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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男告诉过我，他的养母三田霜的墓就在公共汽车站旁边的小丘上，那儿能看见海。问了问路过的人，符合这墓地条件的是下津深江的南边和北边的墓地。没法子，我决定先在离车站近的北墓地找，爬上了被小雨浇湿的坡道。
丘上的坟墓有二、三百之多，各式各样，既有常见的石碑墓，也有基督教的带十字架的墓，还有不少墓没有碑只插一个木标。也不知是因为插上的木标朽烂了还是一开始人葬就无钱买本标，约有四分之一的墓没有任何标识，只放着几块石头压着墓，这一事实真让我受刺激。
秋雨缠绵的黄昏，在人迹罕至的墓地里，我既不孤单，也不害怕。不仅如此，对死者我感到十分亲切。我一个个地巡视墓标或石碑，拭去苔痕，扫去落叶，到处找三田霜的墓。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身后有人叫住我：“喂，你在找什么？”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被海风吹红了脸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站在公墓入口处，用一种怀疑的但不是盘问的眼神看着我。
我讲明原因后她告诉我：也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一个叫三田的女人每隔三天总要来扫一次墓，那三田家就住在对面南山上，从大阪搬回来的，是退休的电气技师。她还告诉我，这下田村姓三田的除了刚才讲的电气技师家外只还有另一家，住在山脚下海边。最后她说：“这下我就不担心了，我看你大雨天连伞也不打，有心事似地登坡上了墓地，左等右等也不见你下来，心里怪担心的，就来看看你。”
原来她认为我是要自杀的人，我只好苦笑着道谢，决定不再辨认墓标。就下坡到海边去访问那三田家了。阿霜投奔的三田家，生活穷困以致逼得她自杀，她的亲戚肯定不是对面山上那漂亮房屋的主人。又加上刚才人家介绍说那家人最近才从大阪搬回来，我推断他们肯定与阿霜没关系。只有海边的三田家才是我要找的。
离开墓地下了坡，就到了海边的三田家，它是用木板和镀锌铁皮造的棚户，真是一所破房子。我在门口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往里边看黑洞洞的。门口稍微亮一点，土地上左一只右一只地扔着孩子穿的帆布鞋。雨不停地下了起来，天也黑了下来，没办法我只好离开了好容易找到的阿霜亲人的家。
那天夜里，我住在下田温泉老字号的头等旅馆福本屋。服务员告诉我，福本屋的老板是女的，对下田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感到像是在茫茫大海找到了灯塔一样，连忙问她与阿霜有血缘关系的三田究竟是哪一家。于是，那女主人告诉我，有个人对过去的事知道得更清楚，比她年岁大多了，待明天早晨去问问。九点多我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来告诉我电气技师的三四家是阿霜的侄女儿。
那天仍然下着雨，我向旅馆借了把写着旅馆名的伞，攀着泥泞的坡道去三田家访问了。
阿霜的侄女阿繁正好不在家外出了。她肥胖的丈夫太吉在家。我告诉他我是阿霜朋友的女儿，他推说他没什么可说的，可还是高高兴兴地讲了他知道的关于阿霜与松男的情况——
我本不是这三田家的人，我过去姓里见，生于某县某郡，昭和九年成了阿繁的上门女婿后，才姓三田的。阿霜是阿繁的姑姑，是阿繁父亲三田一郎的三妹。
我听说过她有个姑姑，可是她那时远在婆罗洲，从未见过，所以把这事也就搁在脑后了。战争结束第二年的七月还是八月，这阿霜忽然回到下田来了。我们全都惊呆了。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一个一句日语都不会的松男。可能在船上没能吃上饱饭吧，两个人都饿得皮包骨似的，身上穿的衣服也破破烂烂的。
阿霜是十三、四岁离开下田的，事隔几十年才回来，回来那会儿好像有六十岁啦。所以阿霜的父母早死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世了，投靠的亲戚只能是没见过面的侄女外甥等小辈人了。我们三田家的聚在一起一商议，家家都很困难，没有一家肯出面照顾她母子俩的生活，结果是我们作为三田的本家来照顾他们。
因多两口人吃饭，那时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家也不富裕——我那时在发电站工作，从下田镇沿河向上走就到发电站了。发电站很小，建在河谷那儿，我们一家就住在那里。那时我还不到四十岁，工资低，有五个孩子，那年春天生的男孩还不到一岁，想买块白薯给孩子们吃吃，价钱贵得惊人。有的农户说：“你不拿衣服、香烟来以物换物，就不卖给你食物。”差点没饿死，我们生活都这样，也没办法照顾好阿霜姑姑。
你知道松男不是阿霜生的呀，我们起初不知道，以为松男是阿霜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后过了几天，阿霜说了实话，说他实际上是大江的某某人的孩子——对啦，对啦，就是你说的那大江的富美，你知道得很清楚呀！跟我们说了这事以后，阿霜又念叨说：“到了现在，人家也没义务来领孩子。”
阿霜和松男在我们家的时候，给农民地里干点活儿，当短工或照看孩子。阿霜说日语，可松男说英语和马来语挺流利的，日语还不及孩子们说得好，不能外出干活，所以帮我们照看三岁的幸子和刚生下来的波男。有时外出打短工。三岁的幸子对二十岁的松男说花草的名字，松男都听不懂。不过他们倒成了好朋友，可能她还教松男学会了几句日语。
