是货船一半是客船，我站在甲板上见到基那巴卢山，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山打根有虎、狼、猿、猴，还有马来猩猩、鳄鱼，我刚从日本到山打根看什么都新鲜。那时候没有自来水，中国人挑雨水来卖。在日本十二月是冬天，在那里十二月到一月是梅雨季节，那时存下雨水到旱季来卖。吃的米叫香米也叫紫稻。它是红色的米，把一升香米和二合糯米拌在一起做饭吃起来最可口。那地方不烧柴，点火用炭，做什么都用硬炭。
母亲最喜欢吃年糕了，托人从日本买来蒸笼、臼、柞，每月准吃一次杵的年糕。杵年糕需要有劲的男人，有时没有男子，母亲就自己杵。婆罗洲太热了，好容易做好的年糕保存不了三天。所以做完年糕吃不了一定要各处送一点儿给人。母亲不仅送人年糕，还爱做好吃的送人。用咖喱粉做整只的鸡，味道不合她口味就抱怨，我当时管帐，可真让我为难啊。我从日本去山打根，还习惯喝茶。红茶是锡兰产的，咖啡就是山打根本地种的，把咖啡豆煮了用臼捣碎了就可以喝了。西瓜、香瓜买日本人椰子园种的。西瓜瓤子没有日本西瓜那么红，是粉色的。
大多数日本人过年随新历，而母亲尊老礼过旧历年。其余的节日也跟在日本时一样。庆祝天皇诞生日天长节她把日本旗挂错成英国旗，还喝了香槟酒庆祝一番呢。
我去山打根的时候，那里已有百余日本人了。有的日本公司在山上种椰子，气魄挺大，像干事业的样儿，但是办公司搞运输的人多。日本人开的咖啡屋有六、七家，一共有二十多个女人，其中有四人嫁给土人了，给洋人当妾的有五、六个。
你从阿崎那儿听说过了吧，我母亲经营的咖啡屋是八号馆。母亲像男人一样豪爽，为帮助别人把自己衣服卖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数得着的老板，虽然她是个女人，其他老板拼命剥削手下的女人，向华人、土人死气白赖要钱，母亲即便是在金钱上有损失也不干那种事，对谁都十分友善。过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书——叫什么名字来着，已经记不起来了，说她是有侠义心肠的女老板。
我母亲对手下使唤的女人们当然很照顾，凡来山打根的日本人她都肯帮忙。没有护照来南洋的日本人都来找她，请她照顾，她也真帮助他们找出路谋生。不仅如此，日本的舰队南巡进港时，她也照顾周到，自军官到士兵都打点得好好的。对华人、土人也很尽心，台湾总督府每年送一箱水果来，母亲常说：“一点小事还常记在心里，逢年过节送什么礼呀广可能是哪个在台湾的人受过她什么关照来着。”
刚才提到南洋旅行书上写着木下邦很有钱，即使帮了多少人她的财产也用不完。那是不了解实情，母亲花钱大手大脚，不知道的人认为不知她多有钱呢。赚来的钱全那么花出去了，店里财政非常困难。我到山打根以后，每逢母亲大笔的花钱，我总劝她只花一半就够了。大伙儿都背地说我坏话，说什么小气、吝啬什么的，
我在山打根住了五年，二十岁那年和母亲一起回到日本，亲戚给介绍了对象，结了婚。男家原来在萨摩藩当武士的，那时住在颌岛，我嫁过去住在颌岛，婆婆太厉害，呆不下去。那时我怀了孕，回二江生孩子，产后不想回婆家去了，就那样算离婚了。生下一个男孩子，送给城河原一家人家当养子。他头脑灵活，后来苦学进了东京的大学，从那儿毕业后在神户开业当律师，他也早死了。
把孩子送人后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又去了山打根，在母亲的店里管帐。那期间我与一个长崎出生的人相好，生下一个女儿，那人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没能和我结婚，那时生下的女儿就是岭生。
