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开始，他们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贝桑特博士的辉煌自治运动虽然确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但是推动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去接触农民的实际生活的，却是凯达的斗争。他们学会了怎样使自己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找到了适当的工作范围，他们牺牲的能力增加了。伐拉白在这次运动中发现很好，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我们可以根据去年（1924年——译者）的水灾救济活动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来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众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显得生动活泼了。农民们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次教训不可磨灭地印在公众的心中，即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们自己，依靠他们受苦和牺牲的能力。通过凯达的运动，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虽然我觉得非暴力抵抗的结束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庆幸的，凯达的农民却很欢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获得的成就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而且他们发现了摆脱疾苦的真实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是有十足理由高兴的。
然而凯达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内在意义，我们在以后几章中就会明白，他们是付出了代价才懂得那种意义的。
第二十六章 热中于团结
凯达的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的大战还在进行。这时已到了危急关头，总督邀请了各方面的领袖到德里去参加作战会议。我也受到敦促去参加会议，我已经说过，总督詹士福勋爵和我有着诚挚的关系。
我应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是有意见的，主要原因是象阿里弟兄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他们当时还在狱中。我只见过他们一两次，虽然我听见很多有关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很称赞他们的服务和他们的勇气。我那时还没有和哈金。萨希布发生什么密切的关系，但鲁德罗校长和丁纳班度。安德禄曾对我讲过很多称赞他的话。我在加尔各答的穆斯林联盟的办公处见过苏埃布。顾列希先生和克华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过接触。我正在寻求善良的穆斯林的友谊，渴望通过同他们的最纯洁和最爱国的代表们的接触来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无论他们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毫不勉强地跟着他们走，为的是要同他们有密切的接触。
远在我在南非的时候，就晓得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真正的友情。我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消除障碍求得团结。我秉性不喜欢用奉承或有损自尊心的方法去与人相处。然而我在南非的经验使我确信，我的不杀生的原则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问题上将要受到最严厉的考验，而且这个问题是我体验非暴力的原则的最广阔的天地。我现在还是这样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都感觉上帝在考验着我。
我既然抱着这样坚强的信念从南非回国，所以我很珍视和这两个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往来以前，他们却被隔离了。大毛位。穆罕默德。阿里在获得狱吏许可的时候，常常从贝都尔和金特华达给我写来长长的信，我申请到狱中去会见这两位兄弟，但是没有结果。
我被穆斯林朋友们邀请参加加尔各答穆斯林联盟的会议，是在阿里弟兄被捕入狱以后。我应他们的请求在大会上讲了话，讲的是穆斯林营救阿里弟兄出狱的责任。会后不久，这些朋友们便把我带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学院去。我在那里邀请未来的律师们为祖国服务。
接着我便和政府通讯，要求释放阿里弟兄。为了这个问题，我研究了这两个兄弟的观点和他们有关基拉法①的活动。我曾和穆斯林友人们讨论过。我觉得如果我要成为穆斯林的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应当尽可能帮助营救这两个弟兄出狱，并使基拉法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不想评论这个问题的绝对是非，只要他们的要求无损于道德。宗教信仰的问题则不同，每个人的信仰对他自己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上具有同样的信仰，那么世界上便会只有一个宗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觉穆斯林关于基拉法的要求不但不违背什么伦理原则，而且英国的首相已经承认穆斯林的要求是正当的。因此我觉得我应当尽力之所及，来帮助取得首相诺言的实现。首相的诺言讲的清清楚楚，因此可以说，若就是非问题来检查穆斯林的要求，只能满足我自己的良心。
①基拉法（Khilafat）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由土耳其王兼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的穆斯林已有拥护基拉法的要求，土耳其战败后，基拉法的权位有被剥夺之势。这在印度的穆斯林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于是有基拉法运动的兴起，要求战胜国之一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对此运动，曾积极加以支持。
朋友们和批评家们曾批评过我对于基拉法问题的态度。虽然如此，我觉得我并没有理由要去修改它，或者因为同穆斯林合作而感到遗憾。如果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还会采取同样的态度。
所以我动身去德里的时候，就打算把穆斯林这个问题向总督提出来。当时基拉法问题还没有具备后来的情况。