农活呢——也谈不上什么农活儿，我家没有土地，战后粮食缺乏，我们把发电站附近的荒地开垦了一些，送肥、锄草什么的也让阿霜与松男干干。
阿霜在我家也就呆了一个月左右，那是九月十日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早晨起来之后，松男就用婴儿一样的说不全的日语说：“妈妈不在，上哪儿去了？”我没当回事儿，以为去摘花或去割草了。吃早饭的时候也没回来，以前没有这种事，这可太奇怪了。大家分头去找，结果松男找到了她。
阿霜吊死在发电站下坡的树枝上。那个发电站附近栽的多数树木是樱树，那是发电站建立时栽的樱树。春天开樱花，下田人都带着饭盒来赏樱。阿霜没在樱树上上吊，找了一棵粗柳树上了吊。
警察来了，用三轮脚踏车把尸体运走了，验尸结果推测她是头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死亡的。不知她为什么要厌世，你不认为她死得太早了吗？松男一直以为阿霜是他亲母，那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要是活下来，好日子还长着呢！葬礼一结束，松男说阿霜曾告诉过他，叫他去大江找生母富美，松男就乘着冒黑烟的木炭汽车去了大江。也不知他怎么用那蹩脚的日语打听的，总之，终于找到了生母。那以后一次也没有回来过。他们随身带的东西不多，我们用包袱皮包了给邮过去了，又过了两年他来扫墓时到我家坐坐，已有二十年没见了。是嘛，松男还挺健康，现在还住在大江呐！
后来我每过几年调一次工作，调到关西大阪，二、三年前退了休，用退职金盖了房又在下田住下了。战后电力不足，那会儿我所在的发电站全力运行。这时节，公司认为那么小的发电站没有用处了，那儿十几年前就成废墟了，我也没能去看看那些樱花树。阿霜上吊的柳树是不是依然枝叶茂盛也不清楚。
听他讲完，我又请太吉把阿霜墓的位置画了画，沿着昨天的小路去了墓地。按略图我找到了阿霜的墓，它在墓地中央稍高的地方，可以从那儿望见天草海滩。
这个墓很平凡，只刻着三田家之墓，怪不得一个人找不到呢。阿霜与她的一族人长眠于此。我把伞向旁边斜一点，绕到石碑后才在几行文字的最后找到“释妙乐·俗名三田霜，昭和二十一年九月十日寂，行年六十岁”这一条。
我在被秋雨濡湿的墓碑前合掌向着生前未能谋面的阿霜说起话来，我对她的感情与对阿崎婆的一样。——阿霜你带大的松男在大江过着和平的生活，你放心吧！你在北婆罗洲的朋友阿崎婆，她把我当她儿媳妇一样地疼爱，她生活虽然苦，可是身体还挺健康的，也请你祝福她吧。
三田家墓前供有两种野花——龙胆和另一种不知名的黄花，色彩十分鲜艳，好像刚刚插上一般。我看着野花，想起昨天那个女人说的话：“叫三田的那个女人，不知是不是阿霜的亲戚，她每三天来上一次坟。”心中对她家所存的恶感一下子就冰释了。
三田太吉家在阿霜死后再也没死过人，这样三田夫人阿繁每隔三天上一次坟献上的野花恐怕不一定是纪念早逝的父母，而是献给阿霜祈愿她冥福的。别人没强迫她，是她自愿给灵位献花的。从这种行为中我感到他们的一丝悔恨之情。当初三田家逼得阿霜自杀，经过二十多年，日本的物质生活大大丰富了，他们也开始反省过去的态度了吧。
我从墓地回到旅馆，付了帐，向主人道别，乘公共汽车沿下津深江川向上游进发。在原发电站车站下了车，因为我还想看看阿霜自己结束生命的地方。
汽车站附近只有一间小屋，没有人家。左侧是山，耸立着高高的断崖，右侧是下津深江川的低谷。从车站往河的下游方向看，可以在秋天枯黄的落叶树之间窥见瓦屋顶和电线杆，那一定是三田太古告诉我的发电站。我想找通向那里的路，但没有找到。
往下看，河滩地有一部分被开垦出来，稻穗已经黄了。我想总该有小路通向那里，就继续找。好容易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找到了被掩盖起来的小路。雨已经停了，天空已很晴朗了，但是草叶上沾满了雨滴，走在这条小路上的我，毛衣、长裤都沾湿了。
总算到了稻田边上，我不得不放弃去发电站的打算。几十米以外的发电站的屋顶，隔江可遥遥相望，但我眼前的桥只剩下生了锈的桥桩，桥连影子都没有了。当初这桥一定也很结实，但发电站被人们抛弃之后就再没有人过河了，桥板也风吹雨打地朽掉了。如果河里水少的话，我还能蹚过河去，因为昨天下雨，河水变成了混浊的茶褐色，河水也相当深，我不得不打消过河的念头。
我站在水边望着树丛里隐约可见的发电站废弃的屋子，凝神望着那边枝叶繁密的树木，樱树倒有几棵，但找不见摇曳的垂柳。
虽然我没能用眼睛看见它，但在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那棵高屋子不远的柳树。在距今二十多年前，一位老残的妓女在它的树枝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如今除了经常去扫墓的三田家人还记得她以外，谁还会记得她呢？那件事已经仿佛相当遥远了。可是那天夜里她在柳树下是何种心绪呢？在山坡墓地碑文中我们读到她的戒名是释妙乐，长期在海外卖身的生活和自杀的结局，取妙乐这个名字是何等的与现实不符呀。
如果说，富美这个患梅毒而死的女人代表了一部分海外日本妓女的命运，那么在海外生活四十五年后回到日本不到一个月就自杀的阿霜不也是海外日本妓女人生归途的典型吗？
我只不过了解了富美、阿霜的生涯，窥得老年妓女们生活实态的一鳞半爪。天草虽是个小岛，这里的村村镇镇、家家户户又有多少个富美和阿霜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在奔腾的下津深江川浊流前站了许久的我，终于回过神来决定回去，向河谷崖道进发，从秋草上不断流下冰凉的雨露湿透我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