岭生六岁那年，我带着她临时回国，阿崎说她来照顾母亲，母亲也说由阿崎照顾好，所以我就托付她了。于是，我就把岭生寄养在她姑姑家，一个人到上海去当保姆，往她姑姑家寄一些生活费。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只回国两次。一次是岭生上女子学校，另一次是她结婚，女婿是学校当老师的。日本战败，我回到阔别二十年的祖国，现在我受女儿女婿的照顾，平安地打发日子。
说着说着，就不说我妈妈的事，光说我的私事了。阿崎跟我妈妈倒很合得来。我跟我妈倒生分了。所以有阿崎侍候着我母亲，她也死而无憾了。她去世前两三年，我给她写信去说：“母亲您年龄也大了，快回日本吧，这里有我和岭生呢。”她就是不肯答应。昭和三年她去世的那年新年，曾来信说五月回来，我真高兴，没想到她二月就去世了。不知她是因决定回日本的老家松了口气才死的，还是死期临近了才答应回到生她养她的地方，怀恋起老家来的。
你一定听阿崎讲过了，我母亲的墓在山打根。母亲为山打根的日本人在能看见海湾的地方建了一个公墓，自己的坟也修在那里。日本人的墓地平时很安静，到阴历七月十五孟兰盆节的时候，夜晚总有三、四十人提着灯笼去上坟，那景色可漂亮呢！
母亲的本意是想埋在自己建造的公墓里，这下子符合她的心愿了。可是住在日本的我们不能给扫墓，所以我们在二江也给她建了一个坟墓。这儿也有墓，您替阿崎给她上坟吗？母亲会高兴的。
秋天日短，黄昏已经来临了，要去上坟就得快些去啦，去之前先等一会儿，我再给你的茶续上点水。
我由阿作的女儿——阿邦的外孙女领着给阿邦上了坟。阿作本想自己带路去一趟的，无奈墓地在屋后的半山腰，并且天也黑了下来，岭生说怕阿作年纪大了，就拿着香和水桶给我在前边带路。
据说山打根的阿邦的墓是面向大海，建在山丘上的，她在故乡的墓也是正面对着早崎海峡悄然屹立的，从山打根带回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墓里。我小心翼翼地替阿崎婆烧了一炷香，从水桶里汲了水，往墓碑上浇，静静地合掌遥祝她的冥福。
扫完墓，我和因喝啤酒红了脸的佐野一起离开了木村家。在颠簸的公共汽车里，我不由得想起一天之中发生的事。
我虽然找见了阿作和岭生，最终也没探得一位经营妓院的女老板的独特心路历程。阿邦为什么小时候离开故乡二江去东京，经过什么波折之后给英国技术指导当了妾，过了四十岁之后为什么想到去北婆罗洲经营妓院，出于什么原因她对自己属下的妓女采取温情主义而与别的老板不同。本想打听这些的，但是紧要关节的事都没问，采访就结束了。
我就像是进了宝山没探着宝似的，只觉遗憾。另一方面，我又自己安慰自己。的确，在探索阿邦——妓院经营者的心路历程上我是失败了。阿作和岭生虽说是她的亲人，但毕竟不是她本人，她们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阿邦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呢？何况从中学老师的妻子和丈母娘那里能打听到这么多，已经很成功了。当初，四处打听几乎绝望，由于偶然遇见了佐野先生的学生，由她带路找到阿作母女这件事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收获吗？
我问了一下孩子气的女售票员，她告诉我还有去崎津的公共汽车。我打算告别佐野，回阿崎婆家去。我觉得佐野为我找人花费了一天宝贵的时间，为找一个毫无线索的人跑了那么大老远的路，我郑重地道了谢，把钱用纸包了送给他。可是佐野说：“我作为一个天草人对远方来客做了我应做的事。而且这次托了你的福，还遇上了多年不见的学生和木村老师。”最后也没拿我的谢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