但是到德里以后，我参加会议的事，又遭到另一困难。安德禄提出关于我参加这次作战会议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他告诉我英国报纸上正在争论英国和意大利的秘密条约问题。如果英国和欧洲的另一个强国缔结了秘密条约，我怎么好去参加那个会议呢？安德禄先生这样问我。我对于这些条约，一无所知。但是丁纳班度。安德禄的话在我看来已经足够了。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詹士福勋爵，说明我对于参加这次会议有些踌躇。他请我去面谈这个问题。我同他和他的私人秘书马菲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结果我同意参加会议。总督的论点实质上就是这样：“你当然不相信，英国内阁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总督都知道。我不敢说，而且谁也不敢说，英国政府不会做错事情。但是如果你同意整个说来帝国是一个好的强国，如果你相信整个说来印度和英国的关系是对印度有利的，难道你不承认每一个印度公民有责任在帝国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它吗？我自己也看到英国报纸上关于秘密条约的消息。我可以向你作保证，除了报纸上所说的以外，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你知道这些报纸是常常造谣的。难道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你可以单凭报纸上的报道就拒绝帮助帝国了吗？等战争结束以后，你可以提出任何你愿意提出的道德问题并可以随意向我们挑战，但是今天不是时候。”
这番议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对我来说所以会是新的，是因为它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在这么一个时候提出来的，因此我便答应出席这次会议。至于穆斯林的要求，我要写一封信向总督提出来。
第二十七章 招兵运动
这样我就参加了会议。总督非常希望我支持关于招兵的决议。我请总督准许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语发言。他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建议我也用英语讲话。我本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受责任心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很多人因为我用印度斯坦语讲话而向我祝贺。他们说，据大家所记得的，在这种会议上讲印度斯坦语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大家的祝贺以及发现在总督主持的会议上我是第一个用印度斯坦语讲话的人，这件事伤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觉得惭愧而无以自容。在本国所举行的集会上，讨论的又是有关本国的事情，却不能用本国语言讲话，及至象我这样一个偶尔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语讲了话，竟被认为是一件可庆贺的事，这是多大的悲剧啊！这类事情促使我们想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变得多么低下了。
我在会议上所讲的那一句话，对我是意义重大的。我不能忘怀这次会议和我所支持的那个决议。在德里的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件事要做。我必须写一封信给总督。在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为政府和人民双方的利益着想，我有义务在信中说明我为什么参加和如何参加这次会议的，还要清楚说明人民期望于政府的是什么。
我在信中对于象罗卡曼尼亚。狄拉克和阿里兄弟这样的领袖没有得到邀请参加会议的事，表示遗憾，并且说明了在战争造成的形势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我要求总督准许我把这封信公开发表，他欣然同意了。
这封信必须送到西姆拉①去，因为会议结束之后，总督立刻就上那里去了。在我，这封信是极关重要的，通过邮局寄去耽误时间。我想要节省时间，可是又不愿随便派人送去。我想找一个妥实可靠的人带去，并亲自送到总督的住处。丁纳班度。安德禄和鲁德罗校长建议委托剑桥教会的爱尔兰牧师带去。他答应带去，如果能让他先看一看，并且他认为满意才行。我不反对，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私信。他看了，满意了，并且表示愿意办这件事。我要给他买一张二等火车票，但是他却推辞了，说他向来是坐二等半的。虽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了二等半的火车去了。他的简朴和率直的态度使我心服。这封信就这样由一个妥实的人带走了，我想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放心了，我的障碍扫除了。
①位于新德里西北的希马拉雅山麓，曾为英印政府的夏都。
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招幕新兵。除了在凯达以外，我能从哪里入手呢？除了我自己的同事以外，我能请谁先来应征呢？所以我一到纳提亚，便和伐拉白以及其他的朋友们商谈这件事情。有些人不容易接受这个建议，赞成的人又怕它不能实现。在政府与我想向他们呼吁的那个阶级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些人从政府官员那里所受过的痛苦经验，还是记忆犹新的。
然而他们还是赞成进行这件工作。可是我一开始进行的时候，马上就明白了。我的乐观主义受到了一个无情的打击。从前进行抗税运动的时候，人们很乐意把牛车免费给我们使用，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志愿人员的时候，便会来两个。现在连租用车子都租不到了，更不要说志愿人员了。然而我们并不灰心。我们决定不用车子，完全步行。这样，我们每日必须走二十英里左右。如果连车子都弄不到，要人们供给我们饮食，那就是妄想了。几乎不好去向人家要粮食。因此我们决定每一个志愿工作者的背包里必须自备干粮。幸而是在夏天，用不着带铺盖。
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举行集会。人们倒是参加，但是难得有一两人应征。“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你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的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呢？”他们常常拿这一类的问题来为难我们。
然而，我们坚持的工作逐渐收到了效果。报名的人很多，我们希望把第一批人送走以后，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应征。
我已开始同当地的专员商量应征者的住宿问题。
每一个分区的专员都仿照德里的办法举行会议。其中一次会议在古遮拉特举行，我的同事们和我都被请参加了。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地位不如在德里。在这种充满奴性的气氛里，我觉得非常不安。我作了一个相当长的发言